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6日訊】 一個老古董的政體，固然缺少不了古董式的人物來撐門面。有微薄指出：申紀蘭——大躍進她贊成，人民公社她贊成，文革她贊成，鬥劉少奇她贊成，鬥鄧小平她贊成，否定大躍進她贊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贊成，否定文革她贊成，平反劉少奇她贊成，平反鄧小平她贊成。她活在世上就為了贊成。人大代表申紀蘭，唯一連任55年的全國人大代表，之所以能連任，就因為她贊成。

正因為這種緣故，據新華網報導：2012年10月23日，電影《申紀蘭》在西溝開機。申紀蘭系全國唯一1至12屆全國人大代表、勞動模範，是共產黨員優秀典範，是廣大黨員學習的楷模。電影將描述申紀蘭不同時期感人事蹟，穿插申紀蘭的家庭生活、成長經歷。陶玉玲、祝溪娟、高明、王慶祥等加盟該片。

這次兩會上，人大代表、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稱，申紀蘭非常了不起。「作為正廳級幹部，她保持了人民本色，誰能做得到？這是我們的驕傲和自豪。這就是我們理直氣壯的理由。」但有人指出，申紀蘭說自己是農民代表，實際上她曾是省婦聯主任，丈夫曾是城建局局長，一個孩子是交通局局長，一個孩子是糧食局局長。申紀蘭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註冊資本5千萬，2008年銷售6億，利潤7千萬。汶川地震時，億萬代表申紀蘭捐出了「一生積蓄」1萬元，翌年被評為道德楷模。

如此說來，申大媽應是老古董而不只是中共用來裝飾門面的花瓶，是實實在在的中共政權的典範和象徵，確實也代表了被矇騙的國民。而這一年一屆的兩會，申大媽都作為古董級的新聞人物隆重出場，申大媽確實並沒有作秀，而是緊跟時代步伐，追隨大好形勢，只說形勢所需要的話，只做形勢所需要的事。這形勢是什麼？就是政府，也無論這個政府是好政府還是壞政府，是由賢人主持的政府還是由流氓把持的政府，只要是幫政府說話，尤其是只說當朝政府最喜歡聽的話，就一定會永遠不吃虧，而且還會撿到大便宜。實際上，這個政府也確實就從來沒有虧待過象申大媽這樣的人，比如申大媽可以連續半個多世紀地做全國人大代表，還可以成為當今中國的億萬富豪，而且還是官場永遠不倒的常青樹。由此，我認為有必要對中共的政治制度做一番比較深入地分析：

一、黨的最高領導人其實就是國王，權力也是至高無上的。

11 世紀下半葉諾曼人的征服影響並加快了英國的封建化進程，其結果是形成了英國與歐洲大陸不同的王權和貴族制度。英國在封建化過程中君主制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其集中程度較高，能夠有效地遏制貴族分裂割據勢力。歐洲大陸國家在封建化過程中建立的領主制度是層層分封的，有所謂「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之說。而諾曼人在英國建立的領主制，不僅要求諸侯對國王盡封臣義務，而且要求諸侯的封臣——騎士也要對國王盡封臣的義務，這使一切封建主都同國王之間建立起直接的依附關係。

由於現行《憲法》規定：中共領導一切，所以，中共的總書記就成為名符其實的國王了。比如歷屆黨總書記對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的擔任。雖然在鄧小平手裡，鄧由於年事已高，也許也礙於情面，沒有公開掛名擔任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務。可由於《憲法》規定，黨指揮槍的緣故，中共一向認為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鐵定真理，所以，聰明的鄧雖然可以不掛虛名擔任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務，但只要把槍桿子牢牢握在手，只僅僅擔任軍委主席的職務就足夠了。

實際上，後來的實踐也充分證明鄧小平確實是完全正確的。也就說，正是因為他擔任最高軍事領導人的緣故，他就可以罷免正在幹得火熱的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並動員軍隊鎮壓八九學運，還可以在六四血洗之後免去趙紫陽的黨的總書記職務，之後又直接提拔江澤民上台，還欽定江的接班人為胡錦濤。其實在鄧時代，鄧小平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的國王。誰又能否認得了這種事實呢？

當然，作為後來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並把黨政軍最高大權集於一身的江澤民、胡錦濤，也包括習近平，實際也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的國王。不過這種國王，由於黨權貴體系的制約，當不斷著重強調集體領導時，尤其伴隨著新權貴階層無限延伸與日益繁多，所謂國王的權威只能有所遞減並平民化罷了。

正是由於此種王權體制的嚴重束縛，凡在此體制內的所有官員，無論屬於哪一方面的，只要在屬於自己所管理的線上，上級對下級的權限都是無限的，形同該行業領域內的國王。下級必須只有給上級做奴才和幫兇才能站穩腳跟，並還能夠獲得陞遷的機會，否則，就絕不會得到上級的重用或垂青。關於在這一方面，沒有絲毫野心，實際也根本沒有水平的申紀蘭大媽，無形中都全面做到位了。所以，她便成為中共官場的常青樹，至死都屹立不倒。

二、人民對中共中央依附關係的強度和硬度究竟有多大？

英國的城市多數在國王的領地內，他們一般都以金錢贖買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權。這種情況使得城市和市民也與王權建立起依附關係，而與封建主較少有直接的矛盾衝突。

在中國，任何自治的城市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就不存在用金錢贖買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權。一切都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全國千篇一律都是一樣的體制，中央與地方各級體制完全融為一體。中央要怎樣地方就怎樣，各級地方都是中央的肢體。中央是頭，地方是身材和四肢等。比如中央要求實行整風了，全國都在整風運動中；中央要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全國都在大鳴大放中；中央要求反右了，全國都在反右運動中；中央號召建設人民公社了，地方全都進入到人民公社的建設中；中央提出大煉鋼鐵了，畝產放衛星了，全國都在大煉鋼鐵，畝產放衛星中，等等等等，真是數不勝數，可笑而又荒唐至極。一切都僅僅憑藉毛皇帝的感覺和義氣用事，真正想怎樣就怎樣，任何下級把其根本沒有絲毫辦法。

這種體制直到演變到今日時代，雖然由於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經驗，也畢竟不再會出現如毛澤東式的偉大領袖了。所以，才不得不強調集體的領導，實際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必然發展趨勢，不是你想強調就能夠強調的，使這種體制逐步走向了理性和成熟，超乎尋常的如毛澤東的瘋癲舉動再不會在全國出現了。可這種體制根深蒂固所攜帶的這種原教旨的惡習與天性還仍然極為濃厚地存在著，附著在中共每一位官員及其黨國領導人身上。所以，從細微處觀察，這種體制還依然經常有意無意地重蹈著毛澤東的隨心所欲與頤指氣使的反常思維與冒失行動。由此可知，下級及其全國人民對中共中央依附關係的強度和硬度究竟有多大了。申紀蘭作為這種制度的一顆螺絲釘，肯定只能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只為這個體制的運轉赤膽忠心地服務。

三、中共的司法制度只是為黨官的不法行為做辯護，並一絲不苟地忠實服務。

英國在封建化過程中建立的司法制度，起到排斥地方的封建割據勢力的作用。通過這種司法制度，每個自由人（包括騎士及中小封建主、自由農民、市民）在與封建主的矛盾衝突中，只要繳納一定費用就可把自己的案件由領主法院轉移到王室法院。這一切都加強了王權的中央集權。

在這一方面，中共做得很簡便，因為在中國根本不存在任何地方割據勢力，所以地方法院實際就代表上級法院，地方法院審理歪曲的案件，上級法院基本都會認可並維持原判。所謂的社會主義特色的上訪制度，只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凡是參與過中國上訪的人都知道，上訪其實就是從狼口向虎口的轉移，讓自己更進一步地自殺或自殘。由於近些年來上訪的人越積越多，對中共政權產生了直接的威脅，這次兩會上，竟然有代表建言取消這種制度，這無疑只是為了這種殭屍制度的自保而已。

所以，在中國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中國絕不可能有或產生與中央可以背離的任何地方的封建割據勢力。即便有，也會立即被消滅於萌芽狀態。

四、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貴族階層。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貴族一直是封閉的力量，是封建生產關係的代表。英國的貴族制度與大陸國家不同，是一種開放性的貴族制度。在諾曼人征服後的英國，每一個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不管其出身，如果年收入不低於20英鎊，就有權甚至有義務接受騎士稱號加入貴族階級。這樣，英國的貴族成為一個開放的階級，隨時有其他等級的人補充進來。隨著城市的興起和商業貿易的發展，商品貨幣關係較早滲入農村，並把廣大封建主，特別是中小封建主吸引到羊毛與糧食貿易活動中來。由於貴族階級與市場的聯繫日益密切，他們不僅與市民和自由農民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在觀念與生活習俗上也與市民和自由農民有了更加接近。因此，英國的大多數貴族與平民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等級界線。對英國貴族制度的這一特徵，托克維爾就曾說過：「英國是真正將種姓制度摧毀而非改頭換面的唯一國家。在英國，貴族和平民共同從事同樣的事務，選擇同樣的職業，而更有意義的是，貴族與平民間的通婚。最大的領主的女兒在那裡已能夠嫁給新人，而不覺得有失體面。」只有極少數大貴族（諸侯、主教、修道院長）才形成封閉的封建貴族集團，這個集團仍以封建的方式經營土地，與市場很少聯繫。

這種貴族階層，在中共統治下根本不可能產生，因為沒有絲毫供其可以產生的土壤。這是因為，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之下，雖然在官銜和職位上也有等級劃分，但在毛澤東皇帝的眼裡，除了自己看得順眼並信得過的人除外，其餘任何人一律都是平等的，比如毛澤東可以把當時正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打趴下，並徹底整死。也可以把陳有貴式的淳樸農民虛提為國務院的副總理。也包括連續12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申紀蘭，都是類似的典型案例。如此說來，這屬於中國的貴族階層就絕不可能在中共領導下產生並發展起來。

直到今天，雖然堅持鄧小平的權貴資本主義路線讓很多與各級官員尤其是與當朝權貴靠得近的人發了大財，但只是發了大財而已，生活可以無盡奢華排場，且非常豐盛充盈，但在人格尊嚴上，在上級面前，依然處於奴才的身份和地位上。也就是說，古代中國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今則成為「黨要你富有，你就富有，黨不要你富有，你也絕不可能富有；黨要你高昇，你必定高昇，黨不要你高昇，你也絕不可能高昇」。而這個黨又是誰呢？不就是黨的一把手以及黨的各級一把手們。難怪毛澤東之孫毛新宇，在得到胡錦濤欽定後，既可以當代表又可以當將軍的，這固然再次充分說明，在中國辦任何事情，只有黨的領導人才能說話算數，至於其他任何人，或者位置稍次的，與黨的最高領導人比較起來，其說法可能都等於放屁，沒有絲毫實際意義。也許也有用處，在官僚體制裡的平級和下級的眼裡，一般上級也能基本上說話算話。當然不是面對人民群眾的任何假大空的發言了。

五、在目前中國，依然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有效監督制約得了任何級別黨權的胡作非為。

由於以上四種原因的分析，在目前的中國，依然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監督制約得了任何級別的黨權。如英國式的各類矛盾和衝突就絕不會在今日的中國土地上有所發生。比如：諾曼人征服英國後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使社會矛盾衝突集中表現為王權與社會各階級之間的政治鬥爭。12世紀末13世紀初，英國國王的內外政策激起社會普遍的不滿與反對。1215年春，諸侯在騎士與市民的支持下發動了反對國王的戰爭，並於1215年6月15日強迫國王簽署了《大憲章》。

《大憲章》在確認教會、貴族的各項自由權利的同時，也確認了包括自由農民、市民在內的英國人所享有的一些自由權利，如住宅、財產不受國王及其官吏侵犯的權利，遺產繼承權，非依法不得逮捕、監禁、剝奪財產與法律保護的權利；保證城市已有的各種權利；允許外國商人在英國自由貿易等。更為重要的是「大憲章」對王權的限制。憲章規定：國王不經公意許可，不得向人民增加任何稅收；由男爵中選舉25人監督王權，維護「大憲章」不受國王及其官吏的破壞，一旦國王違犯憲章的規定並不聽諫阻，則他們可以聯合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和手段迫使國王改正錯誤。「大憲章」是西歐封建社會中第一個限制王權的憲法性文件，它開創了英國以至西方依法限制王權（行政權）的傳統。

很明顯，在目前的中國，其核心和根本的問題就是如何才能強力高效監督制約黨權的非法作為，正是由於沒有以上制約力量存在的基礎和土壤，所以，就根本產生不了如「大憲章」的東西出來，而真正用於監督制約無處不氾濫成災，且禍國殃民至深的任何黨權了。

雖然中共在建國初期，象徵性地自己給自己制定了一部《憲法》，但這部《憲法》，自產生後，伴隨著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變化不斷被修改刪節，就彷彿泥巴，僅僅憑著其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任意把玩。那麼，這種《憲法》，能與英國當時所產生的《大憲章》相提並論嗎？當然，更不可能奢談還為之也設立監督其貫徹落實的屬於真正人民代表的強力監督部門了。

尤其是議會，這在目前的中國有可能出現嗎？中共「兩會」再次召開了，還是按照原來的格調和步伐，僅僅通過這種會議形式，把中共十八大的既定成果向世人宣佈一下。如英國當時的等級議會的功能和作用，在中共任何會議上絕不可能產生。

當下的中國，雖然中共已執政半個多世紀，可是佔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由於在中共黨的寡頭壟斷和專制統治下，全民都處於被矇騙愚昧的狀態，全民都只能做黨奴、順民、幫兇或走狗的份，那麼如申大媽式的人，實在太多了，但如申大媽一樣幸運的人，卻屈指可數，這也正是當下中國發展與進步之所以步履艱難的根本原因所在。目前的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是無限的，根本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完全可以為所欲為，胡作非為。由於黨權至上，黨權高於憲法和法律，所以沒有任何民主、民權、法治和憲政可言。人大和政協只不過是黨用來愚弄人民的工具而已，每年的「兩會」完全是在揮霍億萬稅民被搶劫的稅金。

註：關於英帝國的研究，一律引自徐大同著《西方政治思想史》。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