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3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二十六 「外國人放個都是香的」

在毛澤東治下學英語（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

自一九七二年秋，從北京回來后，照顧五個孩子成了母親的主要工作。我最小的弟弟小方那時已十歲了，需要每天輔導以補上他缺的課。其他孩子的未來也大部分要仰仗她。

　　

社會半癱瘓了六年多，大量社會問題出現了，並且積壓了下來，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幾百萬年輕人被送去了農村，現在又都削尖了腦袋想返回城市。林彪垮台後，國家開始重建經濟，城裡需要勞動力，因此部分人有可能回城。但是政府同時也得對回城人數嚴加限制，因為在中國，國家保證城裡人的食物，住房和工作，於是爭取有限的「回城證」的奮鬥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國家定的若干規定，使相當多的人不能參加競爭。已婚是排除一些人的一條規定，一旦結了婚，城裡哪個單位都不要你。正是如此，我姐姐不能向城裡申請工作或上大學，而進工廠上大學又是回成都的唯一合法渠道。她非常難過，因為她想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當時他的工廠已經正常開工，他不能呆在德陽了，除非是官方規定的探親假時間，一年只有十二天。她只剩一條回成都的路，那就是弄一張得了某種嚴重疾病的醫院證明，許多和她情況類似的人都是這樣回成都的。為此母親不得不去找一位醫生朋友，幫姐姐搞到一張肝硬化的證明。她於一九七二年底回到成都。

　　

現在要辦什麼事都得通過私人關係，走後門。每天都有人來找我母親，有老師、醫生、護士、演員和下層幹部，都來求她幫忙把自己的孩子弄進城。她常常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儘管她沒有工作，但她總是熱心為他們東奔西跑。父親是不可能幫別人的忙，他已經固守在自己的原則里永遠也學不會「靈活」了。

　　

即使通過正式渠道，為了保證不會節外生枝，私人關係仍然非常重要。一九七二年三月，有兩個單位在我弟弟京明所在的公社招收新工人：一家是位於德陽縣的東方電機廠；另一處是成都西城區，但未說明是哪個企業。京明想回成都，但我母親向西城區朋友們打聽，才知道是一家屠宰場。京明馬上撤回申請，進入德陽的電機廠。這是一家在一九六六年從上海遷來的大廠，當時毛澤東把工業疏散到四川大山裡，要防美、蘇襲擊。京明以工作勤奮和正直博得工人們的好感。一九七三年，他是廠里兩百名申請者中選出來上大學的四個人之一。他輕鬆地通過了筆試。但是由於父親還沒有平反，母親得設法使大學在做必不可少的「政審」時，不會被京明的背景所嚇跑，反而會得到這樣一個印象：我父親就要恢複名譽了。她還得確保京明不會被別的有後台的候選者擠下來。就這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我進入四川大學時，京明獲准進入位於武漢的華中工學院學習鑄造，他的愛好是物理，但不管怎麼說，他已覺得如登七重天了。

　　

就在京明和我準備功課考大學時，我的二弟小黑很傷心，進大學的基本資格是當過工人、農民或士兵。而他一樣經歷也沒有。政府仍不斷把城裡的年青人大批送到鄉下去，除了下鄉，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參軍了。每個名額都有幾十個人報名，要進得去只好通過關係走後門。

父親還同時平反，母親幾乎是克服了不可逾越的障礙而使小黑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參了軍，小黑被分到中國北部一所空軍航校。三個月基本訓練后，他成了一名無線電通信士。他每天只需工作五個小時，極為輕鬆，其餘時間都花在「政治學習」和種糧食上。

　　

在學習會上，每個人都說自己參軍是為了「聽黨的召喚，保衛人民、保衛祖國」。但是大家都有個更實際的動機：城裡年輕人想躲避下農村，來自農村的人想利用部隊作跳板跳進城市。，從窮鄉僻壤來的農民呢？參軍意味著至少能填飽肚子。

　　

七十年代，像參軍一樣，入黨變得與思想越來越少有關聯。每個人都在入黨申請書中說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入黨意味著把生命奉獻給人類最偉大的事業——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但對許多人來說，真正原因是為了個人利益。不是黨員就當不了軍官，軍官退役后可自動轉為「國家幹部」，有固定的工資、相應的特權，更不用說拿城市戶口了，而一名士兵退伍后得回到他的村莊再做農民。每年快退合理地，總有人自殺、發精神病或意志消沉。

　　

一天晚上，小黑正和一千多名士兵、軍官及軍官家屬們一塊看露天電影。突然之間響起了半自動步槍的砰砰聲，接著是猛烈的爆炸聲，觀眾們紛紛尖叫著四散逃開。開槍的是一名即將複員回去當農民的士兵。他沒能汝黨，因此沒當上軍官。他先開槍打死了他連隊的政治指導員，他認為是這人不讓他入黨，然後他朝人群亂開槍，還扔了一枚手餾彈。有五人被打死，都是軍官的妻兒，還有十多個人受了傷。後來他跑進一座樓里，戰士們把樓團團圍住，用擴音器向他喊話勸降。但當這個士兵向窗外開火時，他們立即中止喊話一溜煙四散了，這使眾多激動的圍觀者樂不可支。最後，調來一支特種部隊，經過一陣激烈交戰，他們衝進了被士兵佔據的房間，發現這個士兵已經自殺了。

　　

像周圍的每一個人一樣，小黑想入黨。這對他倒不是像對那位農民士兵那樣生死攸關。他知道他在退役后不會下鄉，按規定是哪裡來就回哪裡去，他自然可以在成都工作，無論他是不是黨員。但如果他是黨員，工作就會分得好些。他也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信息，這對他極為重要，因為那時的中國是一個知識的沙漠，除了簡單的宣傳外，很少東西可讀。

　　

除了這些實際問題外，恐懼的心理也絕非沒有。對許多人而言，入黨有點像拿保險。有黨員資格就表示會少受點懷疑，這種相對的安全感叫人放心。此外，在小黑所處的那種政治氣氛極端濃厚的環境里，如果他不努力入黨，他的檔案中準會記上可疑的一筆：「他為什麼不想入黨呢？」申請入黨沒有被接納也會產生疑問：「為什麼他沒有被吸收呢？這其中一定有點什麼問題。」

　　

小黑以真正的興趣閱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著——部隊里少有其他書，而他總得有什麼東西來滿足對知識的渴求。因為黨常說學習馬列主義是黨員的首要條件。所以小黑以為自己可以一舉兩得，既能滿足興趣，又能獲得實際的好處——入黨。可惜他的上司和同志們並不欣賞他學馬列，反說他是在炫耀自己。他們大多數是農民出身，半文盲，看不懂馬克思的那些大部頭書。小黑受到批評，說他驕傲，脫離群眾。

　　

想入黨，他得另找路子。很快，他意識到最重要的事是取悅他的直接上司。還有就是跟同志們搞好關係。除了隨和、幹活賣力外，他得按最字面上的「為人民服務」辦事。

　　

和大多數軍隊不同，中國軍隊不把討厭的雜活簡單地分派給下級，而是要人們主動去做。，早晨六點三十分起床集合，那些想入黨的人得提前起床去做打水、掃地這樣的「光榮任務」。這些人人數之多，以至於大家爭來爭去。為了弄到一把掃帚，人們起得越來越早。一天早上，凌晨四點剛過，小黑就聽到有人在掃地了。

　　

還有其他一些雜事，最要緊的是種糧食。基本糧食供給非常少，甚至對軍官也不例外，每個星期只能吃一回肉。因此每個連隊得自己種穀物和蔬菜，為自己養豬。在收穫時，連指導員常常會做如此動員講話：「同志們，現在是黨考驗你們的時候了！我們必須在天黑之前做完整塊地！當然，我們任務很重，但是我們革命戰士一人能頂十個人！黨員要起帶頭作用。爭取入黨的同志們，這是黨考驗你們的關鍵時刻！通過這場考驗的人可以在勞動結束時火線入黨！」

　　

黨員確實要起「帶頭作用」，但是，渴求的申請者才真正得竭盡全力。有一次，小黑累得筋疲力竭，倒在田裡。當「火線」入黨的新黨員舉起右手宣誓「為光榮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時，小黑被送進醫院，住了好多天。

　　

通往黨大門的最直接的道路是養豬。連里有幾十頭豬，是全體官兵的寶貝兒。大家都喜歡圍著豬圈轉，悠，左看右看，品頭論足，眼巴巴地盼望這些可愛的動物快快長大。要是豬長得好，豬倌就成了全連隊的寵兒。這個位置有許多競爭者。

　　

小黑成了一名全日制的豬倌。這是一項又臟又累的活，更別說心理上的壓力了。每天半夜，他和他的同事們輪流起床餵豬吃額外的飼料。當母豬產子時，他們又一夜接一夜地值班觀察，以防母豬壓死小豬。珍貴的黃豆經過精心挑選、洗凈、磨碎、過濾后，製成豆漿，滿懷感情地餵給母豬催奶。空軍的生活和小黑想象的真正相差十萬八千里，生產糧食佔據了他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一年艱苦地養豬后，小黑終於被吸收入黨。

　　

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他算是船到碼頭車到站，可以歇口氣了。

　　

入黨后，每個人都嚮往當軍官。（此處刪去一句）要升為軍官得由上級決定，所以絕不能讓他們不高興。一天，小黑被叫去見這個航校的政委。因為吉凶來卜，他惴惴不安。那位政委五十多歲，身材肥肥的，眼睛有幾分浮腫，說話聲音宏亮。當他點燃一根香煙，問小黑家庭背景、年齡、健康狀況時，他顯得特別親切溫和。他還問小黑是否有未婚妻，小黑回答說沒有。政委這麼關心他，小黑感到是個好兆頭。政委繼續稱讚他說：「你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工作也很勤奮，群眾對你印象很好。當然你必須保持謙虛謹慎，謙虛使人進步…」「諸如此類等等。到政委捻熄煙頭時，小黑猜想他的軍官委任狀已是囊中之物了。

　　

孰料政委點燃了笫二根煙，開始講述一家棉紡廠失火的事：一位女紡織工衝進火海搶救國家財產，被嚴重燒傷。她的四肢不得不切除，只有頭和軀體留了下來。儘管如此，政委強調說，她的臉沒有被毀容，更重要的是她還有生育能力。政委說報上正準備大力宣傳這位女英雄，黨想滿足她的希望，她說她想和一位空軍軍官結成革命伴侶。小黑年輕、英俊、未婚，又是軍官提拔對象……。

小黑是同情這位姑娘的，但談到和她結婚則是另一回事了。不過他怎麼拒絕政委呢？他找不出理由。愛情？愛情不就是「階級感情」嗎？誰能比一位共產主義女英雄更應得到階級感情呢？說他不了解她，也不行。中因許多婚姻都是黨安排的。身為黨員，特別是一名想做軍官的黨員，小黑本應說的話是：「我完全服從黨的決定！」他痛悔自己先說了沒有未婚妻。政委繼續講他當軍官是不成問題的，與女英雄結合將是一段佳話，國家自然會派護士照顧她，也會讓他們生活得很好。可是小黑一心只想找一個得體的託詞來拒絕。

　　

政委又點了一支煙，等著小黑作答。小黑仔細地措詞，問是不是組織上已經決定了。他知道黨總是喜歡人們「自願」。如他所料，政委說不是，並說：這取決於小黑。小黑決定放手一搏，他「供認」自己雖然沒有未婚妻，但他的母親已為他物色了一個女朋友。他心裏明白這位女朋友必須有懾服力，本人也應「條件很好」。於是他說女朋友是某大軍區司令員的女兒，現在一家軍區醫院工作，他們剛剛開始「談戀愛」。

　　

政委馬上說他只是徵求意見，無意包辦小黑的婚姻。小黑沒有因拒絕而受到懲罰，之後不久他也升為軍官，負責一個地區無線電通訊分隊的工作。一個出身農家的年輕人主動要求和那位殘廢女英雄結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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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毛夫人和她的同夥又在加緊活動，阻止國家恢復正常。在工業方面。他們的口號是：「停工停產也是革命」。他們開始干擾農業了，說：「寧要長社會主義的草，不栽資本主義的苗。」吸收外國技術成了：「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在教育方面：我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精神貴族。」他們又號召中、小學生對老師造反，一九七四年一月和一九六六年一樣，北京中、小學一些教室的窗戶、桌椅被砸得稀爛。毛夫人聲稱這是「和十八世紀英國工人破壞機器一樣的革命行動」。所有的這些煽動只有一個目的：給周恩來和鄧小平製造麻煩，在全國重新引起混亂。只有害人、搗亂，毛夫人和其他文革明星才有機會生存下來，搞建設他們是一竅不通。

　　

周恩來和鄧小平竭力使國家開放，因此毛夫人發動了對外國文化的攻擊。1974年初，她在報上大規模地譴責義大利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執導的一部有關中國的電影。儘管在中國誰也沒有看過這部電影，連名字也沒聽說過，更不用說安東尼奧尼這個人了。這種對外國的畏懼和憎恨又在費城交響樂隊訪華之後，延伸到貝多芬身上。

　　

林彪垮台已有兩年時間了，我的情緒從希望轉為絕望和憤怒。唯一使我寬慰的是現在不像文革初期那樣瘋狂至高無上、為所欲為，現在有人不斷和瘋狂斗。在這段時間，毛澤東對兩派都不全力支持。他不喜歡周恩來和鄧小平想要扭轉他的文化大革命，但也清楚他的夫人及其追隨者們治理不了這個國家。

　　

毛澤東讓周恩來繼續管理國家，但他的夫人又咬周恩來。毛髮動了一場「批林批孔」新運動。這運動表面是譴責林彪，實際上矛頭是針對周恩來的。人們普遍認為周恩來是孔教大懦的典範。儘管他一直都十分忠於毛澤東，但仍不被放過，即便他身緩癌症，生命垂危。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我開始醒悟到毛澤東應該對文化大革命負責，但我依然沒有明確地在腦子裡譴責他，就是想也沒有想過。打破一個偶像實在是太困難了！（此處刪去一句）。

　　

教育成了毛夫人和她的同夥搞亂的前線，因為教育對經濟建設不產生直接影響，而且教學每走一步都等於是否定文革所提倡的愚昧。我入大學后，發現自己身居戰場。

　　

四川大學曾是「八•二六」造反派的司令部，是「二挺」依靠的力量。學校的建築物上到處是七年文革留下的傷痕，完好的窗戶寥寥無幾。校園中央原先以優美的蓮花和金魚出名的池塘現在成了臭氣衝天的蚊蠅滋生地。學校大門內的法國梧桐林街道也不成蔭了。

　　

我一進校門，一場反對「走後門」的政治運動就開始了。當然，沒有人挑明這樣一個事實：正是因為文革當權者自己堵死了「前門」，人們才不得不走「後門」。我可以看出新的「工農兵學員」中有許多人是高幹子弟，其他所有人也都多多少少有點門路才進得來，要麼自己就是小幹部，要麼和生產隊長或公社書記或工廠頭頭有關係，「後門」是唯一的門。我的同學們對這場運動都不太積極。

　　

每天下午和一些晚上，我們必須「學習」那些望而生厭的《人民日報》文章，不是批這個就是批那個，還得進行毫無意義的「討淪」，眾口一詞重複報紙上的陳詞濫調。我們得住在校園裡，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才能回家，而星期日晚上就得回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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