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8日訊】 「我完全相信每個人必須首先在他自己同意把他置於一個政府的管轄之下時，他才能被那個政府所管轄；我的的確確認為，嚴格地說，最貧窮的人如果在政府統治之下沒有任何發言權的話，那他也沒有服從這個政府的義務。」

「評價一個政府的好壞，應該根據它對人們的行動，根據它對事情改採取的行動，根據它怎樣訓練公民，以及如何對待公民，根據它傾向於促使人民進步或是使人民墮落，以及它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壞。」

儘管「在古代希臘，民主更多的是一種解決實際問題的權宜之計」，可「誠如中國的專制統治持續兩千年不衰，民主體制在西方，也是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制度」：這就是東西方的根本差別。現在知道，人類「社會」這一形式，就是在民主中誕生的。

有人總是想問——我們為什麼要學習西方，乃至所謂的「西化」？其實無他，就因為西方講民主，東方講專制。不論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如果下定決心擁抱專制，當然可以不學西方。

一

人類為何要建立社會，要組建政府，政府的任務又是什麼，這些，你在中國的老子、孔子、莊子、孟子等先賢的著述中是找不到答案的，他們最多只會勸大王要愛民或是再弄些比喻。在這些先賢的眼裡，大王就是政府。中國兩千多年來，即使最先進的文化，似乎也不懂政府為何物。

可你在幾乎與中國這些先賢們同時代的古希臘優秀知識分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兒卻能找到。難怪即使到了21世紀的信息時代，在政府制度方面，我們仍然遠遠落後於西方。此乃先天不足之故。不論是洛克、盧梭還是康德，他們都認為，人類社會，即使在自然狀態下，也完全可以存在，甚至還能生活得很好。人類之所以要接受有國家有政府的生活，最主要的就是因為他們憑藉個人的力量戰勝不了有些困難，難以實現他們的某些慾望，或者說他們借組織政府就是為了使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用若干年後一個東方大國的總理的話說，就是要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想一想也是，天底下哪有為了給自己「找罪受」去建立國家建立政府的道理呢？

一個人，如果不依靠任何外力就能實現他的一切願望，他一定想不到要組建政府，更想不到要去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政治動物」過的「政治生活」，甚至連「組建社會」都想不到。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察，城邦就「起源於赤裸裸的生存需要，為了一種好的生活繼續存在」。他在《政治學》一開篇就談到：「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種善業」。所謂「善業」，本人理解，就是為了快樂幸福。至於民主自由，都是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才想出來的。再往深了說，「一個人，如果能夠不受到懲罰的實現他的任何願望，他的行為是否符合正義也就無所謂了。國王就是例子。」生活在15至16世紀的一個意大利人把這種意思闡釋得明明白白。

可人類一旦進入「政府時代」，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了。即使只是一百年前，這個星球上的大多數國家也還是並非為了人民德行的進步而存在，甚至就是一種純粹的同盟，為了防禦一切侵害，或者就是為了實現交換和交流。這樣一來，漸漸也就有了好政府與壞政府之分。到了約翰•密爾，他在其名著《代議制政府》中不僅提出了政府的形式，更是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政府才是一個好政府，好政府的標準又是什麼。

二

絕大多數中國人到今天估計都說不出一個好政府的標準，而我們的政府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好政府，頂多就會說四個字：勤政愛民。歷朝歷代，統治者都這麼說，可這四個字到底做得如何，中國人世世代代已經領教了。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一個最大的在野黨雖然似乎明白一個好政府應該如何做，可就像有些人一樣，一闊臉就變，待到自己依靠怎樣的爾虞我詐打下江山執政時，把做好政府的理想、標準拋到九霄云外，做得更是比他們曾經反對的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讓被統治者簡直不知說什麼好。

而我們的國民呢，翻看中國的歷史，劉家打下天下，這天下就是劉家的，興也劉家，亡也劉家，與百姓無干。中國百姓更多的都是喜歡「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誰做了統治者他都是百姓，因此從不操心天下興亡。在絕大多數百姓的心中沒有「亡國」一說，只是「換了一個朝代」。因此，不管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大家也都還是「坦然面對」，該吃的吃，該喝的喝，該貪的貪，該玩的玩；讓做順民就做順民，讓做奴隸就做奴隸，就算連奴隸也坐不穩又如何？按照魯迅意思，中國到二十世紀魯迅生活的時代，他還沒看到中國有「人」。又因此，我們到現在也仍然沒能建成一個人民滿意的好政府。

前不久「十八大」還在召開期間，就有什麼人在國家所謂最主流媒體上替政府發佈通告式的文字，好像說是他們也想「深化政治改革」，建一個好政府，可愁的是理論創新跟不上，於是也就只好停在這兒，等我們的一些理論家們什麼時候創出了新理論再說。這簡直就是胡扯！

一個好政府的標準早就有了，根本用不著還去搞什麼「理論創新」。如果再說簡單一點：民主政府，就是一個好政府。當然嘍，本人對那些說要等「理論創新」的人的意思並非不懂，他們無非是說那些好政府的「標準」都是西方的，即使是被稱作有「普世價值」的制度，也未必合乎中國國情。總之，把中國的現在執政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說過的話忘得一干乾淨！

有人要這樣說，咱也沒辦法。現在就讓大家來看看人家西方所說的一個好政府的標準，這個星球上但凡政府是否也都應該具備。如果我們承認一個好政府的這些標準，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應該具備的話，那麼，還有何西方東方之分？又還有何合不合國情之說？只要認為是應該具備甚至是必須具備的，即使不合國情，也不應排斥，要做的，只能是想方設法改變中國國情。不然，難道要讓這不合公平正義不合民主自由的國情萬歲萬萬歲不成？

這些年，一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說到我們的管理差，一牽扯官員腐敗，或一涉國家體制，有人就要強調國情——好像中國的國情五千年前就是這個樣子似的。其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沒有任何一國的國情是一成不變的。中國自然也不例外。遠的不說，哪怕從1978年到現在，短短三十幾年，中國的國情改變之大，世人有目共睹。這不正是國情不難改變的有力證明嗎？

改變國情不難，難的是改變有些人的觀念；改變有些人的觀念也不難，難的是如何才能避免有些人揣著明白裝糊塗，故意阻擋改變國情。一個人睡得再死，也能叫醒，叫不醒的只有那些裝睡的人。不要以為有些人在那強調國情，是因為他們覺得國情難以改變。不是。說穿了，就是有些人不想改變眼下這樣一種國情，然後達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既是這樣，就容我在此說句放肆的話：今後再有以「國情」推諉、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或是排斥先進思想、先進制度者，吾國吾民應盡誅之！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讓那些「國情黨」們斷子絕孫，從而改變國情，實現政治體制改革，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炎黃子孫揚眉吐氣，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三

那麼，一個好政府的標準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些人只要願意安靜地坐下來，哪怕只讀一讀十九世紀英國傑出的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的《代議制政府》，也不會像現在這樣還要等什麼理論創新。作者不僅替中國有些人解決了「國情」問題，更是把一個「好的政府形式的標準」講得明明白白。

現在眼看中國又要召開新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人覺得，中國人大常委會的常委們，中國的人大代表們，哪怕什麼書都不讀，只要把這本《代議制政府》多讀幾遍，也就知道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府，或者說我們的政府應該是個什麼樣子。王岐山向同僚們推薦那本《舊制度與大革命》沒有錯，但我覺得還應該再推薦一本，這就是約翰•密爾的這本《代議制政府》。

現在就來聽聽約翰•密爾是如何說的吧。作者告訴我們，當時社會對政府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政府是一種實際的藝術，除目的和手段外，無他。因此，政府的第一步就要明確目的；第二步要研究如何實現目的。

政府既然是人製做成的，人也就有權選擇製作，以及怎樣製作或按照什麼模式製作。如果一旦發現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有理由勸說別人相信它是最好的，然後鼓勵他們堅持這種制度。政府，其實就像一部機器。這部機器運作的好壞，完全在於操作它的人。

我知道，我們那些反對西方普世價值者是不會認可上面這種看法的。

而與這種看法相反，另一種政治理論把政府看成一種自然產物。認為政府的形式不是一個選擇問題，要按它的現實情況加以接受，也就是政府不能靠預先的設計來建立，政府「不是做成的，而是長成的」。在這一派人看來，一國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從該國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長起來的一種有機的產物，是他們的習慣、本能和無意識的需要和願望的產物，決不是故意有目的的產物。

這派人還認為，除了用權宜之計設計應付一時的需要之外，該國人民的意志在建立什麼樣的政體這個問題上不起作用。不僅如此，只有這種設計充分符合民族的感情和性格，再經過連續不斷的凝聚，才能構成適合該國人民的政體，否則，如果一國人民的特性和情況未自發地產生這種設計，想企圖把一種政體強加於他們則是徒勞的。

中國那些「國情黨」們讀了「這一派人」的看法，一定會舉雙手贊成，甚至手舞足蹈，認為這些話實在說到了他們心坎上。在中國的「國情黨」們看來，政府不是人設計的，是自然而然生長的（甚至就像現在還有人強調我們的政府只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根本不是統治者有意設計的，或者說中國人民就喜歡這種設計）；就算是需要人去設計，設計者也只能去迎合國情，去適應國情，而不是去改變國情。

那麼，我們來看看約翰•密爾是如何分析和闡釋的。

四

在約翰•密爾看來，我們首先要記住，政治制度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它是人的勞作；政治制度的根源和全部存在皆有賴於人的意志，或者說，政治制度在成長的每一階段，都是人的意志力的結果。換而言之，沒有人的意志參與，就沒有政治制度。「人們並不曾在一個夏天的清晨醒來發現它們已經長成了。它們也不像樹木那樣，一旦種下去就『永遠成長』，而人們卻『在睡大覺』。」

因此，政治制度就像一切由人們製作的東西那樣，或者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但是，我們一定要明白，如果一國人民由於種種緣故未能為他們自己發展出一種政體，並不能證明對別國人民是好的東西，對他們就不好。

「國情黨」們看到這種闡釋可能會很不高興。可我們從約翰•密爾所說的這些話中不難推斷出，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發展出連他們自己也認為不是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定不要因此也不接受被別國人民證明是好的政府制度。更不應該像我們現在這樣，由於意識形態的差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別國證明好的制度，我們偏說不好，要去搞什麼所謂的理論創新，卻又搞不出來——即使在幾十年「摸著石頭過河」中「摸」出來的一點東西，也不過是人家西方早就用過的，毫無新意。

作為中國人尤其要記住：建立政府只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手段，正因此，「手段的適當性必須依賴於它的合目的性。」也就是說，人民為了自己獲得幸福，想建立一個政府來為他們實現這一點。如果眼瞅著建立政府不僅難以實現自己的願望，甚至還相反，人民自然也就有權力不要這樣的政府。

當然，也有人民的原因，甚至一個政府的好壞，與人民有很大關係。對此，約翰•密爾打了一個比方：「一國人民可能情願要自由政府，但是如果由於懶惰，或是不關心，或是怯懦，或是缺乏公共精神，他們和保持這種制度所必要的努力不相稱；如果當該項制度遭到直接攻擊時他們不為它而鬥爭；如果他們能被陰謀詭計所騙脫離這種制度；如果由於一時的沮喪，或是暫時的驚慌失措，或是對某個人的一時狂熱，他們能被誘使將自己的自由奉獻於即使是一個偉大人物的腳下，或者託付給他以足夠破壞他們的制度的權力；在所有這些場合，他們多少是和自由不相適合的。即使在短期內有了這種制度也可能對他們是有好處的，但他們未必能長期享有這種制度。」

當本人讀到上面這幾行文字時，真想把它們製作成一張張卡片，分發給中國每一個成年人，讓他們讀一讀，想一想，中國國民是不是或者像不像約翰•密爾所說的這類人。

在約翰•密爾看來，人民用自己建立的政府來統治自己，可如果這個政府不能使人民遵守它的法令，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統治。這就像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說的：「主人並不是由於他佔有多少奴隸而成為主人，能夠運用奴隸，這才真正成為主人。」

而在17世紀，在英國，支持當時「平等派」的雷因波洛上校，他在與人就當時選舉制的爭論時說：「我認為最貧窮的人與最高貴的人一樣都生活在英國，因此先生們，我完全相信每個人必須首先在他自己同意把他置於一個政府的管轄之下時，他才能被那個政府所管轄；我的的確確認為，嚴格地說，最貧窮的人如果在政府統治之下沒有任何發言權的話，那他也沒有服從這個政府的義務。」

約翰•密爾承認，當一項制度，或一套制度，具有民族的輿論、愛好和習慣為它鋪平的道路時，人民就不僅容易接受，而且更容易學會，並從一開始就更傾向於去做需要他們做的事情，以維護這種制度。任何一個立法者在考慮措施時不利用這種可供利用的現存的習慣和感情，將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然而，約翰密爾接著又說了：「另一方面，把這些單純的幫助和便利上升為必要的條件則是一種誇大。人民更容易被誘導去做並且容易做他們已經習慣的事情；但是人民也（容易）學會做對他們說來是新的事情。」而且，「全體人民熱衷於未經試過的新事物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一國人民也許對好的制度缺乏思想準備，但為他們點燃一種希望就是這種準備的一個必要部分。推薦和擁護特定的制度政府形式，並把它的優點突出出來，就是不僅為了使人民接受或要求這個制度，而且為了實行這個制度而對民族進行思想教育的方法之一。」

我想今天絕大多數中國網民，一定明白這幾句話的意思。

五

公元前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政治家、大律師西塞羅認為：國家是人民的事務。而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哲學家和神學家意大利的阿奎那更是認為：國家的職能就是使人民得到快樂而有道德的生活。到了 16世紀，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中說：政府除了保護國民的財產之外，沒有其他目的。

又過約一百七十年後，在約翰•密爾看來：「評價一個政府的好壞，應該根據它對人們的行動，根據它對事情改採取的行動，根據它怎樣訓練公民，以及如何對待公民，根據它傾向於促使人民進步或是使人民墮落，以及它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壞。」

一個政府，只有增加公眾的勤勉、正直、公正，才算一個好政府。換句話說，一個政府，不僅要增加國民的物質財富，還要從整體上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否則，就不能算是一個好政府。不然，「如果人民的道德情況壞到證人普遍說謊、法官和其下屬受賄的地步，程序規則在保證審判目的上又有什麼用呢？又，如果人民對市行政漠不關心，不能誘使忠實而有才能的人出來管理，把職務交給那些為謀取私利的人去擔任，制度又怎能提供一個好的市行政呢？如果選民不關心選擇最好的議會，而是選擇為了當選而願花最多錢的人，最廣泛普及的代議制度又有什麼用處呢？……每當人民普遍傾向於只注意個人的私利而不考慮或關心他在總的利益中的一份時，在這樣的事態下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既然是組成社會的人們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優點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對任何政治制度來說，首要問題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們有助於培養社會成員的各種可想望的品質……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最好的，因為政府的實際工作中一切可能的優點正是有賴於這些品質。」而「一切有礙增進人民財富和道德的財政和稅收上的錯誤，如果達到嚴重程度，肯定也可能使人民貧困化和道德敗壞。」

從1949年到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約翰•密爾所指出的這些，中國人都親身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現在，就中國整體而言，物資上確實比幾十年前要富有多了，可看看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呈直線下滑：官員無官不貪、「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更是墮落不堪。民眾自制假雞蛋、豬肉、牛肉注水、注膠，總之，現在從官到民，從民到官，整個社會毫無道德可言。

記得兩年前，本人在《北京不講理》這篇文章中專門提到了這一點：中華民族，經過歷史上一朝又一朝的統治者對中國人性的一次又一次摧殘，這樣，至少經過幾千幾萬年甚至更長時間人類文明的發展才積累得到的一些真正屬於人性的東西，比如一些真、善、美的成分，中國人越來越少了。這很可怕呀！經濟落後了，還能迎頭趕上，而且只要統治者一朝認識到，政策一變，很快就能趕上——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即可證明。可屬於人性的東西，一旦失去，再要找回來，那就真不知需要多麼漫長的等待了。

然而這些，我們的政府意識到了嗎？果真意識到了，又是如何拯救的呢？中國十幾億人乃至整個世界都在睜大眼睛看著。

2013年2月17日星期日

參考書目：

《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鄧正來、［英］J•C•亞歷山大編，中央編譯出版社（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的封面上標明亞歷山大是［英］國人，可在開篇鄧正來教授自己寫的與書名相同的「導論」要結尾處，人們看到這個亞歷山大是個「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真不知是誰搞錯了。如果說書的封面印錯了，這也有點不可思議。如此重要的一個字，怎麼可能印錯呢？可如果說鄧正來教授連與自己合作的學者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沒搞清，就更說不通了。）

《政府論 •下篇》，［英］約翰•洛克，商務印書館

《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法］盧梭著，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

《代議制政府》，［英］約翰•密爾著，商務印書館

《政治學》，（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商務印書館

《柏拉圖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國家與市民社會》，鄧正來、［英］J•C•亞歷山大編，中央編譯出版社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