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1日訊】【導讀】30多年前，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工農再教育」的號召，在中華大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全國當時有1700多萬知青到農村插隊鍛煉。今天的老知青，一定還記得福建省有個小學教師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後來促成調整知青政策的信，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千百萬知青的命運和生活軌跡，這位寫信人就是當年向毛澤東「告御狀」而紅極一時的人物— 李慶霖。

李慶霖在長達2000字的信中陳述了上山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

李慶霖寫給毛澤東的信



尊敬的毛xx：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里，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后，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晒乾揚凈后，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xx：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后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xx：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這封主要目的是 「告御狀」的信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的困苦狀況:

　　

一、缺糧: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晒乾揚凈后，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 那時候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口糧實行平均主義分配方式，農民人均分多少，知青也應當分多少。福建省屬於好一點的地方，基本不遭災，可以想象，當地農民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每年人均一百多斤干稻穀，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過得是怎樣忍飢挨餓的生活。

　　

二、缺錢: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

　　

———按照後來農業部的統計數字，當時全國幾億農民其中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在這樣的生產水平下，自然是一分錢分紅也拿不到的，不教你倒貼都算不錯了。知青下鄉兩三年就受不了，叫苦連天。那麼幾億農民長達幾十年都一分錢不掙，又向誰去叫苦呢?

　　

三、走後門成風 腐敗橫行: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當時是1972年，經歷了中共建政后長達23年的各種政治運動，甚至號稱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幹部的腐敗狀況並不見有多少減緩，農村中得勢的依然是“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老百姓只能“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這和今天的社會狀況何其相似乃爾!

　　

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只能是:

　　

1.所謂“毛澤東時代無腐敗”是徹頭徹尾的神話。

　　

2.政治運動，文革並不能夠根除腐敗。

　　

3.今天的腐敗來自於毛澤東時代的一脈相承。

　　

不改革一些至今仍在實行的毛澤東時代制度，腐敗就是中國永遠的夢魘!!

【作者介紹】李慶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縣某中學校長，1957年被划為右派，受到降職降薪處分，被分配到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學任教。1972年冒險寫信給毛澤東「告御狀」。成為中央高層調整知識青年政策、補助生活困難、改善供應，對迫害知青的地方幹部嚴厲整肅的一個契機。不久被譽為反潮流英雄；因為這封信，毛澤東死後，1979年被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8年減為10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獄。2004年2月逝世。

　　

文章來源：《真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