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7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二十四 「容我朝暮謝過，以贖前愆」
我父母在幹校（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年）
從成都出發乘三天卡車，到了西昌北部的牛郎壩。這裏南去的路分了叉，一條去西南面，通米易——我父親的幹校就在那裡；另一條往東南，通寧南。
著名的牛郎織女神話就發生在這兒。王母娘娘的小女兒織女（我家那條支機石街的那塊隕石據說就是支撐她織機的石頭）從天庭下凡到這裏的邛海中洗澡。在湖畔生活的一位放牛郎看見了這位女神，兩人很快墜入愛河，結了婚，生了一兒一女。王母娘娘認為織女下嫁凡人觸犯了「天條」，於是派天兵天將捉拿她回去。牛郎在後面緊追不捨，在他快要趕上時，王母娘娘從頭上拔出一支玉簪在他們兩從中間一畫，畫出了一條巨大的河流——銀河。銀河把牛郎織女永遠隔開，只在每年七月初七。普天下的喜鵲飛搭橋，兩人才得以團聚一天。
在西昌格外晴朗的夜空中，銀河這億萬顆星組成的洪流顯得分外蒼莽浩瀚。明亮的織女星在銀河一岸，牛郎和兩個孩子的牛郎星座則在另外一岸。多少世紀以來，這個神話故事一直口口相傳，因為中國人的家庭老是被戰爭、土匪、貧窮及冷酷無情的政府所拆散。具有諷刺意昧的是，母親就是被送到這裏。
她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達這裏的。同行是約五百名以前的東城區同事，既有走資派，也有造反派。他們從成都被匆匆攆走，到了這裏沒有住處，只有幾間曾在這兒建築成都——昆明鐵路的工程兵留下來的土屋。一些人搬進了這些土屋，另一些人則擠進當地農民家。建築材料只有泥土和茅草。泥土得從山上挖出，擔下來，混合著水做成泥磚。沒有機械，沒有電，沒有牲畜代工。牛郎壩高達海拔五千尺，一年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一天卻有四季。早上七點，當母親開始勞動時，氣溫在零度以下，中午則驟升到二十七攝氏度。下午四點，熱旋風捲起小石子往人臉上打，身上熱得想剝層皮。晚上七點收工時，溫度又往下跌。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母親和其他人每天得勞動十二個小時，只有中午短暫的吃頓飯才算休息一會兒。開始的那幾個月，吃的只有米和水煮甘藍菜。
母親的幹校是按照軍隊編製，由一些軍官管理，受成都市革命委員會直接控制。最初我母親被當作「階級敵人」，中午吃飯時不準坐下，得低著頭站在一旁「認罪」。宣傳媒體說這種懲罰方式可以提醒人們不忘階級鬥爭，休息時還得留出一分精力來仇恨。母親向她的軍官連長抗議，說她總不能一天到晚幹活不歇口氣。這人是文革前東城區武裝部的軍官，和母親關係甚好，於是他下令停止這種處罰。不過母親仍被分配去做最笨重的活，也不像別人那樣有星期日可休息。結果她的子宮出血情況又惡化了，隨即還得了肝炎，又黃又腫，站起來都很困難。
幹校倒不乏醫生，東城區醫院的一部分醫務人員也下放到這裏。只有革命委員會成員們最需要的醫生才准留在成都。為母親治病的醫生告訴她，他和同事們都非常感謝她，因為她在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沒整他們。因為缺乏西藥，這個醫生就走很遠的路為她採集草藥，像車前草、半枝蓮、魚腥草、仙鶴草等。
那位醫生還向幹校的當權者誇大她的肝炎傳染性，這一下他們怕了，把她搬到半哩外一處廢棄了的豬圈裡，讓她單獨住。一些好心的同事幫她把豬圈打掃乾淨，鋪上乾草。睡上去簡直就像豪華的床墊。折磨她的人不敢沾邊，醫生卻天天來看她，悄悄替她向當地農民訂了份羊奶，逐日送來，一位同情她的炊事員為她每天送飯。當四下無人時，她就會偷偷往菜里打個雞蛋。幹校有肉吃了后，我母親每天都能吃到肉，而其他人只能每星期吃一回。她還有水果吃——梨子和桃子，是朋友們在市場上買的。害肝炎對我母親來說真是「天賜良機」。
大約四十天後，她不無惋惜地恢復了健康，搬回幹校營地，此時大家都搬進新土屋了。牛郎壩的氣候很奇特，「雷在中間打，雨在團轉下」，也就是說壩子中央小盆地四周山上下雨，盆地中卻無雨，只乾打雷閃電。因為盆地里土壤太干，而且一打雷就危險，當地農民不在這裏種莊稼。但是這卻是幹校唯一可以弄到的土地。他們種上抗旱玉米，從山凹低地擔水過來。大家都很想吃米，於是提出幫農民做活，以工換米。
農民答應了。當地風俗是女人不準擔水，男人不準插秧，而且插秧的婦女必須是生過兒女的，最好是兒子。農民們相信多子的女人插的身「結子多」，產量高。我母親成了這個風俗下的首選對象，她生了五個孩子，有三個是兒子，比大多數女同事都多。這下她得整天彎著腰在水田裡做十五個小時，子宮不時地出血。
晚上，她和其他人輪流守夜看守豬圈，防止狼來偷豬。茅草土屋住地背後是連綿大山，叫「二狼窩」，可是名符其實的狼窩。農民告訴他們：狼很精，偷偷鑽進豬圈后，對豬是又用舌頭舔，又用爪搔，特別是搔豬耳朵後面，使豬舒服得迷迷糊糊的，不發一點聲音。然後狼輕輕咬住豬耳朵，牽著它走，邊走邊用尾巴輕輕拍打豬身，此時豬還以為是情人在愛撫它，會乖乖地跟著狼，把自己送入狼口。
農民還告訴城裡人，有時還會出現豹子。這些野獸都害怕火光。因而每到夜晚豬圈外都得點起篝火，有人守夜。就在這些火堆邊上，我母親度過了許多個不眠的夜晚，坐在火堆邊上望著流星閃著白光劃過繁星滿布的蒼穹，二狼窩山的黑色輪廓映在天邊，狼嚎聲時隱時現，時遠時近。
一天傍晚，她蹲三個小池塘邊洗衣服。洗完直起腰來時，她看見對岸二十多碼外有一隻狼瞪著眼睛望著她。她頭髮一下子豎起來，但馬上，她記起了童年時大老李告訴她的故事，遇到狼時得退著慢慢走，不要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來，不要回身，不要跑。她照這樣倒退著一步步往住處走，臉總朝著狼，狼也跟著她。翻過山坡她到了住地邊，狼站住了。這裏可以看見火光，聽見人聲。這時她才猛地轉過身飛快地跑進一扇門裡。
在西昌的夜裡，篝火幾乎中住的光明。這裏沒有電，蠟燭是有，但貴得嚇人，煤油很少。不過有燈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讀，不像我在德陽比較自由，可以看京明從黑市上買來的書，幹校控制得很嚴，能閱讀的只有《毛澤東選集》和《人民日報》。偶爾，幾哩外的駐軍兵營放映電影，總是毛夫人江青的樣板戲。
一天天、一月月過去了，繁重艱苦的勞動、單調枯燥的生活變得令人無法忍耐。每個人都想念家人和孩子，造反派也不例外。他們的怨聲可能更大，因為他們意識到過去自己賣力是白費了，什麼也沒得到，更不能回成都重新進入政府工作了，革命委員會的缺已經佔得滿滿的了。就這樣，在來到牛郎壩的幾個月後，消沉代替了大批判，造反派們的沮喪有時還得靠我母親的說笑來驅散。她由此得了個綽號：「觀音大士」。
夜裡，躺在稻草床墊上，時時回想自己孩子們的童年。她發現自己想不起多少故事。在我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她是一位忙於工作、經常不在家的母親，把自己獻給革命事業，犧牲了家庭生活。現在我母親悔恨地想她的一片忠心似乎毫無意義，她以一種無法忍耐的心疼想念著孩子們。
一九七零年二月，母親到牛郎壩三個月了。在春節的十天前，她的連隊列隊在住地前面準備歡迎一位來校視察的「首長」。等了老半天，只見土路上遠遠走過來一個人，大家都盯著看，低聲議論，說這不可能是首長吧？他應該是乘小汽車來的，而且還應有隨行人員。來人也不像當地農民：那種用長長的黑毛圍巾包著頭的樣子太洋氣了。等再近一點兒看，才發現這是個年輕姑娘，背上背著一個大背簍。看著她一點點走近，我母親的心怦怦直珧，覺得來人像是我。她心想：「這要真是我的女兒該多好啊！」突然，周圍的人興奮地用手肘碰她說：「是你女兒來了，夏德鴻，你女兒來看你了，是二鴻！」
這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當時她的心情好像是隔了若干世紀，突然見我自天而降。我是第一個兒女來幹校探親的，激起了大伙兒對母親的羡慕和對我的親熱。六月從成都載我來西昌辦戶口的那輛卡車，這回又把我送到這裏。我背上的大背簍里裝滿了香腸、雞蛋、糖果、蛋糕、挂面、白糖、和罐頭，全是我們五個孩子和「眼鏡」從我們的配給及生產隊分配的東西中節省下來的，為的是好好款待一下父母。背簍沉重得好像要把我壓垮。
有兩件事使我又吃驚又放心。第一，母親看上去很好。她後來告訴我她剛從肝炎中康復。第二，她周遭已沒有敵意氣氛，不少人還叫她「觀音大士」，這簡直使我不敢想象，她還算是個「階級敵人」啊！
我母親用一塊深藍色的頭巾包著頭，在下巴打了個結。她的臉不再細嫩了，在酷熱的陽光和狂暴的風沙下變得十分粗糙，皮膚看上去像西昌當地的農民一樣，比她實際年齡三十八歲要蒼老十歲。當她撫摩我的臉時，我感到她的手像是塊龜裂的老樹皮。
我呆了十天，在大年初一那天去父親的幹校。那位送我到這裏的好心卡車司機將在我下車的那個地點來接我。母親的眼睛濕潤了，雖然父親離這裏不遠，但是卻不准她兩人互相探望。我把原封不動的裝滿食品的背簍重新背在背上，母親堅持把所有的東西都帶給我父親。母親對我即將離去顯得很悲傷，不斷地說可惜她沒能給我吃上傳統的春節早餐——象徵合家團聚的湯圓。但是我不能等，擔心會誤了車。
我和母親步行了半小時來到公路邊，坐在高高的茅草旁等候。周圍的山嶺像大海一樣起伏著，厚厚的茅草就是海中的波濤。太陽變得耀眼溫暖了。母親摟著我，整個身體似乎都在說她捨不得讓我走，擔心再也看不見我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她的幹校和我的公社都有結束的一天，還以為這些地方就是我們終老之地、有成百上千的可能性使我們將天人永隔。母親的悲哀心情感染了我，我想起姥姥，我去了一趟寧南回來就失去了她。
太陽越爬越高，仍然不見卡車的蹤影，遠處幹校的煙囪冒出的股股濃煙漸浙稀疏了。沒給我湯圓吃的遺憾情緒佔據著母親的心，她一定要回去拿。
她離開后，卡車開來了。我往幹校方向望去，遠遠見她正朝我跑來，白金色的乾草在藍頭巾四周飄，她手捧著一個彩色瓷碗，小心翼翼地跑著，看得出不想讓湯圓的湯灑出來。她還離得很遠，約莫二十分鐘才能到。我不能讓司機等那麼長的時間，他已經幫了我很大的忙了。我爬上卡車，回頭看見母親還在跑，只是那個碗好像不見了。
幾年之後，她告訴我當她看見我爬上卡車時，碗從手上落了下來。但是她依然跑著，想弄清真的是我上了車，雖然上卡車的不會是別人，在這灰黃的世界里沒有一點人跡。她一連幾天神志恍惚地走來轉去，心裏若有所失。
經過好幾個小時的顛簸后，我到了父親的幹校，它坐落在大山之間，過去曾是勞改農場，犯人們在荒山野嶺中開拓了這個農場，然後遷移到別的處女地去開發，把這塊已耕出一點成果的土地讓給這些比他們處境好一點的被貶人士。幹校很大，容納了幾千名以前省組機關的幹部。
我得走一兩個小時才能到達父親的「連隊」。途中有座鐵索橋架在深河谷上，一走上去就搖個不停，使我幾乎失去平衡。背簍很沉，我筋疲力盡，但仍禁不住驚嘆群山的壯美。雖然此時只是初春，鮮艷的山花已開了滿山遍野，在木棉樹下，番木瓜叢旁。走近父親的營地時，我看見幾隻五彩賓紛的野雞在梨、李、杏的花枝下大模大樣地漫步。幾星期後，樹上抖落下來的粉紅、潔白的花瓣，會淹沒這些泥巴小路。
已有一年沒有看見父親了。看到他的第一眼使我翻腸倒肚地心酸。他挑著一擔磚一路小跑著進了院子，舊藍外套空蕩蕩地掛在身上，挽起來的褲腳露出一雙青筋凸起的腿。風吹日晒的臉上滿是皺紋，頭髮灰白斑斑。他看見了我，一陣手忙腳亂地放下擔子，顯然是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向他，中國傳統父女不擁抱撫摸，他用眼睛告訴我他是多麼高興。他的眼神里都是愛和溫情。我也從中看見了磨難留下來的痕迹，他昔日的朝氣和活力變成了一種衰老的茫然，雖然猶帶一絲不屈。他才四十幾歲啊！應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我的喉嚨哽住了，馬上又緊張地審視他的眼睛，擔心他的精神病是不是複發了。不過他看上去還好，我心裏一塊大石頭落了地。
他和省委宣傳部的另外七個人同住一間小屋子，牆上只有很小的一扇窗戶，門總得開著，以透氣透亮，甚至晚上有時也得開著門睡覺。屋子裡的人互不打招呼，沒有人理會我的到來。我馬上感到這裏的氣氛比我母親的幹校要緊張得多。看得出來，這地方是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也就是在「二挺」的直接控制下。院子里的牆壁上貼滿了一層層大標語和大字報：
「打倒XXX！」「 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大字報下靠著些用破的鋤頭、鏟、鍬。很快，我就發現父親在一天繁重體力勞動之後，還得在晚上挨批判鬥爭。既然只有一個法子可離開幹校，這就是回去為革命委員會工作，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只有討「二挺」的歡心，於是一些造反派就競相比賽誰最狠。我父親成了當然的犧牲品。
他不準進廚房，身為「攻擊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他是危險分子，可能在飯菜里下毒。這種事有沒有人相信並不重要，關鍵是要凌辱他。我父親默默隱忍了種種折磨，只有一次按撩不住怒火。他剛到幹校時，造反派要他戴白袖套，上面寫著幾個黑字：「現行反革命分子」。他一把把袖套摔開，咬緊牙說：「來！來把我打死算了，我不戴！」造反派只得罷休，他們深知他說話算話，而上面又沒有下令要打死他。
「二挺」在幹校盡情地整治他們的敵人。有位官員曾於一九六二年參加過調查他兩人的專案組。這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從事共產黨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受嚴刑拷打，摧毀了健康。在幹校他已病得很重，但還得去幹活，不能有一天休息。他做得慢，就強迫他晚上接著做。大字報說他「裝病偷懶」。
我看見一張大字報是這樣開頭的：「同志們，你們可曾注意到這個面目猙獰的活死屍？……」在西昌無情的陽光下，他的皮膚晒乾了，大塊大塊褪皮。他也餓得不成人形：他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得少食多餐，但他無法多次進餐，所以總是挨餓。一天，他餓得受不了，就走進廚房找些泡菜水喝，結果被人說是他想下毒。他預感死之將至，寫了封信給幹校領導，說自己快死了，可不可以減少點重活，結果唯一的答覆是更狠毒的大字報浪潮。不久后的一天，他正在田裡施肥時，在灼熱的陽光下一頭栽倒了。他被送到幹校醫院，兩天後去世。臨終前沒有人在他的身邊，他的妻子已經自殺了。
在幹校被迫害的人不光是走資派，那些與國民黨有些微關聯的人、那些私仇的目標、妒恨的對象，連失了寵的造反派頭頭，都在挨整。有許多人死了，不少是跳進奔騰咆哮、切過叢山的安寧河裡自殺的。夜靜更深時，河水在山谷中激起陣陣回聲，幾重山之外都能聽見。幹校的人不寒而慄，說這聲音聽上去就像是冤死的鬼魂在嗚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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