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8日訊】因為恐懼，人們不敢講真話，成了謊言的附和者乃至幫兇；因為恐懼，人們謹小慎微，戰戰兢兢，對獨裁暴政逆來順受；因為恐懼，人們人云亦云，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這就是共產黨和納粹之所以要拼命製造和強化恐懼的奧秘所在。
——題記
二戰後，一批記錄納粹暴行的見證作品紛紛問世，德國猶太學者克萊普勒的《我會作見證》便是其中之一。與大多數同類作品不同，《我會作見證》提供的不是事後的回憶或反思，而是與時事同步進展的事實記錄和感受，堪稱是一份納粹暴政下德國猶太人日常生活的紀實報告。其中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它讓讀者通過一個在場證人的眼睛，身臨其境般地感受到了生活在那個黑暗時代的德國猶太人的強烈的內心恐懼，以及這種恐懼是如何隨著納粹暴政的愈演愈烈而逐步加劇的。
克萊普勒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德國猶太家庭，他父親是猶太教的拉比。1914年克萊普勒得到博士學位，在大學裏獲得教職。一年後，他當兵服役，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隊。
1933年， 《我要作見證》開始的時候， 克萊普勒是德萊斯頓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的講座教授，他和妻子剛在德萊斯頓郊外的多爾茲肯買了一塊地，準備在那裏蓋一處小房子。這個時候的日記充滿了各種日常生活的家庭瑣事和朋友往來，但政治的黑暗陰影已經從遠處漸漸逼近。
希特勒上臺後，野蠻地剝奪了德國民眾的個人自由，恐怖和暴力闖進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反猶不但成了被全面推行的國家政策，而且在迅速升溫。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錄了教授朋友布魯門費德家女僕辭去工作的事情。這位女僕說要找一個更有長久保障的工作。她覺得「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會請不起女僕了。」同時，克萊普勒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麻煩，先是遭到納粹市長的盤問，繼之教授職位被解除。隨著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國外，他們夫婦倆的生活也變得越來越孤獨。1935年以後，納粹政治終於入侵到他們生活的全部領域，令他們隨時感覺到死亡的威脅，生活陷入持續的饑餓和無盡的恐懼之中。
儘管克萊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戰開始時就放棄猶太教，皈依了基督教，儘管克萊普勒一戰時為德國在前線作過戰，自認為是一個不容懷疑的「愛國者」，認同德國文化和德國語言的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一般的德國人，儘管他的妻子是雅利安人，他一直覺得自己不至於成為納粹排猶浪潮的犧牲者，儘管克萊普勒對德國的熱愛使得他在還有可能離開德國的時候，選擇了留在德國，但現實的發展讓克萊普勒逐漸明白，他與「德國」的所有聯繫都改變不了他的「猶太血統」原罪，他註定不可能成為他所熱愛的德國的一分子。
在克萊普勒的日記中，一件一件地詳細記錄了納粹對猶太人不斷升級的迫害政策：1933年4月7日的「公務員法」，解雇一切「非雅利安」人公立學校教師和國家機構工作人員的職務。1935年9月15日的「紐倫堡法」，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不承認他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1936年4月，禁止公務員與猶太人結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規定各種各樣只為雅利安人服務的商店。1938年8月，規定猶太人必須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訊中使用有猶太標記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猶太人使用圖書館。1939年6月，清查猶太人家產。1939年9月，禁止猶太人收聽外國電臺。同年9月，限制猶太人銀行帳戶，強迫猶太人交出所有現金。1940年初，禁止猶太人進入公園。1941年9月19日起，猶太人一律必須佩戴標誌身份的黃星胸章。
1940年5月，克萊普勒夫婦被強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進了德萊斯頓的一處「猶太房」中。日益加劇的恐懼成為此後克萊普勒日記的基調，「恐懼，那種在法國雅各賓黨統治下的恐懼，」(1933年3月22日)「我們象生活在中世紀一樣，無助無力，」(1936年9月27日)隨時隨地都有被逮捕和槍殺的危險，「我睡下的時候在想，他們今天晚上會來抓我嗎?會槍斃我嗎?會把我抓到集中營去嗎?」(1939年9月3日) 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 克萊普勒因違反燈火管制而受8天單獨監禁的懲罰。沒有書，也沒有眼鏡，處在極度的恐懼和虛無，他努力調動自己的記憶，好不容易「從地獄……重新爬向人間。」(1941年7月6日)
1942年到1945年，是納粹最殘暴、最瘋狂的最後幾年，猶太人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絕望，不斷有猶太人遭到屠殺的傳聞傳到克萊普勒的耳朵裏，他在日記中詳細地記錄了這些消息。
「保羅•克賴德（一位朋友）告訴我們—-據說，但非常可靠，且有多個來源—-撤離的猶太人在一隊一隊離開火車時，就在里加被槍殺了。」(1942年1月13日)
「1942年3月，聽說奧茲維茲，4月，告訴妻子在巴比雅和基輔發生的屠殺。1942年10月，稱奧茲維茲為一個「快速的屠宰場」。1943年1月，「從奧茲維茲不斷傳來的可怕消息。」 ……大家一直在說許多(猶太)撤離者[押解出德國]甚至不能活著到達波蘭。在運牲口的擴車廂裏就被毒殺了，車廂然後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邊。」(1943年2月20日)
「兩則關於猶太人的傳聞:在撤離去波蘭的途中有大規模殺害。另一方面，在匈亞利和美國的協定後，猶太人被允許離開匈亞利。我們覺得第一條很有可能。只有當匈亞利脫離德國時，第二條才有可能。判斷是否正確?茫然。」(1942年8月19日)
「我聽說，不久前許多猶太老人(三百?三千?)被從特瑞新集中營押解出去。後來英國廣播報導說，這些人已經全部被用毒氣殺死。是真的嗎?」 (1944年８月10日)
這些傳聞和消息，讓克萊普勒日復一日地感覺到有一種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押送去集中營的恐怖，並滋生出一種末日臨頭的預感。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克萊普勒被派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許多人都是病人或有小小孩的母親，他們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營的對象。克萊普勒知道下一批就輪到他自己了。
1942年5月3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在吃早飯的時候，我們談到了人的承受和習慣事物的出色能力。我們生存在極端醜惡之中，為生命而恐懼，饑餓(真正的饑餓)，不斷翻新的禁令，越來越殘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險，身邊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徹底的無助。—–我們就這麼苟延殘喘」。
克萊普勒盼望能活著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總覺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寫道，「當我想像希特勒主義末日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後，我有什麼事情要做呢?我要從哪裡開始呢?我很肯定我不會有多少剩下的時間了。我已經許久沒有關注18世紀(文學)，得更新一下知識。……是不是在第三帝國(或第三帝國語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許是一卷?第三帝國語言，這個題目是不是太狹窄?是不是該把它擴充為第三帝國思想史?還是回到以前計畫的(希特勒主義)哲學詞典?我是不是該專心地重操舊業，更新自己的學問?我現在是不是該移居美國，學習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體力還能不能勝任這些事情呢?……想起做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無論如何，我常常覺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生活在納粹的暴政下，恐懼不僅籠罩著千千萬萬象克萊普勒這樣的「猶太賤民」，而且也深植於成千上萬德國人的內心深處。
根據克萊普勒的觀察，對於陷於極度困境中的猶太人，絕大部分德國人的態度都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這固然是因為他們被納粹的仇猶思想洗了腦，但同時也是由於納粹對同情和幫助猶太人的德國人處罰嚴厲，他們自身也生活在巨大的恐懼之中，生怕與猶太人有所牽連，災禍便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道，「這位教授因為對猶太人太友善被處以高額罰款，……亞裏安人確實有害怕與猶太人交往的理由!蓋世太保痛恨一切人與人的關係。」1943年3月2日，他記道，「又發佈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給將要押解的猶太人送東西，員警都可以將他槍斃。」果然，曾經冒險幫過克萊普勒的契特後來就被蓋世太保關進了集中營。
除了害怕和猶太人有牽連，德國人還害怕跟反納粹的言行沾上邊。
索菲•朔爾是德國著名的反納粹英雄，當年曾冒著生命危險參與制作和散發反納粹的傳單，並因此慷慨就義。但她並非從一開始就這麼勇敢。初到慕尼克的索菲看到哥哥漢斯•朔爾書中「反抗暴政」的詞句時，曾滿懷憂慮地說：「我很害怕。」這種恐懼不但真實，而且也是生活在納粹陰影之下的德國人的普遍心態。正因為如此，許多人不敢拿反納粹的傳單，更不敢看傳單。一些學生碰到這種傳單時甚至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蓋世太保，這四個字使最大膽的人也膽戰心驚」。
像密佈的陰雲，恐懼同樣也籠罩著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曾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竊聽風暴》，逼真地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
影片中的故事發生在東德。這個共產黨國家雖說不大，但秘密員警「史塔西」卻擁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12萬諜報人員、1千多名電話竊聽人員和 2千多名郵件檢查員，還有龐大的17萬5千線民。全國1800萬人口中，竟然有30多萬人從事間諜活動，堪稱是史上規模最空前的超密度間諜網。
因為到處都是線民，東德竟有600多萬人被建立了秘密檔案，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東德，「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作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會感到背後有眼睛在盯著自己。除了秘密員警外，被監控者很可能同時是監控他人的線民，監控者也往往會被另一個線民所監控。因為害怕，或者是為了利益，同事、朋友，甚至親友和夫妻之間，互相監視告密的事也時有發生。在《竊聽風暴》中扮演秘密員警的男主角烏爾裏希•穆埃的妻子，就曾經是一名「史塔西」的告密者。無怪有人說，當年的東德簡直就是《1984》的現實版。
影片一開始，是秘密員警魏斯樂在審訊在押犯。沒有慣見的嚴刑拷打，沒有淒厲的大哭喊叫。審訊者魏斯樂的語氣也出奇的平靜，不像是在對犯人審訊，而像是在對熟人問訊。
魏斯樂在劇作家德瑞曼家安裝竊聽器時，被對面的鄰家婦女窺見。魏斯樂對她說：「麥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點，你就永遠再也見不到你的家人了。」語氣也絕不像恫嚇，像是在給這個婦女發個平常的通知。在以後多次出現的魏斯樂監聽的場面中，他總是面無表情地戴著一副耳機竊聽，或注視著錄影螢幕，那感覺就如同在實驗室裏進行科學實驗。
還有一個場面也耐人尋味。在秘密員警的餐廳裏，一個青年在說前東德最高領導人的政治笑話，在當時這絕對是件大逆不道的事，不巧又被魏斯樂的上司格魯比茨聽到了。為此這個青年非常緊張，但格魯比茨非但沒有制止他，反而鼓勵他說完，並且大笑，以致這個青年也只得跟著笑起來。這樣的氣氛雖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還恐怖。
影片中的另一個人物是文化部長亨普，表面上看上去他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實際上卻是個男盜女娼陰險無恥的傢伙。在劇院為慶祝德瑞曼的新作首演成功舉行的酒會上，他一邊裝模作樣地跟德瑞曼說著場面上的套話，一邊卻偷偷摸他妻子克裏西斯塔的屁股。過後，他又以職權威脅克裏西斯塔，強迫她滿足自己的肉欲。
在課堂上，魏斯樂對他的特工學生們說：「你們做審訊工作是在和社會主義的敵人進行鬥爭，罪犯們知道他們面對的是我們的正義。」正因為如此，秘密員警無需對「主義」的敵人發威，無需聲色俱厲，無需暴跳如雷；他們清楚地知道，只要他們一出現，就足以令人喪膽；只要說出「斯塔西」這個名稱，就立即會讓人毛骨悚然。
影片中，恐懼無處不在，深入人心。它印刻在在押犯的臉上、埋藏在麥尼克太太的心窩，植根於說政治笑話的青年的神經末梢中，注滿在劇作家妻子克裏斯塔的全身血液裏……
「在一個極權體制裏絕無任何私密。」這是《竊聽風暴》德文廣告上的一句話。影片中的東德便是鐵證！在這裏，監控和告密不但是人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甚至成為了一種潛在但又必需奉行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這樣一個密不透風，人人自危的監控網中，人們怎能不恐懼？！這是一種沒有任何私密、沒有任何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膽、誰都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恐懼。這種恐懼讓人窒息，讓人瓦解，讓人精神崩潰，讓人徹底絕望。難怪有人說，在德國上一世紀的歷史上，希特勒的集中營製造了人類最殘酷的恐懼，東德的「斯塔西」則製造了人類最深刻的恐懼。
這種恐懼同樣彌漫在共產黨當權的捷克。著名的捷克持不同政見者哈威爾曾對此做過極為精准的剖析。
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裏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共產黨時代的捷克，城市的街道上隨處可見這樣的標語。與一般人不同的是，哈威爾用顯微鏡般的眼光，發現了隱藏在這一人們熟視無睹的景象背後的社會心理。
他提問道：蔬菜店經理「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們傳達什麼資訊？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眾都瞭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麼實現，實現了又怎麼樣？」（注1）
哈威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麼，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注2）
為什麼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哈威爾的答案是：因為恐懼。「恐懼並不是當前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建築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
在共產黨統治下得捷克，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和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採用所有義務的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恐懼或許有人會告發他們，將他們驅逐出現存社會，他們通常在私下裏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勞動者以他們名義的所謂‘工作義務’，是那種恐懼忍受經濟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為了討好權勢者。實際上，同樣的動機也隱藏在建立‘社會主義勞動突擊隊’的背後，存在於這種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給上級的合適的報告中被提及。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于他們事實上並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許多人甚至報告恰恰是他們自己對被報告人做的那種事情。」（注4）
哈威爾並進一步分析說，「當然，我所說的恐懼，並不是通常心理學意義的一種確切的情感。我們在周圍看到的大多數人並不像顫動的樹葉那樣發抖：他們的臉上呈現著堅定、自我滿足的公民的表情。我們涉及的恐懼是在更深的意義上，如果你願意，可以說它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即對於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麼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並逐漸變得習慣於這種威脅，將其認作實用的方法，我們追隨各種外部適應的形式作為僅有的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注5）
按照哈威爾的看法，捷克人的心中之所以彌漫著恐懼，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一張「覆蓋整個社會」的巨大的網中，「雖然對於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內，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這張網，不能觸到它的細絲，但甚至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時每刻沉默的在場」。這張巨大的網不是別的，就是「無處不在的，至高無上的國家員警」，它「可以在任何時候干涉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他反抗的任何機會，可以充分地剝奪一個人的生活中本來的和可靠的方面，將其轉變為一種沒完沒了的偽飾。」（注6）
在中國，恐懼同樣無處不在。前不久，著名導演馮小剛在微博上訴苦說，「說兩句實話，代價是很大，先是媳婦不讓睡覺，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說兩句實話行嗎？後是兄長如道明，聲色俱厲質問：你不說實話能死嗎？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沒關係，你倒多大的黴跟我有關係！說兩句真話竟讓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認栽。收聲。往後我要嘴裏沒實話，大家包容。」馮導究竟說了什麼「實話」讓老婆朋友如此擔驚生怕？原來，那是在這之前，他發過一條微博，說：「我耳朵饞，聽了幾嘴閒話。意思是說：不是戲子無情，是婊子無情。污蔑別的群體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還真得主持個公道。文革時沒婊子行業吧？住在北京西什庫的教友和修女們被逼著燒聖經神像，不從就用皮帶抽，修女們哭著親吻聖經投入火中。這種喪盡天良助紂為虐的事婊子是幹不出來的。是誰更無情呢？」僅僅曝光這麼一件文革時代的舊事，老婆朋友就緊張成那樣，可見他們心中的恐懼有多深。有錢有勢的明星大碗尚且如此，普通人更可想而知了。
不僅是東德人、捷克人和中國人，其實在所有共產黨國家，人們都生活在同樣的恐懼之中。
因為恐懼，人們不敢講真話，成了謊言的附和者乃至幫兇；因為恐懼，人們謹小慎微，戰戰兢兢，對獨裁暴政逆來順受；因為恐懼，人們人云亦云，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這正是納粹和共產黨之所以要拼命製造和強化恐懼的奧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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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崔衛平譯《哈威爾文集》第2頁
注2：崔衛平譯《哈威爾文集》第3頁
注3：崔衛平譯《哈威爾文集》第9頁
注4：崔衛平譯《哈威爾文集》第8-9頁
注5：崔衛平譯《哈威爾文集》第9頁
注6：崔衛平譯《哈威爾文集》第10頁
又：本文上半部分大量引述了徐賁 《見證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 》中的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