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7日訊】中緬兩國目前的狀態說明，一個民族的主體想要什麼，最後得到的就會是什麼，而且不可能只收穫花朵不收穫荊棘。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緬甸的民主化道路，一開頭設定的目標就不同。緬甸的反對派要求的是結束獨裁專制，實現民主化，20餘年間這個方向性目標一直未曾改變；而由中國政府推動並得到人民積極響應的經濟體制改革，於中共是種危機推進型改革，其目的是通過改革擺脫危機並為其專制統治注入新的生機，於人民是要改善生活。最後中共達到了目的，並兌現了鄧小平承諾的一半：少數人先富起來，大部分人成為「待富者」。



「蘇聯教訓」使中共加強構築專制鐵籬

「8888民主運動」之後，危機意識驅使緬甸軍政府做了一些漸進的政治改良。次年中國發生的「八九民主運動」，當然也讓中國政府看到了危機，但與緬甸軍政府對危機的反應完全不同，中共政府是加強修補專制鐵籬：

一是逐步強化黨的控制。在趙紫陽時期已經實施的政企分開，一律退回到「黨領導一切」。到胡錦濤執政時期，中國的外企、私企紛紛建立了黨支部，各級人大一把手由當地黨政一把手兼任。二是加強對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的控制，中國成為對互聯網監控技術最有「貢獻」的國家。三是加強意識形態教育，尤其是嚴控大學生的思想教育，以避免再次出現以學生為主體的1989年民主運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四點，即對西方民主的批判。這一批判在80年代鄧小平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遭到強烈抵制後，曾經暫時消停。到了胡溫時期，中共官方理論界先是稱，「中國已經建成了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繼而於2005年反對西方在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陰謀；再到2011 年3月吳邦國公開宣示「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最後演變成習近平堅決「不走西方邪路」的「三個自信」，以及對「文革」、「大躍進」、「反右」的肯定（「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應該說，中共政治上日趨保守反動，源自其道路選擇。它最初的改革動力就是為了挽救黨的統治。既然經濟改革使中共擺脫了毛式「文革」帶來的統治合法性危機，那麼，任何政治改革只會對中共的三個壟斷（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輿論）構成挑戰，只能對中共堅持一黨專制的核心利益產生威脅。因此，胡溫十年期間，既是政府腐敗日益嚴重，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再度動搖的時期，也是中共政治上日趨保守的時期。在江朱時期建立的維穩體制得到充分完善，秘密警察、線人制度成為中共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蘇共「亡黨亡國」的經驗教訓，更是成為中共時時念叨的經文。

如果說，緬甸軍政府自「8888民主運動」之後，應對危機的措施是逐步為緬甸實行民主化建構制度條件，如多黨制、制訂憲法、釋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最後得以「脫軍裝」的形式安全退出政壇，中共做的事情幾乎完全相反，除了死守一黨專制之外，不給民間社會留下任何空間。



「中國熱」幫助中共擺脫國際孤立困境

迫使緬甸軍政府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際社會的制裁孤立。但中國政府在過去20多年中，不僅成功地重返國際社會，還成了在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的大國。這一切得益於中國實行了「對外開放」，與國際社會建立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美國立刻宣佈對華實施經濟與軍事制裁。在聯合國大會上，美國提出，以公開投票方式，實施全球制裁中國。投票結果是213票贊同，23票棄權，2票反對。其中兩張反對票中就有巴基斯坦一票。巴基斯坦官方專家稱：「我們以昂貴代價換來了與中國的永久友誼，……那是一筆我們之間巨大深厚友誼的財富積累」。講求實際的日本，當時雖然追隨西方七國對北京實施制裁，凍結第三批政府貸款，停止雙方高層往來，但到1990年7月11日，就宣佈恢復對中國的政府貸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西方國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當時中國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鄧小平不愧為富有統治經驗的黨魁，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之後，再次將「改革開放」定為中國的發展大計。從此以後，跨國公司相繼登陸中國，並自覺承擔了為中國遊說本國政府的責任。比如，美國眾多跨國公司先是為中國遊說「最惠國待遇」；當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之後，則視中國需要，隨時遊說美國政府，希望實施各種有利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政策。

總之，中國用訂單外交穩住了歐盟，用援助與投資（資源外交）拉攏了非洲及一些拉美國家，用開放市場吸引了全球500家跨國公司中的大部分。這種與各國密切的經貿關係，決定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中國政府獲得的這種極為寬鬆的國際環境，無論是前蘇聯還是緬甸都無法相比。我在「對外開放30年：中國外資神話的幻滅」一文裡，對此有過詳細分析：「不是外資改變了中國的制度環境，而是外商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與中國政府官員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中國企業界的『政商結合』。不是外國『反華勢力』對中國成功地實行了『和平演變』，而是美國、歐盟等國學會了在謀求共同的經濟利益的基礎上與社會主義中國『和平共處』」。

國際文化幫閒為中國政府「貢獻」了一項「瑰寶」。美國高盛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發明的「北京共識」（2004年），成為中國新左派等文化幫閒鼓吹「中國模式」的理論先導，北京一度還夢想向外推出「中國模式」，用「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

在一些外國人預測中國將於2025年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之時，中共當然以為「紅色江山」可以永固，要求其實行斷送自身「核心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無從談起。

中國的政治反對運動難成氣候

1989年的六四運動未能為後來的中國反對運動留下思想遺產、組織及領導人這三種資源。本世紀初開始的維權活動，起點與主訴是維護經濟權利，方式是「脫敏化操作」（即不碰政治、六四、法輪功等一切敏感問題），這種以避險為手段的維權方式，最後結果是既未能避險，也限制了活動的高度。其間原因，當然首先與中共的殘酷打壓有關，更深層次的內部因素則只能留待參與者們自己思考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時期出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政治現象，即以部分「異議者」為主體的合作派、和解派。這些人成員重疊，分兵突進，某一時期的主訴是「與黨內改革派合作」，合作對象是數次口頭上表達要政治改革並嚮往普世價值的溫家寶總理；另一時期則以「政治和解」為主訴，並稱是學習波蘭經驗。其實，在波蘭、捷克與匈牙利這幾個民主化最成功的國家都實行了「除垢法」，並對共產黨統治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要求社會成員為當年的合作行為懺悔。對這些中歐國家的社會清理過程，中國的一些「異議人士」卻把它解釋成「和解」過程，其提出之時正值中共維穩經費超過軍費、專制高牆壘得越來越結實，民間反抗遭到的鎮壓越來越殘酷之際，反抗者莫說無法集結，就連呻吟（提出控訴）的資格都沒有。這些人在這時提出「和解」，並展示子虛烏有的「暴力革命」圖景，嚇唬全社會而非統治者，無非是要反抗者引頸就戳，這些反常識的知識「異議」者的出現並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主流甚至「精神領袖」，是將來研究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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