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9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七 「如果這是天堂 地獄又是什麼樣子呢？」
父親之死（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接上期)
一天，來了一艘巴基斯坦船。巴基斯坦駐華武官從北京來迎接，龍先生命令我們全體學生把俱樂部來個徹底清掃，他舉行宴會招待客人，讓我當他的翻譯，這使一些不能赴宴的同學非常忌妒。幾天後，巴基斯坦人在他們的船上回請我們，我也受到邀請，那位武官曾到過四川，他們還專門為我做了一道川菜。龍先生很高興他們請了我，當然我也很興奮。
但是，老師們不准我去，儘管巴基斯坦船長本人專門來請，龍先生又威脅以後不再接待川大學生了，他們仍然說誰都不準登上外國輪船：「誰負得起這個責任，跟船跑了怎麼辦？」他們要我去撒個謊，說我那天晚上另有安排。我無奈地去了，傷心地想我這是拒絕了唯一一趟出海的旅程，唯一一頓外國餐，唯一能盡興說英語的場合和唯一次置身一個新奇世界的機會。
就是不去，我也招來非議。明先生尖酸的問：「為什麼外國人這麼喜歡她呢？」——好像這裏頭有鬼。湛江之行結束時，有關我的報告里說我：「表現有問題。」
在那個可愛的港口城市裡、在陽光下、海風中、椰子樹旁，每個愉快的時刻都變成了悒鬱。我同學中有一位朋友，他盡量想使我高興，要我想開點，比起那些文革初期因忌妒而挨整的人所受的罪，我所遭遇的不過是小小的不愉快而已。但一想到我的生活最好也就是這個樣子，就更加沮喪。
這個朋友是我父親同事的兒子。其他城市長大的學生對我也很友好，他們和農民背景的學生很容易區分開。他們面臨一個新奇的世界比較自信，不像有些農民出身的學生幹部那樣充滿焦慮，也就沒有要壓人的心理。湛江對那些從前的農民，現在野心勃勃的人是強烈的文化衝擊，不安全感往往促使他們想讓別人也不愉快。
三個星期後，我懷著既遺憾又如釋重負的心情告別了湛江。在回成都的路上，我和一些朋友去了傳奇式的桂林，那裡山水如畫，有「甲天下」的美稱。外國遊客准許來這裏，一天，我們看見一對外國夫婦，男的手裡抱著一個嬰兒。我們互相微笑，用英文說了句「您好！」、「再見！」。當他們消失后，一個便衣警察把我們攔住盤問。
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發現這裏人仍情緒激動，都在反江青及上海的三個人，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四個人結成一幫，是此時文革的支柱。毛澤東也曾在一九七四年七月警告他們不要搞「四人幫」，當然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毛澤東的番話。
八十一歲的毛澤東逐漸對周恩來、鄧小平的務實做法感到無法忍受，「四人幫」變得更加得勢。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因癌症住了醫院，鄧小平繼之主政。「四人幫」呢，沒完沒了地搞了一個又一個胡鬧的運動，全國人民的忍耐限度已到了極限，各種傳言四起，全是罵「四人幫」的，人們只有用這些傳言才能表達他們的激憤。
恨毛夫人江青的傳聞最多。從宣傳媒體里，（此處刪去兩行），老百姓看見她和兩個面目姣好、體格魁偉的青年男子過從甚密，老百姓就私下議論說他們是江青的『面首』——『面首』就是除了丈夫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自然人人都清楚，這些話不適用於除她以外的女人。事實上，正是在毛夫人的控制下，在文革中中國人遭受了極端的性壓抑。毛夫人控制了新聞媒體、文化娛樂十年，任何與愛情有關的情節都從老百姓的視昕中刪除了。越南軍隊歌舞團來中國演出時，有幸觀看他們表演的人聽解說詞說歌中所唱的愛情是「同志似的友愛」。寥寥幾部主要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進口的歐洲電影里，所有男女靠近一點兒的場面都被剪掉了，更不用說摟抱親吻。
在擁擠的公共汽車、火車和商店裡，我經常聽見有女人罵男人，打男人耳光，男人呢，以髒話回敬，兩人開始對吵。我本人也曾多次遇到男子動手動腳，碰上這樣的事時，我總是躲開這些因激動而打顫的手和膝蓋。我替這些男人難過，他們生活的世界使他們的性慾沒有發泄之處，除非他們幸運有門美滿的婚姻，但這種機會很少。我認識的一位上了年紀的領導幹部，一天在一家商店裡被抓住了，因為褲子上滲出了精渡。當時人群把他擠得貼在一個婦女身上，他被扭送到公安局，後來被開除出黨。在那年代女人也同樣倒楣，每一個單位里總有一、兩個人因婚外韻事被罵成「破鞋」而挨斗。
不過清規戒律對上層人物並不適用。（此處刪去兩行）。一九七五年底，人們憤怒地誶論就像一鍋沸騰的開水。有一陣，大家都得受「社會主義祖國是天堂」的教育，有許多人就公開暗示我八年前曾問過自己的問題：「如果這是天堂，地獄又是什麼樣子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去世了。對於我和千千萬萬中國人來說，周恩來代表了一種較講道理、開明、致力於國家建設的政府。在文革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周恩來是我們的一線希望。我和朋友們都十分悲痛他去世。對他的悼念和對文革的厭惡是交織在一起的。
但是周恩來在文革中與毛澤東合作，是他宣讀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他幾乎每天都在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對他們發號施令。當政治局和老帥們於一九六七年二月想阻止文革時，周恩來沒有支持他們。他是毛澤東的忠實僕人，但他也可能是在盡量防止更大、更可怕的災難，比如公開對毛澤東挑戰後肯定會產生的大規模內戰。他維持了中國正常運轉，這使毛澤東的文革得以進行，但也使國家避免了完全崩潰。只要辦得到，他保護了許多人，包括寫條子救我父親。他還保護了中國最重要的文化遺址。他是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當然也有這種可能：生存是他的第一考慮。他一定很清楚，一旦站起來反對毛澤東，他自己馬上就會完蛋。
校園變成了白花圈、悼念大字報和對聯的奇特海洋。每個人都臂戴黑紗，胸前別白花，看上去很哀傷。追悼會半自發、半組織。因為人人都知道在周恩來去世時，「四人幫」還在猛烈攻擊他，而且下令不準開追悼會，所以對他的哀悼無論對老百姓還是對當官的來說，都表達了他們對「四人幫」的反抗。但也有許多人悼念周恩來是出於別的原因，我們班上的明先生和有的同學生幹部就盛讚周恩來所謂的對「粉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的貢獻，感謝他樹立了毛澤東在全世界的領袖地位，歌頌他對毛澤東的絕對忠誠。
一旦出了校園，離經叛道的火花就多了。在成都大街上，大字報、大標語上儘是小字評語，有許多人圍著伸長了脖子看。一張大字報道：
天地昏暗，
巨星殞落，
。。。。。。
空白處還批了一行字：「『天地昏暗』，紅太陽（毛澤東）到哪裡去了？」另一幅大標語說：「油炸迫害周總理的劊子手！」邊上的話是：「你每個月的菜油定量才二兩，拿什麼來炸這些劊子手？」十年來，第一次看見了這種公開諷刺和幽默，我的心為之一振。
毛澤東指定華國鋒來繼承周恩來，並發動了一場名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四人幫」把鄧小平的言論彙編成冊散發下來叫大家批判。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講話里，鄧小平承認延安地區農民的生活水平比四十年前紅軍長徵到達時還要苦。另一次，他說共產黨幹部應該對專家們說：「你領導，我來當助手。」還有一次，他規劃下一步工作，重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允許更多的自由，結束政治迫害。人們拿這些話與「四人幫」的行為對比，鄧就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對「四人幫」的憤恨上升到了極點。聽到傳達這些材料后，我覺得很不可思議：這些人怎麼把中國人都當成傻瓜，他們真以為這些材料會使我們恨鄧小平，而不讚美他嗎？他們真以為我們會愛戴他們？
大學里，大會不斷召開要批判鄧小平，但是大多數人都消極抵抗。台上在發言，台上做什麼都有，遊盪、大聲交談、織毛衣、看書、睡覺。發言人拿著事先準備好的稿子，以一種平淡、無感情、幾乎誰也聽不清楚的聲音照本宣科。
因為鄧小平是四川人，四川省有許多他的傳聞，時不時說他被放逐到成都來了。我經常看見一群群人圍在街口，原來他們聽說鄧小平要從這裏經過，在等著看他。有時圍的人數多達萬余。
同時，越來越多的民眾公開表達對「四人幫」的憤恨。「四人幫」也叫「上海幫」，所以上海的自行車和其他商品突然都賣不出去了。當上海足球隊來成都比賽時，全體觀眾都對他們起鬨。人群還擠在體育場出口，在他們進出時高聲辱罵他們，要他們滾回上海去。
抗議活動在全國爆發了，並於一九七六年的清明節達到頂峰。在北京，數以萬計的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好幾天，以特製的花圈、充滿感情的詩詞、講話來悼念周恩來，用彼此心照不宣的話來發泄他們對「四人幫」的恨。四月五日夜晚，抗議活動被鎮壓了，警察衝散了人群，捉走了好幾百人。「四人幫」稱這次清明節示威是「中國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亂」。已為階下囚的鄧小平被指責為幕後指揮，說他是「中國的納吉」（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總理）。毛澤東正式罷免了鄧小平，並強化了批鄧運動。
示威被鎮壓了，新聞媒體大肆譴責。但是它居然能發生這個事實改變了中國的氣氛。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對當權者的公開挑戰。
一九七六年六月，我們班被打發到一家工廠去「學工」一個月，之後，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爬成都四面風景秀的峨嵋山。七月二十八日下山途中，我們聽見一個旅遊者背著的擴音機正在大聲嚷嚷。我平時對一些人嗜好帶這種宣傳機器已煩得要命，何況在此風景區！好像我們的耳朵還沒有受夠到處豎立的擴音器的騷擾。但是，這個廣播吸引了我的注意：北京附近的煤礦城市唐山發生了強烈地震。我猜這一定是空前大災難，因為新聞媒體一般都不報道壞消息。果然，官方的數據是二十四萬二千人死亡，十六萬四千人受重傷。
雖然「四人幫」利用宣傳工具誇耀他們如何關心災區民眾，他們卻一再要全國人不要被地震分了心，忘記了「批判鄧小平」這個首要任務。毛夫人公然說：「唐山不過就死了幾十萬人嘛！有什麼了不起，批判鄧小平才是關係八億人民的大事。」這話就是出自暴戾的江青之口也好像太暴戾過分了，但這是正式向我們傳達的。
在成都也有許多地震警報。從峨嵋山回來后，我就和母親、小方去了聽說較安全些的重慶。我姐姐留在成都，睡在一張橡木大桌子下面，上面覆蓋著被子和毛毯。幹部們組織老百姓到處搭起臨時窩棚，動員人手一天二十四小時觀察動物的表現，據說它們有預知地震的天賦。但「四人幫」的追隨者卻張貼大標語說：「警惕鄧小平的罪惡用心用地震壓革命！」還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嚴厲聲討走資派利用地震破壞批鄧」，參加大會的人多是來走走過場。
九月初，對地震的恐懼漸消失，我回到成都。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在上英語課。大約兩點四十分，我們接獲通知說三點鐘有重要廣播，要大家全部到繫上院子里去聽。我走出教室，心裏一個勁兒氣憤。那是一個典型的成都靄靄秋日，我聽見沿牆的一排修篁在颯颯作響。快到三點鐘時，擴音器接通，發出一陣尖銳的噪音，我們系裡的總支書記站到集合起來的人群面前。她悲痛地看著我們，用低沉、哽咽的聲音吐出一句話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頓時明白了，毛澤東死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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