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3日訊】（四）
當一個國家完全處於「人治」狀態之中，整個社會必然呈現出的極度不正常、惡性無序和無法無天，社會黑暗，流氓專制，官商勾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權貴民賤，恃強凌弱，民怨沸騰高漲，官民對立尖銳，新舊矛盾激化，變革呼聲不斷，這是一種即將崩潰的跡象，說明這個社會到需要進行變革的時候了，如果社會各方都主動而明智參與的社會變革，無疑是一種和平、理性、積極和進步的文明動力和歷史意義。變革總是有風險的，但不變革社會就不會進步。然而，在中國變革總是阻力大於動力。為什麼在我們中國總有一些人一提到社會變革立馬就想到暴力革命？為什麼在我們中國依然還有相當一些人一提到革命就如此害怕呢？特別是吃著體制內飯的一些中國人，更加焦慮不安，而且膽顫心驚。
尤其是那些吃著體制內皇糧享著豐厚福利（百姓血汗錢）的奴才走狗專制幫腔的所謂改良派號稱什麼新保守主義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們整日違背良知違背民心民意揣摩算計著如何以科學理論美化包裝變相轉身來維護這個暴政邪惡、頑固兇殘和流氓十足的獨裁專制政權，並為其掛著羊肉賣狗肉換湯不換藥搜刮民脂民膏的欺詐和掠奪人民的邪惡本質開恩解說華麗振辭，假惺惺偽仁慈打著民族和國家的旗號，尤其是高舉著中國特色的「改革旗幟」，裝模作樣地高喊怪叫幾聲忠於憲法、忠於人民、忠於國家，以法治國，以及創造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諧自由、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福祉，不斷強調穩定的重要性來忽悠恐嚇人民，欺騙人民，而且不知羞恥的還裝著帶著一副善良慈悲的公民面孔和尊貴高尚的大儒形象，並在權貴集權的專橫跋扈暴政無遺的保駕護航下佔據強大的主導媒體，霸佔壟斷輿論的主導話語權，也就是所謂的似是而非的主流思想，強姦民意，扼殺真理，抹黑正義，進而分離民心，混淆是非，製造矛盾，達到其一小撮紅色權貴利益集團牢牢控制國家政權和剝奪人民財產和權利的別有噁心不可告人的長治久安的目的！
這些自稱「民主愛國」的犬儒文奴，總是擺著一副正人君子、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的士大夫模樣，總是變相找出一些冠冕堂皇振振有詞的紅色理論來迷惑和忽悠民眾，總是漠視良知正義的呼聲，總是不願站在真理、正義和人民一邊，總是未盡全力喚醒國人團結民主人士一起努力變革這個黑暗吃人、流氓邪惡的社會制度。尤其是在這個流氓政權飄搖欲墜的黎明前夜，他們依然這麼自私、固執、自信、無知、無恥和惡毒地為獨裁政權塗脂抹粉，粉飾太平和華麗轉身。更可悲的是，在這千載難逢的信息文明披露真相喚醒人心的歷史大變革時代，我們卻沒看到中國人（包括民主人士）眾志成城地行動起來，而是看到一些中國學者、教授和所謂的改革派人士、民主人士以及被豢養的「犬儒文妖」、「毛左五毛」的那種自以為是、個人英雄、利慾熏心、自私貪婪、卑鄙無恥、相互猜忌、相互排擠、相互殘殺、無知漠然、自作聰明、假仁假義、幸災樂禍、漁翁得利、鼠目寸光和助紂為虐，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呢？這都是因為中國人歷史文化的固有本質，都因為戰勝不了人性的弱點：慾望膨脹，自私貪婪，注重名利；因為都被洗腦了或奴役、犬儒和懦弱了，良心被狗吃了，有的甚至成為幫兇了，竭力為獨裁政權辯護。
當今中國，獨裁專制紅色權貴壓根就沒有想過進行改革，三十多年來總是變相不斷打著「改革」旗號忽悠民眾，欺騙國人，他們千方百計竭盡全力維護這種流氓邪惡黑暗吃人的獨裁專制制度，繼續搜刮民脂民膏，變本加厲，吸血壯大，甚至公然暴力搶劫，種種暴政血腥和鐵則事實證明，改革已死，民心絕望。歷史巨變前夜，人心思變時刻，中國已經到了徹底變革的時候了。真相浮出水面，人民初顯覺醒，歷史擺在面前，正義也擺在眼前，革命更迫在眉睫。自由在跳動，民主在閃耀，真理在呼籲，正義在咆哮。在億萬萬民心苦苦期盼的千呼萬喚中，在一次次被變相欺騙和精心忽悠中，在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改革與革命的賽跑中，改革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已經死了，中國需要的不是改革，中國的希望在於徹底變革（也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改革固然重要，但革命更革故鼎新。改革是改良的變相忽悠，只是當政者從上而下進行的。而革命是對一個違背人性的舊制度（死亡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構，需要人民的廣泛參與，需要從下而上的推動，是一場根本的社會變革。
正邪之戰是人類共同主題，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中國歷史性大變革即將來臨，相信這是一場歷史空前、人民必勝的民主大革命，鼓舞人民，振奮人心。革命不是動盪，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革命不一定意味著暴力，而暴力也不一定就是革命，但革命一定意味著對一個違背人性的舊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構。革命都將是客觀存在的。當某種專制制度已經衰朽，而又實在無法自我更新的時候，終究會出現一場民主革命，以除舊佈新，革故鼎新。
然而，為什麼居然還有相當眾多的中國人如此反對革命呢？甚至一些學者卻鐵定認為革命就是暴力，他們認為民間力量來主導的社會變革，流血的可能性比較大，暴力的可能性比較大，故他們把它稱為革命。這是一種絕對的愚民和奴才思想，純粹歪曲正義革命精神的那些所謂告別革命的文妖謬論和邪論，是站不住腳的自欺欺人、幼稚無知、膽怯懦弱、陳舊保守和犬儒文奴。事實上，當代中國社會的無數民眾和平上訪、理性申訴和正義抗暴事件無一不是在暴權流氓的陰謀血腥中精心設置、暴力阻攔、殘酷鎮壓和濫殺無辜，而非民眾主動暴力。以暴制暴，以毒攻毒，是暴權流氓的邪惡本質。
無數歷史證明，中國人害怕革命，無非是因為暴力重演歷史悲劇，因為是奴性文化，奴隸當慣變成自然了，長期邪靈的洗腦和魔化，任何人性、仁愛、道德、良知、正義和真理，任何自省或反思千古文明和當代中國的良知正義聲音都被壓抑，這種冷血和漠然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十幾億中國人都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就算有也不敢說出來，久而久之這種慣性思維也變成了腦殘，可怕的是這種腦殘並非沒有動力，而且只有觸及到個人的權益的時候，其爆發出來的力量是非常之驚人和不可思議的，這些就是前不久我們看到了「暴力搶劫」的愛國運動。根據我的這些年思想敲打和深刻認識，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沒有真正反思和覺醒過，大多數的只有觸及其個人利益，才有那一點的反思，這種反思表現卻只是在大危機的歷史背景中，尤其是這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尤其是獨裁專制禍亂中國的帶血GDP畸形經濟公然掠奪中，中國的奴民才有那麼一點的意識知道該反對專制了，而且還帶有僥倖不夠徹底，有的甚至還在迷戀，或走向極端暴力，甚以毛賊為榜樣。在此之前，得過且過是絕大多數人的態度是這樣的：中國現在挺好的，也比以前自由了。
絕大多數是什麼意思？這種絕大多數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可怕且又可悲的概念，就是想改變的人有再堅定的決心，哪怕是為理想和信仰捨身赴死，也不能震撼中國社會，改變這種邪惡制度！悲吧，就像郎咸平教授呼籲那樣：「哭吧，回家去盡情哭吧！」
為什麼中國進行變革會這麼難呢？一位網友在我的《黎明的呼聲》文章裡留言：原因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獨裁專制統治了一甲子，它對中國人民的精心洗腦和惡毒魔化，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能識穿和覺醒的。加上中國人自身的奴性文化，中國專制文化根深蒂固和長世不衰。而且說到底，這個國家沒有自由的基因，沒有精神靈魂，有的只是君臣父子這樣的奴性基因。所以，除了覺醒和吶喊，行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改變中國的希望。現實可行的辦法就是要有組織。這個組織，在外國叫做反對黨。在咱們這兒，不用說，那叫顛覆國家。雖然事實上並非如此，所以這樣的組織只能在人民不相信專制的時候才能產生，具體而言，就是經濟危機的時候。
這個網友無疑是一位覺醒的中國人。的確只有組織才能救中國，行動是夢想的基石，但一個強大組織的支撐需要源源不斷資金為後盾，這些在一個沒有民主法治和獨立經營企業家的當代中國社會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痴人說夢，所以，國內要建立一個能夠威懾和震撼這個邪惡政權的組織力量，其嚴酷現實惡劣環境的資源條件可想可知，中國民主之路的步履維艱和任重道遠，已經沉重和深刻地擺在中國人面前，如果沒有外力鼎助進而和平、理性轉型（這裡包括體制內有識之士、民主人士和民眾草根真誠互動和思想共識），那麼，等待中國的將是一場歷史空前、爆烈悲慘的暴力大革命，種種跡象預兆，中國正朝著這個方向邁步前進，這恐怕是勢不可擋、在所難免了。
在中國，這個世界獨具一格的特色國家裡，只有經濟危機才能觸及中國人的神經命脈，只有沒有活路了，人們才猛然醒悟和投身社會革命運動中去，要不然，怎麼暴力，怎麼鎮壓，怎麼屠殺，哪怕是被惡人強暴了，許多國人也覺得命賤如此，都震撼不了人心，都起不了作用，更不用說民主人士如何的搖旗吶喊和奮力抗爭，這些都統統震撼不了奴懦的中國人。這就是昏睡中的現實中國──一個自私、狂妄、狹隘、愚昧、無知、懦弱、內訌、冷血和殘忍的民族。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中國已經到了徹底全面崩潰的歷史時刻，災難浩劫和暴力血腥已經加速向中國大步逼近，在這關係到中國人生死的歷史關頭，衷心熱切希望更多的中國同胞能夠徹底反思自身文明和深刻認識當代中國的黑暗專制，能夠真正意識到是該到了十四億中國人一起努力為我們所處的這個滿目瘡痍、渾濁狹窄和即將崩潰的生存空間做些什麼了，就算是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積點德行吧。
（五）
一個國家歷經幾千年都無法擺脫專制的統治，都不能衝破專制的枷鎖，信息文明的今天依然如此，而且暴政空前、惡毒殘忍和慘無人道。中國無疑是一個漫長專制歷史輪迴的黑暗國家，讓所有的中國人都感到悲催和絕望。
遙遙華夏，茫茫神州，歷史讓人不忍細說。中國確鑿是一個不可思議神奇特色的國家，中國歷史說白了就是一部肆意踐踏蹂躪草芥庶民的歷史。中國人的命運就好像早已經鋪設好的一條惡龍的軌道，牽引著世世代代億億萬萬的中國人一步一步走下去，直至今天依然走不出歷史的宿命，而且深深地牢牢地攥住了苦苦掙扎的中國人，幾千年以來讓他們生死不起，無法掙脫，唯獨深深紮根在這片遼闊封閉古老沉重的土地上自欺欺人、自相殘殺和自得其樂。因此，任何懷有進行和平、理性的社會變革都是痴心妄想，只有不斷重演著「農民暴動」和「改朝換代」的歷史悲劇，這才是中國文明延展歷史輪迴的鐵則定律。
中國人並非沒有變革基因和造反精神，從史書記載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到神話小說《西遊記》裡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君權缺少神聖的光環。從秦始皇稱帝到清宣統退位這兩千年來歷史，改朝換代，江山易姓竟多達二十幾次，可見不能單純說我們中國人習慣於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至於毛澤東說宋江是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實在是皮毛之見。歷史證明，中國人具有天生的造反基因和革命精神，只是歷史上無數次農民暴動革命所帶來的災難深重和更加專制深深挫傷和刺痛了中國人的心魂，中國人接受皇權專制和對革命如此愛恨糾結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歷史是不斷向前邁進的，在人類社會科技不斷發展的信息文明的今天，當我們人人正處在分享信息帶給我們諸多便捷和快樂的時代，即便像當今中國這樣依然的沒有民主自由、沒有精神靈魂和沒有人權尊嚴的黑暗國家，也沒有一個人會願意通過暴力革命來變革社會，更沒有一個人能夠願意通過血腥手段來進行革命。但是，人權高一切，正義戰勝邪惡，民主是人心所向，自由是生命主體──「不自由，毋寧死！」，寧願尊嚴活著，絕不跪下求生！這是任何一個高貴生命的風骨和氣節。所以，當暴權流氓依然採取不惜一切手段扼殺和鎮壓公民正當權利的時候，當人民被恥辱和壓迫到絕活之路上，一場正義浩蕩的大革命暴動必然到來，這一切都由不得我們所有熱愛生命自由、民主和平的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中國正是處這樣的一個宏大悲歌的歷史背景，中國又回到了歷史拐點。
歷史已經給我們中國人無數次選擇和平理性走向民主憲政的機遇，從西周聯治時期到春秋戰國、楚漢之爭時期再到唐宋鼎盛時期最後到晚清民國時期輪落為專制復辟的近代中國，都沒有抓住歷史賦予中國人的絕好機會，現在又到了一個歷史機遇的關口，尤其是信息文明的偉大時代，我們中國人是否會把握住這個實現民主憲政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呢？
歷史一往無前，歷史照亮人前行。按理說，中國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發生農民暴動革命最多的國家，而且不斷重演著「改朝換代」的歷史大劇。然而，為什麼中國人會如此害怕革命呢？
歷史是沉重的。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都認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人。第一個統一中國的人，應該是西周的武王。因為武王推翻商朝之後，就對天下諸侯進行了分封。周王室是中央政府，而各諸侯國實行地方自治。用現代文明的觀點看，這是最好的統一方式。因為統一不等於集權，更不是專制，而分封也不是分裂，自治也不是獨立。各地是在西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以周禮作為維繫中央和地方關係的政治法律基礎。周王不行專制。所以統一不是只有中央集權這一種模式，而地方自治是一個大國必須具備的基本政治條件，是更好的統一方式。因此認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人，這種看法是對文明的曲解和對政治常識的無知。
遺憾和痛心的是，直到今天，還是有許多的中國人依然把秦始皇以暴力統一六國、建立高度大一統的由皇帝絕對專制的中央集權社會，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和人民的願望，是對中國歷史的重大貢獻，是歷史的重大進步，甚至把秦始皇當成英雄來歌頌。可是他們沒有去想一想，既然是偉大的進步，那麼，為什麼秦滅六國之後，中國沒有再出現像老子、孔子、孟子等等偉大的思想家？為什麼中國總是出現週期性的動亂而無法走出這個怪圈？為什麼中國人在秦朝社會生活得那麼痛苦？為什麼秦朝社會迅速天下大亂而向崩潰？（見蕭建生著的《中國文明的反思》）
蕭先生的一連串的「為什麼」已經足以給我們中國人的一個正確答案：暴力拯救不了中國，尤其是非正義的暴力革命！從秦滅六國到元滅宋再到紅色邪靈顛覆中華民國都是非正義的暴力革命，這種通過暴力殺戮實現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獨裁專制不具進步性，首先就是因為這些不具有正義性。我們知道，戰爭是人和人之間的互相殘殺，這當然是不好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過：「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孟子也說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行天下，不為也」（《孟子》）。還有孔子、墨子等思想家，無不反對戰爭，主張和平。不要認為這是書生之見，其實這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須具備的基本道德和做人的起碼要求，只有政治流氓、無賴才會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所以，沒有充分理由發動的戰爭，就不具備正義性。而秦國發動的戰爭，無論動機還是手段，都沒有正當的理由。
在春秋戰國之前，中國曾發生過兩次推翻舊王朝的戰爭。一次是商湯滅夏，一次是武王滅商。這兩次戰爭，歷史上稱之為「湯武革命」。這兩次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夏桀和商紂暴虐無道。所以湯、武起來推翻前朝的暴政，具有儒家所提倡的「弔民伐罪」的意義，這種戰爭是「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是正義的。
歷史上幾個重大轉折關頭，都逆轉了中國文明車輪，尤其是秦災六國、元災宋和紅色邪靈顛覆中華民國，這些都實行苛政暴政，都制定了思想、言論犯罪的法律，剝奪了人民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力，都是通過規模空前的暴力鎮壓、殺戮來統治國家和人民的。這些獨裁暴政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完全拋棄了中華原創文明、人道的統治方式，而專以強權和暴力進行野蠻統治和掠奪，對人民進行政治高壓和嚴密控制，以此強迫人民成為無智、無慾的馴服工具，使中國人的人權遭到嚴重的摧殘。特別是元明清的皇權登天、人權落地的黑暗政治與文明衰落（功勞最大就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實行大屠殺的政策，並發明了庭杖、文字獄、八股取士和物務統治，運用行政權力全面推行在南宋不為人歡迎的程朱理學，壓抑人性，摧殘青年和婦女兒童），使中國的文明卻一步步從世界文明的頂峰跌落下來，墜落到野蠻人的水平；尤其是半個多世紀來的西來邪靈紅色政權長期實行獨裁暴政、軍事管制、特色維穩、濫施刑罰、傷天害理和殘酷殺戮，其人權記錄是中國歷史上人權記錄最壞的朝代，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邪惡、最陰毒、最流氓、最殘忍和最沒人性的反人類政權。
應該說中國人對大一統集權獨裁專制的橫徵暴斂和殘酷屠殺的暴政是非常痛恨的，而且歷史上無數次民眾對專制暴政產生了極度的恐懼和反感，並進行大規模的強烈的反抗，然而為什麼中國人卻在漫長的歷史輪迴中默從和接受了專制制度呢？為什麼中國人又對農民起義的暴力革命如此的愛恨和糾結呢？
歷史的確讀起來讓人沉重，尤其是中國農民暴動革命史。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周王朝建立的分封自治制度，在中國實行了800多年，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制度給人民帶來了高度的自由，給社會帶來了繁榮。人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從而形成了悠久的歷史傳統。所以秦始皇消滅六國之後，要求建立分封自治制度，是當時社會人心所向。如果秦始皇順從潮流，順應民心，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民主政治，實現文明的創新，在當時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然而秦國暴力起家和歷史圖謀的邪惡本質，決定其暴政血腥之必然，從而逆轉了中國歷史車輪，開啟了中華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獨裁專制，這就是秦始皇對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是中國的悲劇和不幸。例如秦始皇統一六國不久，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討論國家的重大問題。會上，文武大臣和儒學博士淳于越等人，都要求實行分封制。結果遭到秦始皇的暴政和鎮壓。
焚書坑儒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有隕石落於東郡。石上刻有有一句預示吉凶的誹語：「始皇帝死而地分」。這一誹語顯然是一種民意的表達。可是秦始皇不但不因此反省自己，反而大肆追查。然查無結果，秦始皇只好將隕石周圍的居民全部誅殺，燔銷其石而了事（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橫徵暴斂和殘酷屠殺的暴政，使當時的民眾對皇權產生了極度的恐懼和反感，天怒人怨，人神共憤，舉國上下，竿地而起，整個國家到處都掀起農民抗暴革命的浪潮，在這一場全國性的正義呼聲和咆哮中人民進行強烈的反抗。從陳勝吳廣到項羽劉邦大規模抗暴中都感動了天下，「除暴政，承天意」就是順天意而為之，義正嚴詞，替天行道！暴政不除，天理難容！
秦始皇的暴政加速了秦國滅亡的步伐，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帝國就這樣埋葬在暴權專制和人心向背之中，這是歷史之必然。然而，為什麼經過秦末農民大革命之後，分封制沒有得到恢復，卻反而讓中央集權制度在後世逐步得到鞏固呢？為什麼中國人卻在楚漢之爭後接受皇權專制？以歷史的眼光，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我個人認為，蕭建生先生的分析是很客觀很到位的。下面我摘選部分過來，與大家分享。
第一，秦朝末年的農民大革命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在人民中培育了強烈的反革命情緒，他們對秦朝暴政的仇恨和革命熱情，在秦末的大革命中完全被化解了。這種強烈的反革命情緒導致他們對和平的極度渴望，對生活穩定的殷切期盼，在這樣的心態下，中國人終於放棄了對分封制度的追求，接受了皇權專制的事實。這就是中國「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革命和戰爭是暴力的行為，它造成的直接後果，是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血流成河，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空前的摧殘。秦末農民大革命，是中國當時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動亂，在此之前，只發生過2次改朝換代的全國性戰爭，一次是商湯推翻夏桀的戰爭，一次是周武王推翻商紂的戰爭。但這2次戰爭，第一是時間很短，規模不大，對人民的生活沒有大的影響，第二是湯武都是具有開明的政治理念的人，特別是周武王奪取政權後，迅速改變了商朝重死人不重活人的觀念，把對活人的尊重放到首位，因此才有了西周分封自治制度的產生。
在秦末戰爭就不同了，它不是六國貴族復辟分封制度的運動，而首先是一場的由被壓迫的農民反抗秦朝暴政的革命戰爭，秦朝推翻後，發生的楚漢戰爭則完全是項羽和劉邦為爭奪國家統治權而進行的戰爭。這場戰爭耗時8年之久，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對平民屠殺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這場戰爭是一群沒有文化的農民幹的，他們沒有開明的先進的政治理念，開始是反抗官府，後來以爭權奪利為目標，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歷史記載，經過秦末社會的大革命，到漢朝初年，全國人口銳減，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致「人相食，死者過半」，十室九空。當時物價飛漲，一擔米賣到一萬錢，連劉邦所乘坐的馬車，也配不齊4匹一樣顏色的馬，將相們只能坐牛車上班，整個社會一片殘破淒涼的景象。在生存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在反抗秦朝暴政中並發出來的巨大的革命熱情，迅速地消失了。革命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帶來的只是殺戮和極度貧窮。對一個快要被餓死或者快要被殺死的人來說，他需要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食物和安全。所以他們對生存和社會安定的強烈渴求中，對秦末農民革命極度厭惡，產生了強烈的反對情緒。
他們意識到，一個強盜來搶劫，總比許多強盜來搶劫要好。寧為太平犬，不當動亂人，雖然沒有個人的自由，但總還是有一口飯吃，能夠活命。長期的軍閥戰爭，搞得他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不堪忍受，不如接受皇帝一個人統治好。而春秋戰國的六國貴族此時也沒有能力反抗了。還有那些儒家的知識分子，此時也開始依附強權，謀取個人的前途，不想反抗了。因此皇帝專制制度在西漢初年的鞏固，是在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的共同妥協下實現的。人民群眾這種強烈的反革命情緒，是劉邦能夠建立皇帝專制制度的社會基礎，起碼劉邦讓社會安定了，不再打仗了，人民可以安心生產了。可是，人民中的反革命思潮使劉邦改朝換代、皇權專制得以實現。
第二，項羽的錯誤導致了社會的動亂，讓劉邦陰謀得逞。
項習不是一個具有皇帝專制思想的人。他領導秦末農民戰爭推翻秦朝之後，就順應民心，實行了分封自治制度，從而廢除了皇權，改變了中央集權的社會結構。當然項羽也可以不消滅秦朝，而是在保留子嬰皇位的前提下，弱化皇帝的權力，然後建立聯邦式的國家。但是由於秦朝的罪惡實在太大，難以得到民眾的諒解，所以當時消滅秦朝是大勢所趨。
但是，項羽在分封諸侯的同時，卻發生了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他沒有取消諸侯的軍權，沒有改變諸侯軍政合一的宗法世襲制度，沒有建立地方政權的執政官由百姓選舉和權力制衡的機制。也就是說，他只是單純的復古，沒有對國家的政治進行新的制度設計，沒有建立公平的政治競爭和市場競爭的機制。歷史的悲劇因此產生。
當時，中國的文明發展，正處於十字路口。它既可以向民主制度轉變，也可以向專制制度轉變。因為那時中國人還沒有被皇權奴化，還具有蓬勃向上的精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還關心國家政治，還有反抗的意志，還有人權觀念。所以，皇權在當時還沒有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還不能為人民所接受。當時的人們普遍還是相信，只有分封制度才符合人心。因為分封制度是一種地方自治制度，中一種比較符合人性的制度，是中國人當時比較能夠接受的一種制度。在分封自治制度下面，有人才、貿易和學術的競爭，有言論、思想、遷徙的自由，有私有財產的權利，人們還有機會來選擇自己居住的國家，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命運還可以由自己來掌握。如果項羽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具有超越時代的政治眼光，他就可以在分封制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而代之以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模式，從而扭轉中國走向皇帝集權專制的歷史車輪，而帶給中華民族的一個嶄新的社會。
可惜項羽不是政治家，他沒有現在的民主、共和政治的設計可以模仿，在秦朝滅亡、除舊布新的歷史關頭，為了順應民意，盡快讓國家恢復秩序，他只能按照西周社會的政治模式來設計他的國家。但他沒有剝奪掉這些諸侯王的軍權，反而容忍這些諸侯王發展軍事勢力，這就是對社會的穩定造成致命的威脅。加上他本人在用人上的錯誤，使很多有才能的人投向了劉邦，使他對諸侯王控制的能力越來越弱。結果，不但文明沒有進步，社會沒有穩定，經濟沒有發展，反而諸侯坐大，軍閥混戰，戰火再度燃起，天下再次大亂。項羽的政治實踐失敗了，並因此背上了千古罵名。歷史證明，在中國這個迷信「一山不能藏二虎」和「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思想的國家，暴力革命，特別是農民革命，根本沒有產生民主、共和制度的可能性，而只能導致專制的產生或者讓社會陷於動亂。
第三，冷水煮青蛙現象。
皇權之所以能夠最終在中國鞏固下來，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就像你把一隻青蛙放到滾燙的開水裡，這只青蛙就會迅速跳出水面，逃出險境。但如果你把一隻青蛙放在冷水裡，這只青蛙就會沒有警惕，而在鍋裡嬉戲。然後你慢慢將水加溫，這只青蛙也會慢慢適應水溫的上升，不會意識到面臨的危險。等到水溫上升到青蛙受不了的時候，它開始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危險，可是這時候它已經沒有跳出鐵鍋的力量了。這只青蛙就這樣被煮死了。
秦朝廢除封建制度而實行皇帝專制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是以雷厲風行的手段進行的，十分殘忍，就像把一隻青蛙丟到開水滾燙的鐵鍋裡，人民迅速意識到它的危險而將其推翻。可是劉邦卻是把人民丟到裝著冷水的鐵鍋慢慢煮，慢慢加熱，人民沒有意識到它的危險，慢慢適應了水溫的上升。等到人民意識到它的危險時，卻已經沒有能力跳出這個專制的鐵鍋了。專制的開水終於把人民煮死了。
劉邦比秦始皇聰明之處，就在於他實行的是「郡國並行」制，也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所謂的「一國兩制」，一部分地方實行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而另一部分地方實行分封制。對他自己能夠直接控制的地方，就實行郡縣制，派官管理。對那些在戰爭中有功的大臣，如韓信、韓王信、彭越、英布等到人，就封他們為諸侯王，以消除對立情緒，穩定社會。可是等到自己的地位穩固後，劉邦又迅速地誅殺了這些諸侯王，然後再封自己的劉姓子弟為諸侯王。
劉邦就是用這樣穩步推進的措施，逐步實現自己專制的目的，又不至於違反民意，造成社會動亂。後來，到了景帝、武帝時期，又慢慢削去同姓諸侯王的封地，逐步實現了中央集權的目的，到了這時，已經過去了幾代人，人民對分封制度已經逐漸淡亡了，沒有什麼印象了，已經逐步適應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了。加上漢武帝的刑法非常嚴厲，軍權高度集中，人民雖然有很多不滿，但是也沒有到無法生存的地步，還沒有到發展對這個社會進行拚命反抗的程度，使得這個專制制度能夠鞏固下來。
蕭先生的分析是客觀和精闢的，他無疑是一位具有思想遠見和歷史責任並值得中國人敬佩的學者，他的普世文明、國家胸懷、民族大志、知識淵博和思想智慧讓我們更加清晰全面瞭解中國歷史和深刻反思中國文明。只是有一點看法存在小小差異，就是對革命的理解，我個人認為，如果從歷史角度上一般來說革命是暴力行為，但信息文明的今天，這樣說法需要商榷。從現代文明去理解革命就是一種變革，是對一個違背人性的舊制度（死亡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構，需要人民的廣泛參與，需要從下而上的推動，是一場根本的社會變革。革命並非暴力，尤其是信息時代的民主革命。再說，「除暴正，承天意」順應民心，大勢所趨，天意不可違！因此，秦末農民大革命不僅是時代潮流，而且具有革命的正義性。遺憾的是項羽的自負和錯誤，讓劉邦這個流氓、地痞和癟三的鼠輩小人陰謀得逞，使中國皇帝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漢、唐時期，得到鞏固和強化，成為兩千多年以來中國曆朝歷代的政治制度，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歷史的確不忍細讀，每每細嚼慢嚥中國歷史，都不禁令人發自內心的慨然長嘆。歷史照亮人前行，邁著時代的步伐，追索華夏九州中華神州的前世今生，總覺得幾千年來的中國，幾乎都在蹣跚輪迴中前行，就好像一個永遠長不大難捨母乳的學步稚童，更好像一個暮靄風殘花甲之年的老朽，那孤殘、頑強和蹣跚腳步所到之處，總是慘無人道、冷血殘忍地踩著悲催無助、淒苦低賤的草芥庶民…… **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