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7日訊】【導讀】在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同時，文藝界的「大躍進」也開始了。1958年，「大躍進之風」刮進文藝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新民歌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村村有詩人」，並向群眾布置寫詩的任務和指標。1959年出版的《紅旗歌謠》雖然採取了民歌形式，大多數卻是浮夸風的產物。回首歷史，留給我們的是深刻的反思和警醒。

上海作協發布《作家們! 躍進 大躍進》公開信，

1958年2月25日，上海市委舉行文藝幹部大會。市委書記柯慶施發表了他對文藝「大躍進」的看法：「在這種工農業的大躍進形勢下，科學、技術、教育、文藝這些部門，就顯得有些落後。」柯又對上海文藝界說：「上海文藝隊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紛紛出現，物質條件也比過去好，我們為什麼不能來一個大躍進呢？為什麼不能百花競放？我們要下決心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到群眾中去落戶，改造自己。」「要文藝界大躍進，要百花競放，繁榮創作，就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一天不行，兩天；兩天不行，一個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個人不行，大家來干。不但要有幹勁，還要有股牛勁，堅決和困難作鬥爭。」

柯慶施作完報告的當天下午，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就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文藝界如何躍進的問題。上海分會原計劃兩年內創作各式各樣的文藝作品1000件，這個指標顯然已經落後了，經過討論改為3000件，原計劃創作大型作品和重點組織的作品集120部，此時也增加為235部。

作家們也紛紛提出自己的躍進規劃。一位著名作家表示，兩年內準備寫中、短篇小說集、散文特寫集各一部，談自己創作的文章十萬字以上，同時編輯、整理和修改自己的文集九卷，年內譯完高爾基的《文學回憶錄》。

3月6日，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舉行擴大會議，討論文學工作大躍進問題。會議提出，要組織更多的作家長期深入生活，年內應爭取1000個以上作家到群眾生活中去。會上，作協向全國作家發出了《作家們！躍進，大躍進》的一封信。

信中要求作家做到:在修正補充原定計劃的時候，要注意到：學習新的技巧，充實寫作本領，使我們的思想躍進，本領也躍進。沒寫過詩的，試試看；詩能更快地反映當前現實。沒寫過歌詞的，試試看；全國到處都迫切需要配合躍進的新歌，大家都唱起來，幹勁就更大。寫評論的試試創作，創作的也試試評論。同樣地，試試相聲、鼓詞，以至各種戲曲。要叫我們的計劃湊在一起就是文學百貨供應總站，要什麼有什麼，而且具有新的風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真乃是百花齊放，大胆創造。這對人民和我們自己都大有好處。

與此同時，作協上海分會向各地分會發出競賽倡議書。倡議書中提出了上海分會兩年內要完成的創作指標：

1、創作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4000篇。其中，長中篇小說50部，多幕劇本50部，電影劇本30部，長詩、詩集40部，短篇小說集40部，散文特寫集40部，兒童文學50部。

2、兩年中創作歌詞3000首。

3、完成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史專著12部，討論文學問題、評論作家和作品集12部，編輯中國文學批評選輯六種，選編現代文學思想鬥爭史10輯、現代革命文學選輯20輯，出版文學理論叢刊8輯。

文藝「衛星」滿天飛



在全國各業各行爭相放「衛星」的感染下，文藝界的「衛星」也放出來了。

1958年9月9日，上海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文藝創作躍進展覽會。上海「大躍進」以來取得的文藝「成果」有：群眾業餘創作的文藝作品300萬字，生產影片638部，美術作品6000多件，創作劇目2053個，真可謂「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都有衛星上天」。

1958年國慶9周年以後，文藝界為迎接中共建政十周年，準備大放文藝「衛星」。為此，成立了由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舞蹈研究會、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等單位聯合組成的藝術「衛星」領導小組。

10月以來，藝術「衛星」領導小組已舉行了若干次會議，研究藝術「衛星」標準以及如何發射問題，並制定了創造藝術「衛星」的初步計劃。根據標準，藝術「衛星」領導小組要求全國各地公社、縣、省的各藝術團體和藝術院校，都積極發射大量藝術「衛星」，並層層選拔，最後產生全國藝術「衛星」，參加明年國慶前後舉行的全國藝術展覽月、全國電影展覽月、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作為國慶十周年盛大慶祝活動的重要內容。

可惜，到了1958年底，「大躍進」中的各種問題開始暴露出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的一些具體的左傾做法，文藝「衛星」的發射最後也就沒有下文。

正像當年什麼都叫全民大辦一樣，文藝也出現了全民大辦。一時間湧現出許多的農民、工人作家、詩人，上海自稱擁有70萬人的文藝大軍，成立了200個工人業餘創作小組和1000個農民創作組。

清華作為一所以理工為主的高等學校，此時成了著名的群眾文藝創作的典型。全校1萬名學生，創作了5000多首詩，3000餘首歌曲，1500個劇本，2000篇小說、散文、特寫、曲藝，3000多幅漫畫，辦了700多種系和班級的油印刊物，「許多班做到了人人是詩人」。

毛澤東倡導「新民歌運動」



在「全民辦文藝」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新民歌運動。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大規模興修水利的群眾運動中，湧現了一批歌頌「農業發展綱要」，歌頌農村水利建設和合作化運動后新貌的民歌。

1958年初，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曾選編了一本《農村大躍進歌謠選》，其中有一首《我來了》的民歌這樣說：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皇！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毛澤東曾讀到了這首民歌，對於這種氣魄，他是十分欣賞的，這也正是他發動「大躍進」，想要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所需要的。

1958年3月成都會議時，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印發了一本唐宋人寫的有關一些四川的詩詞和一本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書。但毛澤東對此不甚滿意，說印了一些詩，儘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他要與會者負個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下次開會印一批出來。

他又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應該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現在的新詩還不能成形，沒有人讀，我反正不讀新詩，除非給一百塊大洋。這個工作，北京大學做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費很多的腦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詩舒服些。

對於搜集民歌，毛澤東並不是一時興起，也不是說說而已。在這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的工作會議上，他又一次提出：各省搞民歌，下次開會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學生，發動他們寫，發給每人三張紙，沒有任務。軍隊也要寫，從士兵中搜集。有了這樣的的指示，各地聞風而動，各省、市的宣傳部門還專門發出搜集民歌的通知。因此，搜集民歌和寫新民歌，不但成了文藝工作者的重要職責，也成了全黨的重要任務。

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大規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論。社論說：「從已經搜集發表在報刊的民歌看，這些群眾智慧和熱情的產物，生動地反映了我國人民生產建設的波瀾壯闊的氣勢，表現了勞動群眾社會主義的高尚志向和豪邁的氣魄。」這實際上透露出毛澤東對待民歌的態度。

就在這個時候，郭沫若對新民歌表明了自己的立場。4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關於大規模收集民歌問題答〈民間文學〉編輯部問》，對新民歌大唱讚歌。周揚，中國文藝界的主要領導人，立即主持召開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聯合召開的文藝界民歌座談會，進行「採風大軍總動員」。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幾次講到民歌，還特地引用了民歌《我來了》，說「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這句話很好。高山么，我要你低頭，你還敢不低頭！河水么，我要你讓路，你還不讓路！這樣設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們不是狂妄人，我們是實際主義者，是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精神與實際精神的統一。在文學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統一。

「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



根據毛澤東有關民歌的講話精神，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揚作了《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道路》的報告。報告的後面還附了一百多首民歌。周揚在報告中頗為動情地說：

「現在群眾文藝創作如此發展，我們的國家簡直說得上是一個詩國。民間歌手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界限會逐漸消泯。到那時，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欣賞。這樣的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因此，要大規模地有計劃地收集民歌，就非全黨動手、全民動手不可了。」

在周揚報告後面附的一百多首民歌中，就有這樣的詩句：「如今唱歌用籮裝，千籮萬籮堆滿倉。別看都是口頭語，搬到田裡變米糧。種田要用好鋤頭，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長江水倒流。」這樣的民歌，的確唱出了「大躍進」的豪邁與氣勢。

八大二次會議之後，周揚找人協助，從大量的新民歌中選了260首，以郭沫若、周揚共同署名，編印了一本《紅旗歌謠》，書中附有黃胄、古元、米穀、力群、張光宇等11位著名畫家的24幅精美插圖，以紅旗出版社的名義于這年11月出版。

除了《紅旗歌謠》，這年全國選印出來的民歌集還有《民歌一百首》、《工礦大躍進民歌選》、《農村大躍進民歌選》、《部隊躍進民歌選》等，僅全國各省市一級以上這年鉛印出版的民歌單行本，就有近800種之多，印數達數千萬冊以上。

對於民歌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也被上升到走什麼樣的道路的高度。郭沫若的那篇《答〈民間文學〉編輯問》，在為新民歌歡呼的同時，嚴肅地表示：「我們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來採集和推廣民歌民謠，不僅不允許『躊躇』，一定要鼓足幹勁。」

雖然不允許對新民歌有「躊躇」，但仍有「躊躇」者。這年7月，詩人何其芳在《處女地》上發表了《關於新詩的百花齊放》，不合潮流地提出：「民歌可能成為新詩的一種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來統一新詩的形式，因為民歌體有限制。」何其芳的文章，引發出民歌是否成為新詩主流的爭論，不少文藝界的知名人士撰文不同意何的觀點，同他「辯論」。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了一個關於文化「大躍進」的發言，其中在講到十五年後中國的文藝時說：到那時，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畫報，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整個文藝園地處處「百花齊放」，天天「推陳出新」。

柯的這篇講話，後來以《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為題，發表在《紅旗》雜誌的創刊號上，對文化領域的「大躍進」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柯文的啟發之下，各地紛紛提出「人人會寫詩，人人會畫畫，人人會唱歌」，「一縣一個郭沫若、梅蘭芳」。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決定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才被停止。

稿酬也成了「資本主義的殘餘」



就在全國上下對新民歌如醉如痴地讚美之時，張春橋在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刊物《解放》半月刊上，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文章將社會主義時期的一些必要制度和做法，都歸結為資產階級法權，提出要對此予以徹底破除。

這篇文章引起了正在探索如何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的毛澤東的注意，他讓《人民日報》轉載了此文，並親自加了一段按語：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於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

張春橋的文章發表之後，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大討論，對張文雖有不同意見者，但贊同者更多。

這場討論前後持續了三個月。討論終因「大躍進」的挫折而壽終正寢。然而這場討論對知識界卻產生不小的影響，其中之一便是報刊、出版社稿酬的降低。當按勞分配也被划入資產階級法權之際，稿酬無疑也是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種表現而且是極其嚴重的表現了。

姚文元就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論稿費》的文章。姚說：「稿費制度本來是資產階級法權制度的一種殘餘，它本身帶著資本主義社會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對立的痕迹。」受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影響，不少作家發表文章表示不要稿費，一些著名演員提出要減薪。

從9月1日起，上海各報刊決定將稿酬降低一半。9月28日，北京的一些主要報社和書版社舉行座談會，決定自10月1日起，一致實行一般地降低稿酬一半左右的辦法。這個倡議，自然得到了各地的一致響應。從此，中國大陸一直維持著低稿酬制度。

文章來源：《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羅平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