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5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卷二
第六章 一九六七•道縣•大屠殺前夕
前文說過，筆者這次道縣採訪是一次天時、地利、人和差一點而不可得的機遇，其時恰逢地區處遺工作組一千三百余名幹部（其中近一半在道縣）經過兩年工作，面上的任務基本完成，正進入最後的總結彙報階段。來得早了，面上的工作還在調查處理階段，各種書面材料還沒匯總起來；來得遲了，這些材料就已成為絕密文件封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錯過這個機會，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難獲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資料。
我們是打著採訪處遺工作組成績的旗號去的，而且採訪的初衷也確實如此，所以採訪開始得較為順利。也許一開始我們把困難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當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交給我們時，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這麼多珍貴的資料就這樣輕而易舉地交給了我們，毫無戲劇性和傳奇色彩，這，大大出乎意料。這是數以百計的人兩年的心血結晶。正是它們使得蒙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上的層層迷霧在我們眼前慢慢飄散。除了一些細節還需我們去做深入細緻的採訪外，整個事件的輪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誠摯的謝意外，我們實在沒有別的感謝方式，不過，有一點可以向他們保證，他們做的和我們做的都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整個民族。
應當說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發展，除了深刻的歷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獨特的契機和自身的原因。那麼道縣文革殺人的起因是什麼呢？讓我們尋著歷史的蛛絲馬跡，一起回到當年去親歷一番吧。這樣，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收穫。
以下內容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一九八四-一九八六年處遺工作組的材料；
二、一九八六道縣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的材料；
三、我們的採訪；
四、部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重要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
一九六七年整個中國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進入七月以來，隨著大自然的氣溫不斷升高，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也達到了沸點，所暴發的精神力量足夠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消化好幾個世紀。七月十八日，中南海內組織了批判劉、鄧、陶夫婦大會，抄了劉少奇的家。七月十九日，彭德懷受到了殘酷批鬥七月二十日，武漢發生了所謂「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兩報一刊公開提出「文攻武衛」口號，各地武鬥加劇。八月五日，劉、鄧、陶夫婦分別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判大會。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毛澤東一年前寫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並配發社論《炮打資產階級階級司令部》。八月七日，公安部長謝富治提出「砸爛公檢法」。八月九日，林彪提出「現在革命是革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號召「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這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令，通過「紅色電波」，織成一張密網，籠罩著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籠罩著湘南邊陲的這個小縣城。街頭巷尾觸目儘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道縣出現了兩派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革聯主要是由青年學生、青年教師、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份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面較高，以往遭際不平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勢力較大，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們中大多數人「根正苗紅」，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的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斗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有理」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這裏所說的現實當權者主要是指縣人民武裝部。縣一級人民武裝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地方部隊的基礎組織，條條上（軍隊系統）歸軍分區管轄，塊塊上（武裝部所在地）受縣委領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既是軍人又是地方幹部。比如說，當時道縣武裝部部長崔保樹、政委劉世斌同時又兼任中共道縣縣委會常務委員。自從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全國變相進入「軍管」， 道縣以人武部門為核心成立了人武幹部、革命群眾組織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結合的縣、區、社三級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簡稱抓促小組），道縣武裝部成為現實當權者。
紅聯叫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做「紅老保」。
兩派在縣城裡相互攻擊指責，時有小規模的武力衝突。為了打垮對方，都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道縣的氣候素有「四時皆夏，一雨成秋」之說，即冬天不冷，夏天不熱，一下雨就涼快。可是據一些老人回憶，這一年的天有些古怪，進入八月以來，天總是陰著，不見晴，也很少下雨，悶熱難擋。他們說：「老天爺也曉得要出事了！」
道縣人有創作順口溜的傳統，對於文革「殺人風」也寫了一首：
八•五會議信號彈；
八•八搶槍導火線；
下壩大隊開殺戒；
喜鵲鄭家點烈焰。
既然如此，我們就從「八•五會議」寫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至五日，道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召開全縣各區抓促小組負責人緊急會議。這次會議有些人說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產的動員大會；而另一些人說它是一次殺人的動員大會。
現將會議記錄摘要如下：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下午
地點：江西會館（縣委黨校）
參加人員：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
會議內容：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總結
劉世斌（縣抓促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同志們，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開了三天，今天就要結束了，現在請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書記熊炳恩同志作會議總結。
熊炳恩（縣抓促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首先讓我們一起學習最高指示：（略）
（接著熊列舉了全國、全地區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略）……當前階級鬥爭出現了新情況，階級敵人活動十分囂張，前幾天，六區出現了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戰爭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后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亂砍亂閥、糾紛武鬥、勞力外流、投機倒把，對這些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志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六區在這方面做得好，主動向階級敵人進攻，革命生產有起色。這說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抓階級鬥爭就不能促進生產發展……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在此，有必要將當時道縣縣委、縣政府三位主要負責人的際遇做一番簡介：
一、縣委第一書記石秀華，南下幹部，河北省玉田縣人，家庭出身貧農，時年(一九六七年)三十九歲。石為人脾氣爆燥，作風霸道，幹部群眾背後稱之為「南霸天」；加之中了階級敵人的「美人計」，娶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被宣布為打倒對象；已由「紅聯」揪出並押送道縣農村某地，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
二、縣委書記熊炳恩，本地幹部，道縣東門鄉人，家庭出身僱農，時年三十九歲。熊在運動初期，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衝擊，現作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來主持工作。
三、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本地幹部，道縣審章塘鄉人，家庭出身上中農，時年三十三歲。現被關押在「革聯」總部(道縣二中)交代問題，接受革命群眾批判鬥爭。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二個問題：一、此時此刻，熊炳恩在道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八•五講話的份量。
從已掌握的證據看，直接指示殺人的話，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誰也沒說，但都有一顆殺人的心，確切地說都有一顆殺四類分子的心。 （注一）
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是區社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會議結束后，星夜趕回各區社，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件突發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這就是道縣文革史上被濃墨重彩反覆說道的八•八搶槍事件。過程其實很簡單，八月八日，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在零陵地區造反派組織的協助下，拿著零陵地區軍分區趙副司令員的介紹信，闖進縣武裝部，砸爛武器倉庫的大門，強行「接管」了槍支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配件（撞針）全部取走。所搶槍支大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區「湘江風雷」帶走，留下了一百五十條槍和配件（撞針）給「革聯」文攻武衛。
我們手頭有一份「紅聯」頭頭、縣生產指揮部幹部張明恥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寫的「揭發交代」，可從一個側面對八•八搶槍事件做一個印證：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上午六點，在武裝部倉庫邊我找到了劉政委，劉政委指著被砸爛的倉庫門，邊哭邊說：「昨天晚上『革聯』配合零陵『抗暴』搶劫了我們的戰備槍支彈藥。你們看了現場就清楚了，倉庫門都給他們打爛了，這就是鐵證。老右派、地主崽子都來搶我們的槍，三、四個人對付我們一個，他們是有意搞垮我們，是搞反革命政變了！」我聽了他的話，也就跟著哭了，也認為是搞反革命政變。
八月十號上午八時，我與劉振夏到武裝部找劉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見了劉，他對我們說：「現在『革聯』全副武裝進駐我們武裝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論行動都受他們的監視，他們把我們當敵人看待。文化大革命這樣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們造反，要是準的話，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見他避而不談武器的問題，我們硬纏著他到了生產辦公室他的住房裡。他招呼我們坐下后，對我們說：「道縣的階級鬥爭很尖銳、很複雜，『革聯』這樣搞，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反動本質。現在你們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裝部確實一點武器也沒有了，要是有的話，我們會支持你們的。『革聯』搶了槍，你們手無寸鐵，但是不要著急，區社民兵有的是槍，農村的槍比『革聯』的槍還多，特別是一區、六區武裝部長手裡，還留有一些子彈，你們派人去與他們商量一下。」劉又向我們透露：「『革聯」準備開個區社武裝部長會，剛才逼我簽字。我是不會簽字同意的。他們的企圖是把區社武裝部長都喊到縣裡來，好一網打盡，將來區社民兵就沒有人指揮了。我現在打電話不方便，你們給各區打個招呼，要他們不要到縣裡來上這個當。」
另有一份「革聯」頭頭、原道縣糧食局工會主席劉香喜寫的材料，可從另一側面對搶槍事件做一個印證。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晚七時許，縣武裝部趙德才副部長帶著兩個參謀，匆忙趕到了二中「革聯」總部辦公室，對「革聯」領導小組組長朱永豐、副組長胡賢忠、朱峰章和「紅衛兵」頭頭黃承利說冷水灘造紙廠生產科長毛建生和零陵「抗暴」（零陵地區造反派組織）負責人，持零陵軍分區司令部的介紹信（此介紹信現保存於縣檔案室）來接管道縣武裝部武器庫的槍支彈藥，當晚就要全部運走。趙副部長說：「武裝部考慮到『千家洞』和『湘源錫礦』（湖南省防敵特空降重點地區）防空降任務的緊迫性，希望『革聯』領導人出面做工作，速去武裝部參加武裝部和零陵『湘江風雷』和『抗暴』兩派的談判，請求他們以國事為重，留下一部分武器彈藥供防敵特空降使用。」
我當時是「革聯」的普通成員，正帶著女兒在二中後院看電影，事先並不知情，航運公司的何次才在電影機旁告訴我這個情況，何建議我也去武裝部聽聽。我說：「趙部長是找『革聯』領導談問題，我去算什麼？」當晚我一直和女兒一起看電影，電影散場，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豐、胡賢忠、朱峰章他們幾人在趙副部長的邀請下，到縣武裝部參加了武裝部政委劉世斌主持的，和冷水灘「湘派」頭頭毛建生、零陵「抗暴」代表的「四方會談」。談判結果是：好槍（蘇式騎槍）全部由「湘派」冷水灘「星火支隊」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機槍和一些短武器；其餘配不上套的、打不響的一百五十條破槍，移交「革聯」防敵特空降使用。這些槍後來由複員軍人吳××修好的。
「八•八」革聯接管槍支時，我只是「革聯」普通一兵，既沒資格參加接管武器談判，更沒有搶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為。直到八月中下旬，「紅聯」指揮民兵師要血洗二中，「革聯」危急，他們幾個讀書人束手無策，因為我是複員軍人，在部隊當過作戰參謀，略懂軍事，才在危急之中選舉我為「革聯」頭頭。
……一九八二年，道縣大屠殺遺族數百人赴京「喊冤告狀」，中央派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周傑同志下來調查落實。周主任問當時的縣委領導：「道縣殺人是怎麼回事？」縣委副書記熊禮衡竟回答：「是劉香喜引起的。」周主任問：「劉是什麼人？」熊答：「是打砸搶分子。」周問：「既是劉香喜殺人，為什麼全縣數萬分狀紙，上千人次上訪，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專員熊炳恩、『紅聯』頭頭鄭有志、賀霞，還有你熊禮衡（注二） 呢？」熊啞口無言。
八•八搶槍后，「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而對立面「一月奪權」的勝利者「紅聯」則感到壓力很大。（注三）
八月九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恥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會議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決定「紅聯」總部由縣委大院遷到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勝利的道路。
營江公社位於道江鎮西面不到四公里處，它的前身是國營道縣農場，實際上是道縣的一個直轄公社，地位相當於一個區鎮。
此時的道縣，縣城道江鎮基本上為「革聯」所控制，出了道江鎮便是「紅聯」的天下。
八•八搶槍事件后，道縣人民武裝部門（縣級為解放軍地方編製，下面各區和公社武裝部為地方政府編製）與「革聯」的關係更加勢同冰炭，而與老朋友加戰友「紅聯」的關係則進一步密切。縣武裝部崔部長、劉政委等人經常到營江「紅聯」總部指導工作，其作戰科長劉××、後勤科長周××坐鎮營江，現場辦公。有證據表明，在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道縣人武部門這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在製造謠言、擴大矛盾、挑撥叢恿、策劃組織等方面都有作為，對整個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八月十一日各區武裝部長（大多數兼任各區抓促領導小組組長）和部分「紅聯」頭頭們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俱樂部召開戰備會議，研究決定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支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拔掉這個「土圍子」。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鄭有志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鄭有志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會上同時研究了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等多項措施，特彆強調要將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嚴，「亂說亂動」堅決鎮壓。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十二點。
同一天，縣生產指揮部會議室里，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縣委書記熊炳恩通過郵電線路，召開全縣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議。熊炳恩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插紅薯之後，又一次強調要狠抓階級鬥爭，他除了重複五日會議總結的內容外，重點講了武裝部和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地進行著，似乎沒有誰在布置殺人。然而，殺人的火已經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註釋
【注一】筆者在道縣採訪時，一位殺人事件責任人曾就「殺人」和「殺四類分子」的問題與筆者做過探討，他說：「道縣殺人事件這個提法不對，應對說是殺四類分子事件。」我問：「四類分子不是人？」「當然是人。」「那『殺人』和『殺四類分子』有什麼本質區別嗎？」「現在看來好像沒有，但在那個時候區別還是蠻大的。」
【注二】一九六七年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期間，熊禮衡任午田公社書記，親自批准殺害蔣家洞大隊胡洪女等三人；后又在公社會議上點名指示殺害新茶大隊朱梅。
【注三】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決定》的主要內容是：一、湖南省軍區黨委對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進行了認真的自我批評，態度是好的。軍區打擊「湘江風雷」革命群眾組織，壓制「工聯」等革命造反派的錯誤，軍區黨委常委劉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應負重要責任。除了軍區負責之外，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二月三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有責任的。二、中央已經決定改組省軍區，並著手成立以黎原、華國鋒、章伯森等同志為首的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隊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參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全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三、各群眾組織應該在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狠抓革命，猛促生產。警惕敵人製造分裂、挑起武鬥的陰謀，開展內部整風，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四、湖南省赴京彙報代表團雙方簽訂的《關於立即堅決制止武鬥協議》很好。各群眾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堅決制止武鬥。不論哪一派，今後都不準以任何借口奪取解放軍的槍支，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質。該《決定》是八月十日發出的，但其主要內容早已在幾天前就以「北京來電」、「特大喜訊」等方式傳遍三湘大地。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