【新唐人2013年5月6日訊】中國目前習稱「天朝」，當朝者也以秉承傳統文化為榮。且不說其政治生態如朝綱敗壞、政治腐敗、官吏驕奢淫佚，以及社會道德墮落等多項指標只能與歷史上王朝末世甚至亂世相比，就以諛臣諛士這兩項的數量而言，就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王朝末世。最近宋魯鄭以「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中國正迎來自信時代」，在各種諛文中力拔頭籌。

摀住眼睛看世界的奇文

宋文開篇就說：「今天的中國處於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有1840年以來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國是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這三個事實判斷，就構成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堅實基礎。」

自從習近平十八大上亮出「三個自信」以來，頌聲不絕，但宋魯鄭這篇文章的諂媚程度，以及罔顧事實方面，已經超過了所有已經發表的文章，獨佔鰲頭。

通觀宋文，中共統治主要有三大成績，一、在西方列強面前站起來了，中國現在不是鴉片吸食大國了；二是引用台灣文人李敖的結論：縱向比，今天的中國早就超越漢唐。三，比亞洲兩大強國日本與印度要強。

寫這等「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的文章，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傳。漢朝最強盛的漢武帝距今已2100餘年，唐代的鼎盛時期距今亦有1400多年，這兩個朝代在當時世界上的相對地位，其實遠非今日天朝可比。這種比較帶來的「進步感」，也只有宋魯鄭能夠在心中油然而生。

印度日本當中，印度較差一點，毛病不少，如飢餓、強姦等當然都存在。問題是：宋魯鄭有意忽略了中國的貧困人口其實超過印度，聯合國在《世界城市狀況報告2010-2011》中提到，2010年，中國居住在貧民窟裡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28.2%；印度為 28.1% 。 按人口絕對數計算，中國居住在貧民窟裡的人口為3.84億，印度為3.43億，中國比印度整整多出 4100萬。至於強姦（包括官員強姦幼女）這類現象在中國比比皆是，只是中國人對此司空見慣，很難為此激發全國性的抗議運動（政府也不允許抗議）。況且印度再糟糕，目前也還沒有出現中國那種遍佈全國的癌症村，沒有遭遇到中國人現在難以承受的土地污染、水污染與空氣污染；印度的政治精英也無需依靠食品特供來保證自己的食品安全與水安全。當然，印度政府也沒有中國那樣與軍費相侔的昂貴維穩支出。

中國的諛文很多，但不少還半睜著一隻眼睛看世界。宋魯鄭此文，可算是摀住眼睛看世界。



《求是》看重宋魯鄭文章的哪一點？

宋這篇諛文通篇全是瞎扯，《求是》雜誌社的編輯們再愚蠢，也沒還沒蠢到自己真相信它。《求是》雜誌真正看中的是宋文這段話：「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以領導權力的更替為例，中國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侷限，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 『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鑑。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 險、制定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這段話完全是赤裸裸地站在統治集團之立場言事。宋認為中國現行政治權力更替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卻罔顧中國現行政治已經完全拋棄傳統帝制下統治集者責任（皇帝家天下也是責任政治，皇帝是最終責任人）；政治倫理（統治集團與人民的關係是養雞取蛋）；儒家文化要求的敬天畏人（民意即天意，包括對自然的敬畏，擔心失去民意支持）。說它繼承了西方定期更替的優點，卻罔顧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奠基於民意之上，中國完全是統治集團內部黑箱操作，並無任何民意基礎。

站在統治集團立場上看，現行制度確實「優越」得不能再「優越」。其優越性之一是宋魯鄭提到的「定期更替」，宋未便說出的「定期更替」的真正好處，是指這種「定期更替」可以滿足統治集團高層的君王夢，即「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與其它類型的獨裁政治相比較，中國現行體制確實富有彈性。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之後，我曾在「中國茉莉何時才會綻放」一文中分析過：「在政治權力執掌方式上，突尼斯、埃及與中國有較大差異。突尼斯、埃及兩國是一黨獨大，在野黨的活動能量有限，有形式上的選舉但被最高統治者操縱，本.阿里統治了 23年之久；穆巴拉克在總統寶座上一坐長達30年，還有將總統大位傳給兒子的打算。中國是一黨專制，但最高統治者實行了代際更替，是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集體領導（即權力分享）的獨裁體制；相比較而言，中國這種權力共享的模式，使政治精英集團的內部矛盾低於權力獨佔型的突尼斯與埃及。」簡言之，統治集團最高領導層的定期更替，讓權力集團中的高層看到了希望，他們精密計算的結果是：保持現有共產黨壟斷權力的格局，他們離權力核心的距離遠比其他政治體制中要近得多。

第二大優越性，更是宋魯鄭絕對不肯明言的。那就是現行中國政治的專權如同皇權，但卻無須負任何政治責任。中國皇帝是家族責任制，皇帝核心家族必須為王朝傾覆買單，比如崇禎在政治軍事雙重失敗之後就得在煤山自縊。中共政治是無責任政治，統治集團內部實行利益分贓的潛規則。只要政治上忠於本利益集團，不管有多大的失政，不管如何將手伸向公共財，如何貪腐好色淫亂，副總理以上的人絕對無須付出政治代價，普通貪官也獲得寬待，自2007年以來貪官免死就是一例。

《求是》看重的就是宋魯鄭文章指鹿為馬的厚黑工夫，該雜誌登載此文，目的與趙高相同：附和者即黨的好同志，批駁者其心必異，屬於外人甚至異類。



習李新政，「新」在只有諛臣諛士

有人曾將士人（知識分子）分成數種，如唯利是圖的貪士、蠅營狗苟的鄙士、摧眉折腰的諂士等。宋魯鄭應該歸於哪一類，請讀者自作評判。我想說的是：胡溫當政之時，中國滿朝文武除了諂士諂臣之外，畢竟還有諫士諫臣，如於建嶸願意向皇上們陳明民生之艱，張木生願意談時局之危。自從習近平登基以來，新朝之上連諫臣的一席之地也不再有。在習近平持續表達對毛的崇敬與「文革」的偏好、邦交上以專制國家為友之時，伴隨他的卻全都是一些大而無當的諛詞頌語。難道這類諛臣諛士才是習心目中的「男兒」？

《荀子•臣道》篇曾提出，君王要區別「態臣」、「諫臣」與「聖臣」。鄧小平統治後期「聖臣」就已絕跡，只剩「諫臣」與「態臣」兩大類。「態臣」的特點是「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即「違道順上」之諛臣、佞臣。習李之政，如果只剩下諛臣諛士與為了各種目的獻上諛詞的「外國朋友」，這朝廷，將是一番什麼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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