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0日訊】1月23日晚，博友「如視我聞」針對「玄妞兒」議論甘肅省政協委員彭丹的微博，在新浪上發了這樣一條讓人過目不忘、會心而笑的評論：「對黨中央而言，國務院是夫人，人大是姨太太，政協就是通房丫頭。主政是老爺，參政是夫人，議政是姨太太，通房丫頭就是個端洗腳水的貨，你懂了吧。」
1月24日上午，我在上述評論後跟了一帖：「前天老爺突發奇想，道：要把自己的權力關到籠子裡去。夫人、姨太太和通房丫頭會信他的鬼話麼？」幾天來，我一直覺得，那天我不假思索地敲上去的「鬼話」一詞，雖遠不是什麼神來之筆，但還真的可算比較貼譜。
近代以來，人類創建和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從而終於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裡的千年夢想。由多黨競爭、選票授權、分權制衡和社會監督共同鍛造而成的憲政民主籠子，不是形同虛設的籠子，不是豆腐渣籠子，而是如假包換的鐵籠子。然而，誰都清楚，當代中國的主政老爺一向鮮明拒絕憲政民主制度，他們所鍾愛和維護的一黨專政制度，乃是權力將社會關在籠子裡的制度，雖然在民眾的覺醒和抗爭下一再被迫鬆綁和擴籠，但大體上依然如此。今年年初，《南方週末》新年獻詞被粗暴地改得面目全非才得以出籠，便是最新之例證。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擁有壟斷執政特權之權力，事實上是不受制衡和不受約束的權力，試問：它如何能被關進像樣的籠子？在大權獨攬、領導一切方面剛剛重申「千磨萬擊還堅勁」的主政老爺，張口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種自甘馴服的自宮宣示，如果不是欺人之談，還能是什麼？
人們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話，應當能夠記得，主政老爺們先前也說過類似的很好聽的鬼話。2007 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上作報告，在滿篇官話、套話之外，首次提出「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句話不是套話，但卻是地地道道的鬼話。為什麼？因為老爺們所擁抱和踐行的制度，是以權力壟斷為根本、以密室政治和暗箱操作為潛規則的制度，是透明度和公開性能少則少、能儘量少就儘量少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權力的存活、運行和延續，端賴儘可能地避開和遮蔽太陽的光輝。眾所周知的《新聞法》和《官員財產公示法》出籠之難，就是上述制度本質的真切體現。顯然，在這樣的制度之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只能是欺人之談，而不會是什麼「對人民的莊嚴承諾」。
我的人大校友榮劍先生在其最近發表的《建設正常國家》一文中，對當代中國陷入全面潰敗狀態給出了痛心疾首的描述：吏治敗壞無以復加，物慾橫流無以阻擋，人心渙散無以收拾，道德墮落無以挽救。榮先生的剴切描述，就是對「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一鬼話多年運行的有力佐證；榮先生描述之可信度愈高，則「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之鬼話度就愈高。在同一篇文章中，榮先生指出，中國的根本性弊端來自於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這三重缺失。「因為缺失這三重約束，中國現有的制度安排及其治理，是中國歷代歷朝中屬於最不正常的時期，它在權力和資本的雙重腐蝕下，不僅不能有效約束國家權力及其官員，更不能以德垂範社會，實行正常治理。」我想不會有人否認，在中國歷朝歷代的正常時期，亦從未有過一天「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裡」的史實，那麼，在今天這個最不正常時期，「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如果不是八卦式的夢囈，豈不是十足的鬼話？
中國陷於最不正常時期，說鬼話、幹缺德事的主政老爺當負主要責任。然而，中國民間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老是等待老爺們有朝一日兌現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作出的所謂「莊嚴承諾」，如果老是不靠譜地托鄧改制，希冀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定盤的路子中去實現國家治理的正常化和憲政化，則國家無道、社會劣序的現狀礙難改變，中國將久久不能重新站立於人類文明的底線之上。
關於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關於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先生在《改革歷程》一書中給出了最為明晰、最為可信和最為權威的闡述與解讀。 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應當承認，鄧在會上發了不少狠話，也說了一些看似出格的開明話。對此，趙紫陽先生理性平和地指出：「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1986年和1987年，鄧在不同場合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鄧所講的政治改革的內容，「比1980年講的範圍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內容僅限於行政體制、機構和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可以說，對鄧小平其人的政治主張，趙紫陽先生不僅看清了，而且看透了：「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顯然，中國的未來不能靠托鄧改制。靠托鄧改制走向憲政民主，不是寸步難行，而是南轅北轍。
中國的未來在於民間的擔責和前行。這種擔責前行將集中體現在：民間不再把希望寄託於明君賢相，不再等待主政老爺通過頂層設計來引領民主潮流，不再奢望主政老爺會來培育公民社會，而是立足於改變自身，展開個體的去百姓化和社會整體的公民化演進。為此需要（本文只能極簡而言之）：讓思想衝破臣民意識的牢籠，使心靈先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嘗試型塑獨立人格，勇於擔當變革和轉型的行動主體；確立自組織化的建設性取向，摒棄不負責任的盲動胡來；理性承擔抗爭的代價與風險，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活出應有的尊嚴；腳踏實地堅韌推進的意志力，不可逆地生成能夠支撐憲政民主制度健康運行的堅實平台。
在本文成型之時，有一個極不願意聽到的噩耗，穿越重重霧霾不期而至，振於耳際，痛於心頭：我十分敬重的許良英先生因病不治、溘然長逝！2012年，中國痛失了方勵之先生、胡績偉先生和王來棣先生；2013年元月，中國永遠失去了一位直言不諱的楷模性和標誌性人物——許良英先生。在這裡，我只想說，以民間的覺醒、抗爭和成長來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這既是許先生的鮮明主張，也是他率先垂範、為之獻身的未竟事業。我相信，許良英先生的獨立人格、精神風骨、道義勇氣和人性光輝，將永遠激勵我們擔責前行！
2013年1月28日於北京家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