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4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近期有港媒報導稱,中共3月人大會議前夕,胡錦濤在即將全退前,曾兩次行使國家主席職權簽署主席令,解封了中共內部的5項列作保密、防擴散的檔案。其中武裝攻擊中共黨政軍國家機關部門檔案的部分資料被披露出來。
五保密檔案被解密 部分武裝反抗中共資料被披露
香港《動向》雜志4月刊消息指,胡錦濤在全退前先后于今年2月28日和3月1日兩次簽署主席令解封了五項列作保密、防擴散檔案。即使已下令解密的檔案也並非向社會開放,仍設等級規定及解密內情程度範圍規定。
據報導,被解封的檔案包括從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以來至1982年12月底,中國各地自然災害造成人員傷亡、經濟財產損失情況統計的檔案;各地被公安司法部門在拘留審查、服刑勞改期間非正常死亡人員狀況的檔案;被黨政機關、企業單位拘禁、隔離審查期間非正常死亡人員狀況的檔案;黨政軍和國家絕密、機密、保密情報資料被盜、被外泄狀況的檔案;以及黨政軍國家機關部門(營地)及黨政軍、國家機關部門公職人員受到武裝暴力攻擊、襲擊和暗殺等事件檔案。
其中武裝暴力攻擊中共黨政軍機關部門檔案的部分資料內容被披露出來。
披露的資料顯示,從1949年10月1日至1982年12月底的33年期間發生的武裝攻擊、襲擊中共黨政軍、國家機關部門(營地)事件3,447宗(件);由地方反中共的集團、團夥發動攻擊、襲擊961宗(件);武裝暴力攻擊、襲擊黨政、國家機關、部門2,515宗(件);武裝暴力攻擊、襲擊軍事、國防系統(營地)315宗(件)。
據統計,在這些武裝攻擊、襲擊和暗殺黨政軍、國家機關部門的事件中,有103,412黨政、國家機關部門公職人員傷亡,其中死亡21,130多人;有28,538名軍事、國防系統軍方人員傷亡,其中死亡9,662人。而在死亡人員中,中共省部軍一級35人,地廳師一級216人,縣(局)團一級1,645人。
報導還披露了1949年10月1日至1982年12月底期間,中共中央黨政軍領導幹部遭武裝攻擊、襲擊和暗殺的概況。
資料顯示,針對毛澤東35宗、劉少奇12宗、周恩來17宗、朱德9宗、林彪8宗、鄧小平11宗、宋慶齡4宗、華國鋒三3宗、汪東興5宗、康生4宗、陳伯達2宗、葉劍英3宗、彭德懷4宗、胡耀邦2宗、萬里2宗、楊尚昆3宗、賀龍3宗、陳毅2宗。
這些暴力攻擊、襲擊及暗殺主要發生在中共首腦出巡視察訪問期間,出席大型集會和公開場合,乘坐車輛在行駛途中,下榻招待所或賓館內等。
有輿論認為,這其中既有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團體為反抗中共獨裁暴政而做出的武裝攻擊,也不排除有部分是中共內部不同的派系在權力斗爭白熱化的情況下為消滅政敵而搞出來的政治謀殺。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說明中共的獨裁統治其實一直都處在高度的危機與恐懼之中,其黑暗腐敗的本質從中也可見一斑。
民主人士談武裝革命
標題為《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與理論準備是和平轉型的基礎》的文章說,在中共當局不斷倒行逆施的殘酷現實面前,中國人民“被迫而唯一”的選擇就是革命。
文章指出,當前中國人仍然應該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去爭取和平轉型。但是,中國人民必須在心理和精神上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未來大規模的、和平的公民運動遭受到中共當局的暴力鎮壓,那么暴力反抗和革命必須是中國人民義不容辭的唯一抉擇,而以暴力自衛和起義去力爭獲得自由和尊嚴的權利是最基本的天賦人權之一,是不可被剝奪的。
文章否定了部分“改良派們”指望新上臺的“習李”能走蔣經國式的改革道路的幻想。文章分析了習近平的“新南巡”講話,認為習近平并非要拋棄中共的獨裁專制,而是想要做“捍衛中共極權統治的‘男兒’”。而習近平2013年1月28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更強調說:“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這是習近平“明確地向國際社會宣誓,中共絕不會放棄他們一黨獨裁的核心利益。”
文章指出,為了維護中共一黨獨裁的所謂“核心利益”,中共當權者在最後關頭動用武力鎮壓要求其下臺的大規模公民運動是必然的。那些“對此不做嚴肅認真、現實冷靜的應對思考”,而“僅以鴕鳥思維方式”盲目樂觀地“對中共當局報以極大善意”,以為中共絕對不敢武力鎮壓規模街頭運動的臆測和論斷,“會嚴重誤導中國大陸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公民運動,使得公民運動在面臨生死抉擇的決戰時刻選擇投降和逃跑,使得89年的悲劇重演。”
文章認為,中國的改革之路已死,千百萬民眾只有做好了戰鬥與犧牲的準備,抱著“不自由毋寧死”的信念,當中共當局暴力鎮壓時才會毅然決然進行暴力反抗和武裝起義,那時,中國的憲政民主大門才會被最勇敢的中國人徹底打開。
原北京大學教師、貴州師範學院法學院院長、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袁紅兵教授,也在《黃花崗》雜志第15期發表文章表示,中共在八九“六四”對和平情願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殺已經向歷史申明——它決不允許用任何方式改變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殘凶、最狡詐、最虛偽的極權政治”,也一再以其鐵血手段證明,它是“不會被人性所感動,也不會被道義力量說服”的。
袁紅兵表示,在“六 四”之後被徹底剝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的中共暴政,淪落到只能靠骯髒的物欲收買人心、維持專制的可憐境地。“它要全體中國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爛,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卻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但付出的代價是“當它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腐爛時,它自己首先腐爛了,而且腐爛到無可挽救的程度”。
袁紅兵在文章中分析認為,這個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無恥文人共同構成的黑幫集團,為了能夠繼續“利用國家權力,在受到專制法律保護的條件下,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并“繼續藏匿於暴政鐵幕之後,規避歷史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他們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於用一切方式強化其極權專制。
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對於中共權貴階層而言是自殺行為,因此他們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雖然中共內部也存在眾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敗的背景下,他們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