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訊】中共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最近多次推薦關於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引發外界議論，認為這標誌著中共領導人也不得不默認，中國瀰漫著「革命」的氛圍。中共在海外的媒體也承認，該書內容與當下中國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中國社會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的前期，頗有相似之處；當代中國人的思維與大革命前的法國人民一樣，有許多共同點，自身權利意識在覺醒，對專制、特權和腐敗也深惡痛絕。

法國革命始於繁榮時代

法國大革命（1789年～1799年）中，貴族和宗教的特權受到自由主義的政治組織及上街抗議民眾的強烈衝擊，傳統觀念被三權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法國大革命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不一樣；不是在內部動亂、外敵入侵、和社會貧窮的時刻產生的，它是在路易十六王朝、法國舊的制度中最繁榮的時代開始的。它發生在經濟上升並帶來社會的兩極分化之後，這也非常類似於中國目前的局勢。中國古人「不患寡、患不均」的智慧，在此有充分的體現。

法國的路易十六王朝，害怕哪怕是最輕微的批評，他們整日惶惶不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也跟中國當今社會箝制言論、控制互聯網、敏感時刻限賣菜刀，有異曲同工之妙。法國大革命前夜的經濟形勢，更是與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有驚人的相似。而路易十六面臨的經濟危機，則是導致法國大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

路易十六的經濟危機

1788年，法國連續出現旱災、雹災和嚴寒，農業歉收導致大革命前夕麵包價格大幅上漲（50%）。18世紀還是法國通貨膨脹日益惡化的時代，通脹使社會購買力急速下降，國內設置的關卡、貿易壁壘限制了法國國內的經貿活動。當年，法國窮人家庭收入的一半都花在麵包上，到大革命開始時，這些家庭收入的80%都要用來買麵包。法國社會商品滯銷，農民大量湧入城市，城市失業率高企，社會局勢動盪不安。

法國從路易十五時代開始的大量軍事開支，法國所參與的七年戰爭和美國獨立戰爭，都使政府債臺高築，國家財政無法負擔，不合理的稅制更是雪上加霜。為了支付到期的債款和利息，政府不得不舉借新債，從而使國家財政陷入惡性循環，陷入嚴重的信貸危機。法國當時還盛行賣官，貴族頭銜可以買賣，並且封爵的價錢越來越高。從1700年到1789年，法國就增加了5萬新的貴族。

沒落的舊貴族和爆發的新貴族之間矛盾很大，貴族大量投資並壟斷了商業、房地產和礦業，平民和貴族間的衝突日益嚴重。稅制的不公，體現在貴族和神職人員享受著許多稅務豁免。當時為提高稅收，政府推出了新稅法，包括地價稅，它直接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

對比中國的經濟危機

路易十六面臨的經濟危機，與中共目前面臨的危機，從危機的發生原因及其表現形式看，都有驚人的相似。

中國當前的通脹也在日益惡化，社會購買力急速下降。中國國內各省區之間的關卡和貿易壁壘，嚴重限制了國內的經貿。當年法國窮人家庭收入的一半花在麵包上，今天中國低收入民眾收入的一半，也花在食品上。為支付到期的債務和利息，法國政府大舉借債。目前中國也出現了財政危機，各級政府債務總額驚人，中央和地方免債談判破滅，國家財政陷入危機。

中國社會的商品滯銷、產能過剩，與當年的法國如出一轍。中國農民也在大量湧入城市，推高城市的失業率（雖然中共並不報導）。但中國每年18～20萬起的大規模群體抗暴，比法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共加強軍備的努力，類似於路易十五的窮兵黷武。如果釣魚島和南海爭端演變成戰爭，就更類似法國參加的七年戰爭和美國獨立戰爭。路易十五賣貴族頭銜，中共政治局常委賣省部級的官位。中共最上層的200家族，也跟法國貴族一樣壟斷了商業、房地產和礦業，再額外加上金融、能源、交通和通訊等產業。

法國和中國的等級制度

18世紀的法國，有三級的等級制度。第一等級（1st Estate）是王室和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級（2nd Estate）是貴族，兩者是居於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處於被統治地位的第三等級（3rd Estate）包括新興的資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平民。

相比之下，中共統治和既得利益集團無疑是中國的第一等級，信奉的是馬列邪教；中國的第二等級應該算是新生的壟斷資本家、裙帶關係體系內的人們和依附於中共的知識分子；中國的城市平民、農民、農民工等，相當於被統治的第三等級。法國當時第一、第二兩個等級的人數不過20多萬，只佔全國總人口的2～3%。在當今中國，如果中共統治集團也占總人口2～3%的話，那就是2,000～4,000萬人，亦即中共黨員數目的一半。

1789年5月，路易十六企圖向第三等級徵收新稅，巴黎人7月起義攻佔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監獄，法國大革命正式爆發。中國的「巴士底」不在北京，秦城也算不上，它應該是遍佈各地的勞教所、洗腦班和勞改營。

中共領導人的哀嘆

中國社會醞釀著法國革命前的風暴，政治局常委傳看《舊制度與大革命》，而世界各國的電影院呢，目前正上演法國大革命時期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歷史怎麼就這麼趕巧呢？不信命運的人，只會驚訝於事件發生時機上的「巧合」；相信天命的人，會對天理安排的玄妙，露出會心的微笑。

《悲慘世界》裡的冉．阿讓（又譯尚萬強，Jean Valjean）是犯人第24601號。電影裡，國王的軍隊問傢具堆成堡壘的街頭反抗者是什麼人，答曰「法國大革命」。看到巴黎人呼喊「這一天會來的」、「再有一天」，人們不禁會聯想起廣州東莞和深圳的街頭抗爭。

21世紀中國局勢和18世紀法國局勢最大的共同點，是善良的人們在遭罪；而悲慘世界的格局，則必須結束。國王的警長說冉．阿讓一旦是小偷，永遠是小偷。但冉．阿讓革心洗面、以德報怨，讓警長無地自容，投身塞納河。電影的核心，是「善」的勝利；人們由「恨」變「善」，來結束世界的悲慘。冉．阿讓本人，也在悔罪和救贖中，最後對神發出「帶我回家」的請求。

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子（曾參）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類要死前，聲音是哀慟的；而人將死時，說話是真誠的。紅朝對命運的哀嘆，是真誠的嗎？唯願如此。

文章來源：《新紀元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