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7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5月16日

中國共產黨的真實目標，而不說它官方宣布的目標(土地改革和民族解放)，只是部分體現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政黨的綱領。據我看來，中共不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在這方面，它倒的確是個新型的黨。過去十年的所作所為可以證實這一點。

這是個偽裝成無產階級政黨的典型的農民黨。它的領導人不管怎樣聲明，還是把農民和資產階級，而不是把無產階級，看成為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來掩飾自己的活動。

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慢慢地斷絕了歷史性的聯繫。

共產國際反對中共黨內農民思想的發展，反蘇主義、沙文主義以及親近資本主義的美國，來源於這種思想。以及高級術語（反“教條主義”、反“經驗主義者”等）偽裝起來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也是起因於此。

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共產國際以前留下的影響）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折中而成的奇怪的混合物。換句話說，中共領導人正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和小資產階級哲學，人為地捏在一起。

民族解放鬥爭使得中共客觀上成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中共必須站在土地革命的前頭指引這一革命過程。它理應站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立場上來做這椿事，而我卻目睹它在演變為社會革命黨類型的農民黨。

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是毛澤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策略。

任何自重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絕不會去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對付教條主義只有一個辦法：在反教條主義方面，作一個堅定的教條主義者。

我要說，毛澤東拿假愛國主義的，實際是民族主義的原則，來代替明確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原則，從而使黨從理論上解除武裝。的確，這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並不是什麼功跡，更不是什麼“適合中國現實的新型的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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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我都會收到一大堆大會材料。奧爾洛夫每晚都來幫我抄一些文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