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6日訊】【編者按】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也稱為普利策新聞獎，七、八十年代已經發展成為美國新聞界的一項最高榮譽獎。現在，不斷完善的評選制度已使普利策獎被視為全球性的一個獎項。

13年前，《華爾街日報》記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因報導受迫害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文章榮獲2001年普利策獎。

Ian Johnson曾在中國工作過7年，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法輪功是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最大的群眾運動。自鎮壓以來，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關押。他認為，法輪功是非政治，非暴力的一種精神運動，而法輪功問題亦突顯了中國政府政權的脆弱和易於崩潰。





《華爾街日報》記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因報導受迫害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文章榮獲2001年普利策獎。 （網頁截圖）

時至今日，正逢4.25事件週年，這一個在當時被中外媒體視為「中國上訪史上規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圓滿的上訪」的歷史紀念日。海外獨立媒體《看中國》對其中一些報導進行了編譯，回放13年前的今天，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

「李兄弟的愛心」

以下文字譯自Ian Johnson於2000年8月25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原文題目為「李兄弟的愛心」（Brother Li Love）。本文是其獲獎作品之一。原文很長，為方便讀者閱覽，以下譯文有刪節。

在一個朦朧的7月早晨，李國強（Li Guoqiang音）騎上自行車，駛向天安門廣場。

這時距離7月22日政府禁止法輪功周年還有兩星期。李先生知道很多外地的法輪功修煉者會到北京來抗議當局對法輪功的鎮壓，他計劃向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他今天來到廣場是為了偵察，看看是否有警察在那裡，特別是便衣警察，以便提供這些信息。

「這是我自己的主意」，他邊出發邊說，「每個人自己決定怎麼做最管用。這是我能做的。」他要騎上兩個小時，中間將會被外地來京的法輪大法修煉者尋求幫助的呼機聲打斷。

隨著鎮壓進入了第二年，很多人想知道法輪功是如何挺住了政府安全部門的窮追猛打。鎮壓中動用的穿制服的和便衣的安全人員數量，是自從11年前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所沒有見過的。

政府已經抓捕了所有已知的協調人和數千名普通煉功者。如果法輪大法只是偶爾出現的推動民主的持不同政見團體，那麼這種鎮壓武力早就把他們壓垮了。

但是，法輪大法不像北京當局想象的那樣。由志願者們非常鬆散的聯繫，法輪大法表現出了驚人的能力。

在過去一年中，李兄弟和其他人也學會了如何對付共產黨的安全機器，經驗告訴他們關掉手機，不用電子郵件，因為那些太容易被監視。

天安門廣場近在眼前了，這時，李兄弟的呼機響了。信息顯示說要給一個公共電話打過去，李兄弟把他的自行車停到路邊，走到一組公共電話前面。所有電話機都被佔用著。但經驗告訴他不能打開手機。不僅談話會被監聽，而且只要開機就會有危險。因為安全人員可以通過手機信號定位，並進行跟蹤。

終於，有一台公共電話空出來了，李兄弟撥通了電話。對方傳來了興奮的聲音，是一個從東北來京的法輪大法修煉者，想要找人幫助她向外界發送一封電子郵件。她稱自己姓陳。像許多剛來北京的法輪大法修煉者一樣，她是通過朋友的朋友聽說了李兄弟。李兄弟不認識她，但交談一段時間后，他料定她不是警察探子。他同意與她見面。

他說：「通常你能聽出來他們是真是假。他們能說出警察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能感到他們都很真誠。」

陳女士頭天晚上是在公園裡露宿，現在正需要住處。像很多在鎮壓后堅持修煉法輪大法的人一樣，陳女士被解僱了，沒什麼錢。大多數來京的法輪大法修煉者只有通過慷慨的同修的幫助才能在物價高昂的北京生存下來。

當李兄弟騎車經過天安門廣場北端的時候，在數千位其他的騎車人中，很難認出他來。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在那，在那」，他說，並在腦子裡記了下來。「警察在地下過街通道出口，到處都是。」

隨後，在返回的路上，李兄弟的呼機又響了，這次他找了一個從未用過的公共電話，擔心用同一個電話會被注意並被竊聽。

他掛斷電話，繼續趕路。現在他通過一個酒吧區，這是一條狹窄的街道，酒吧林立，晚上妓女和狂歡者會來到這裏。在他的心中，他所冒的風險是值得的，因為他的信仰與這種道德的淪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覺得他是恢復傳統理念的努力的一部分，而這種傳統理念已經被共產主義數十年對信仰的摧毀而破壞殆盡。

就在不久前，李先生對精神層面的問題沒有想太多，他為升遷和去國外商務旅行而努力，而這些在現代中國代表著成功。他在一家紡織廠做會計師，已婚，並有一個12歲的兒子。後來，去年年初，他聽說了法輪大法，開始了修煉，起初是出於好奇，但是後來熱情高漲。

去年10月，李兄弟忽然被迫做出選擇。出於擔心政府的壓力，他的單位領導們告訴他應該停止修煉。他說他的決定很簡單：他辭職了，從那以後，他的時間用在打零工和幫助其他法輪功修煉者上。

現在靠著每月從當地福利機構領取的相當於40美元的津貼生活，他說他用中國著名的格言提醒自己：「大隱隱於市。」因此，他現在把自己的生活減低到最簡單的衣物，只有一副遮擋烈日的太陽鏡是他的奢侈品。這裏呼機很便宜，打電話也便宜。他工作的時候買了手機，現在很少用。靠著妻子在工廠做文書的工資，一家人入不敷出。

他靜靜的說著，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著自己的信仰：「我們生活在一個糟糕的世界，這個世界需要相信做好事的好人。人生就是一個考驗，看你能不能做個好人。」

法輪功修煉者們認為撒謊是錯誤的，因此他們很少否認自己學法輪大法。很多人就是當警察簡單的問他們是否是煉功人時被抓走的。例如，這種情形很常見：那些花了最後一分錢來到北京抗議的法輪功修煉者們，就在離天安門咫尺之遙的地方，因警察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煉法輪功嗎」而失敗了。

這兩天，他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是否應該去天安門廣場抗議。在某些方面，法輪大法修煉者們躲避公安的一個關鍵武器是他們行動的隨機性。儘管在一些圍繞紀念日的時間，抗議活動會增加，但是被良知驅使，幾乎每天都有人到廣場抗議。現在，李兄弟的良知告訴他要去廣場，他說：「我感到我有責任讓政府知道它錯了。但是如果我留在監獄外面，可能會更有用。」

在他考慮如何選擇的時候，有一個因素是他沒有考慮的，那就是時機，但是他的意志是堅不可摧的。在兩天里，他將會去天安門，盤腿打坐，然後被投入監獄。或許在那裡呆15天，見證北京拘留所關滿數千名周年抗議的法輪功修煉者。他的妻子將會舉行絕食。他將會看到同一監牢的人被打得不省人事。7月下旬，他將會被釋放。

但是現在，他只知道，該輪到他來維護自己的信仰。在這個傍晚，蟬聲淹沒了一切，但是李兄弟的聲音在迴響。「你知道我的決定」，他說，「等我出來的時候，我會打電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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