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4日訊】10年一度的中共交班儀式還沒有完成，慣例上黨代會是年底開，中共交接班，第2年的3月份在兩會期間整個政府的行政部門交接班，人大政協和國務院大換班，這就完成了全面交接。這一次確實是很不尋常，從11月份開十八大到3月份開兩會，就這幾個月都很難平安的度過。

這當中有一系列不尋常的事件，先是習近平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任命了上將。中共的軍委是這樣的：一個軍委兩塊牌子，就說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還有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本來是沒事的，其實就是一個軍委，只是掛兩個牌子。但是他在權力交接的時候有一段是交叉的，就是說十八大到兩會這兩個多月的期間，一個軍委有兩個主席，一個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個是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兩個不是同一個人。

在一般的情況下，當然他也是含糊不清，故意的，就簡稱「中央軍委」，他不去明說這是黨還是國家。但是在條令上和法律上應該是很清楚的，就是給上將授銜是根據軍官軍銜條例，這個軍官軍銜條例是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所以它應該是只管國家，不管黨的。條例裡面它就提到：中華人民共和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在這裡它沒有說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按照這個條例從上將到上校的軍銜都是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授予的。既然是人大批准的，它指的當然就是國家的軍事委員會。

結果就是還沒有交接完，將就的就授了軍銜。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其實說明的是現在中共自己的危機感非常嚴重，無論這個危機是內憂還是外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不至於如此匆忙。

再一點就是，突然提前宣布「停止」使用勞教制度，後來又退回去了，退到了說「改革」勞教制度。突然提前宣布停止是很奇怪的，後來退回到改革就更奇怪。這個我們都討論過了。另外一個就是《南周》的新年獻詞這個事件，及其擴大以後的效應。

這兩件事情說明了什麼問題呢？勞教是一個專政的工具，而《南周》事件是中共宣傳口的事情。專政工具在和平時期就是「槍桿子」，而宣傳口是「筆桿子」。也就是說在短短的2個月時間之內，都沒有辦法避免槍桿子和筆桿子這兩桿子所積累的矛盾的爆發，都不能拖到兩會以後。筆桿子的問題當然就不僅僅是對媒體的監控，就說中共現在從意識型態的理論，一直到具體的對媒體的操控，一直到網絡的監控，都出了問題。

從馬列毛到衣俊卿

這裡想談一談衣俊卿的故事，沒有什麼比衣俊卿的事情更能說明中共意識型態和道德的困境了。衣俊卿的職務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他做了什麼呢？他被手下的一個女博士後揭露出來他和女下屬有廣泛的性交易。這個原來是在網絡上的，很多人不能證實這是真的還是假的。結果前幾天處理意見就出來了，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說不適合繼續在現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編譯局局長職務。你現在到中央編譯局去查，局長確實已經換了人了。

中共它自稱是馬列主義政黨，這個是寫進了黨章和憲法的。可是馬列都是西方人，他們寫的東西沒有人懂，所以就需要一個權威機構來組織翻譯、來組織審定。這個官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其實是掌控了中共意識形態正統性的解釋權，就是說它翻譯出來以後，這就是官方版本，就得照這個做。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原來它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後來中共它自認為是發展了馬列主義，需要把中共發展的這一套理論介紹給世界，當然在多大程度上它能指望別人能夠接受這是很值得懷疑的。於是就有了翻譯中共領導人的文章成外文的任務，也變成它的工作了，這樣的話它的名稱也就改了，所以現在正式名稱就叫「中共中央編譯局」。當然它還有其它任務，就是研究馬列理論等等這方面的任務，這是編譯局的事情。

回到衣俊卿的生活作風。新華社的報導沒有提到是什麼生活作風的問題，和這女博士後的曝光有沒有什麼關係，這個它沒有提。但是從這裡有兩點應該說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可以提出來的。

第一個，在中央編譯局，這個中共意識形態的最高研究機構，權力和性的交易是個常態。就是說從局長到打工的博士後們，沒有人認為這和他們所研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什麼衝突。

第二點，衣俊卿本人出身於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長，相當於現在廣東省庹震的位置，就是省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他們是每天監督媒體的人，就是每天監督媒體有沒有報錯東西的人，對於這種事情他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也就是說他們每天監管的不是這方面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方面的問題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不能設想在一個省委宣傳部的位置上，他的思想、行為很規矩的人，到了中央編譯局就變壞了。要是這樣的話，那就說明當官當到省級還是好的，到了中央才是一個墮落的地方。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就這個推論我們覺得很有道理的，就是衣俊卿在省委宣傳部門的時候，當省委宣傳部長的時候，至少他的思想、行為很可能跟今天是一樣的，就是說在省一級也是這樣的。

《錢江日報》就有一篇文章，它描述衣俊卿是「滿嘴馬列，滿腹盜娼」。不知道這個原作者的意思究竟是什麼？一般來說，這個句子是一個對比句，也就是說前面和後面是對立的，也就是他把馬列和盜娼作為對立的東西提出來的。問題是，馬列和盜娼真的是對立的嗎？還是說馬列是因，盜娼是果呢？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第一方面就是，假設馬列主義本身並不造成道德的敗壞。中共官員是聲稱信仰馬列的，中共官員廣泛的腐敗就可以證明信仰馬列確實有造成雙重人格的作用，講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這是普遍現象。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絕大多數中共的官員都可以不臉紅的在台上大談精神文明，而到台下去就大搞物質腐敗和性腐敗。也就是說從這一點來看的話，最低限度，馬列主義對於信仰馬列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是完全沒有約束作用的。這是第一個假設。

第二個就是馬列主義本身具有拉人下水，腐蝕人的作用。這一點從馬列主義的創立者和主要執行者可以看出來，確實有這個作用。因為馬克思本人他就道德敗壞，他讓他的妻子燕妮陪嫁的侍女海倫懷孕了，還讓恩格斯給他背黑鍋；列寧是患了梅毒；毛澤東淫亂現在也是人人都知道的。

如果說僅僅是某一個在某一件事情上，我們還可以說這是個人問題，但是這些馬列主義的主要的提出人和承傳者都是這樣，那就很難不從這個理論體系去看它理論體系本身的問題了。

那就講到第三點了，就是共產主義的道德不是人類的道德。今天我們不討論共產主義理論的全部，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共產主義這個理論體系裡面的道德觀和人類的道德是背道而馳的。

首先，共產主義是要摧毀現存人類所有的制度，所有現存的社會結構，包括維繫了幾千年人類道德的道德體系和人類的傳統。人類的道德是神給人的規範，不是人規範的，而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消滅了人對神的信仰，建立起了一套「階級鬥爭」的邪說，連它所提出來的所謂道德都是有階級劃分的，所以它所說的共產主義道德，跟神給人類規定的人類的道德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這樣看來的話，研究馬列、信奉馬列而導致道德敗壞是一個常態，如果不是必然的話。

所以「衣俊卿作風問題不合適編譯局的職位」，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因為這個編譯局就是為中共的統治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合法性基礎，換句話說就是變著法的說假話騙中國人。衣俊卿在這個位置上所作所為正好是符合這個要求的。

有人居然能夠從把衣俊卿撤職看出中共反腐敗的決心，這個其實不能說明任何反腐敗的決心，當然有可能是清除某一個派系的殘餘的力量，這倒是可能的。因為整體來說，馬列主義的地基本身不正了，那建出來的房子肯定是歪的。

敢言媒體的紅線底線說明什麼

最近《南周》事件提出了一個「敢言媒體」的問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敢言媒體有一些底線不能突破的，這些底線說明了什麼？其實我們知道中共的意識形態早就崩潰了，所以在宣傳方面、教育方面，對媒體的管制方面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不像以前毛澤東時期還有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現在是沒有的。因為它現在要提出來的指導思想互相之間是矛盾的，我們講過很多次了，因為他們自己也講不清楚。

這樣一來的話，在媒體監控的尺度上，投機性和隨機性就很大。所謂「投機性」就是沒有原則，一切以現行的領導、現行的政策為準。所以與其說是規定應該根據什麼原則，就是根據什麼指導思想來進行報導，那還不如說是規定什麼不能報導。

這正是過去1、20年來，特別是過去10多年來，中共的宣傳的最大的變化，它從主動進攻型的批判的武器變成封網、刪帖、收繳報紙為主的嚴防死守，包括常規使用的事後審稿，和這一次庹震越界所做的事先審稿，這都是屬於嚴防死守範圍的。

以前我們討論過這個機制是怎麼變化的，這一次我們就不談了。想談一下，前幾天看到有一個帖子，就是推特上莫之許談了一下，就說《南方周末》的創始人談到，《南方周末》為了報紙的安全而提出來了四個維護，作為辦報的紅線。就說這個紅線不能衝破。哪四個紅線呢？就是維護黨的領導、維護現行政策、維護現行政治體制、維護社會穩定。他說如果衝破這四條紅線我們早就完了！也就是說《南方周末》是守住這四條紅線不突破的，為了保證自己能夠生存下去。

那《南方周末》有「四條紅線」，《炎黃春秋》其實也有個「五不碰」，就是它的底線，哪五個不碰呢？多黨制、軍隊國家化、六四、法輪功、現任和上一任中共領導人，這是《炎黃春秋》的五不碰。它們沒有說這是中共宣傳部門給它們設置的底線，還是它們自己設置的底線。雖然說《南周》和《炎黃春秋》，一個是四個維護，一個是五不碰，當然它的性質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具體的描述方法是不同的，所以就不能確定這個底線是誰給它設的了。

我記得前幾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中國有一個著名的媒體人，在美國訪問的時候也被問到了，說：你們媒體報導的底線是什麼？這個人非常直率，說除了法輪功，什麼都可以報。其實中國的媒體人很多就是不說這句話，應該這是一個規定給他們的絕對不能突破的底線。

這就是說如果媒體，即使是這些敢言的媒體都設置了不能突破的底線，而且他們都遵守這個底線的話，那麼實際上它的實質問題就是，一個局部的抗爭有沒有可能積累起來變成全局性的抗爭，甚至改變媒體監控的性質，導致媒體最終突破中共管制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認為最終是能夠突破的，就是每一次的抗爭是會引起整個社會向前前進一步。但是如果說連這些敢言媒體都自覺的遵守了這些底線的話，那麼有沒有可能最終突破？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就是說不管這是誰設置的底線，即使這是《南周》和《炎黃》它們自己設置的話，當然也是秉承了中共的意志，迎合了中共的需要。

因此在這個背景下，新聞自由能不能突破實際上是一個悖論，就是說如果你不去嘗試的突破這個底線的話，你就永遠在打擦邊球，也就永遠不會有新聞自由。而一旦去嘗試了突破這個底線的話呢，按照《南方周末》的人說起來，這個媒體就完了！還是沒有新聞自由。而中共的底線它永遠是根據中共當時的需要和利益的變化而改變的，即使它變了，也和新聞自由沒有關係，還是中共的意志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我認為這個悖論在中共的系統之內是沒有解的，無論是換《南周》的總編，還是撤庹震，都不會改變中共對媒體控制的這個底線，而這個底線不突破，就永遠沒有新聞自由。

按照瓶頸效應，一條生產線生產產品的速度不是由最快的部分決定，而是由最慢的部分決定。因此，對於一個國家是不是有新聞自由，其實並不是看哪些新聞已經可以報導了，而是說哪些不能報導，它是由那些紅線和底線來決定的，只要還存在著設置紅線、底線的機制和權力，這個地方就不會有新聞自由。

繞不過去的坎

那剛才講的是媒體，也就是說實際上是筆杆子的部分。現在我們再看槍杆子，就是專政工具這邊，也就是依法治國方面，中共的現領導面臨的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

上次我們在談到憲政的時候，列舉了兩種假憲政，就是定義性憲政和字義性憲政。定義性憲政牽涉到的是現行憲法的合法性的問題，這次我們不談，我們僅僅談談字義性憲政，也就是說是依法治國的問題。

先舉幾個案例，第一個案例是湖南的朱承志先生，因為他拍攝了「六四硬漢」李旺陽死亡的照片，而且一直在關注李旺陽的死亡這件事情，引起了警方的不滿，就把他拘留了。今年一月份，剛剛開過年，就轉為監視居住。所以有人認為這是七十三條立法，將強制失蹤合法化以後，很可能是第一個應用的受害者。

問題是警方，就是公安對他的家人表示，說只要朱承志保證不再關注李旺陽的死亡案，就可以恢復自由。那也就是說警方辦這個案子和法律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牽涉到警方、公安自己的利益。這個案子關注的人多，大家知道，那全國這類案子還有多少？

這個「監視居住」是家人不能見，律師不能見，要見要經過警方，並不是說在家裡面監視居住，甚至連家人去見面的地方都不是那個所謂監視居住的地方。這和非法關押和強制失蹤有什麼不同呢？也就是說即使不用勞教的這個手段的話，警方仍然有無數整人的手段，而且這些手段沒有一個是合法的。

第二個案例是高智晟，高智晟律師被關在新疆沙雅監獄，最近他的四弟和耿和的父親千里迢迢跑到新疆沙雅去看了他，探視之前監獄方面就警告說，不准問有關高智晟的一切問題，問了就終止探視。也就是只能看不能說，甚至連高智晟在裡面的生活狀態都不能問。耿和還透露了說，給高智晟寄了些信和賀年卡，連收到、沒收到都不能問，探視只能證明一條，就證明他還活著。

眾所周知，高智晟是政治犯、是良心犯，這些所有對他的規定，就是這次探視時候的規定都是違法的。那麼我們現在就要問一問，這個違法的是誰？如果是監獄方面自作主張的話，為什麼上面的新疆的司法部門，再往上還有司法部，不去糾正監獄方面的違法的做法？如果說是上面決定的，監獄只是執行的話。也就是說在中國即使是國際關注的案子，還仍然是公然的人治，它這個違法是不瞞人的。

誰有這個權力來干預沙雅監獄探視的事情？這個機制是什麼？如果沒有機制的話，不是說哪個人想管就管得了的，不是說哪一個政治局委員想管就管得了的，因為這要有個機制的。說明什麼呢？說明在司法系統當中，司法部所屬的監獄和勞教所有一個完整的法律之外的干預機制，這還是在政法委被削權以後發生的。所以我前幾次談到，就是中共的維穩機制還在繼續運行，即使是政法委不入常，這個機制在找到替代方法之前，還會繼續運行下去，現在看來確實是如此。

第三個案例就是法輪功學員曹東的案例。曹東是因為2006年見了歐洲議會副主席，而被判刑5年，去年6月8日他又被北京安定門派出所的警察綁架；一直到2個多月以後，8月21日，曹東的母親在幾經周折下，才在甘肅慶陽曹東老家的派出所看到曹東的勞教決定書。他的代理律師黎雄兵表示，曹東的案件要申訴，經歷了北京的三級法院，到今天仍然無法立案。勞教委明明是濫用勞教，而法院卻可以拒絕接受這個案子。

這三個案例其實很有代表性，我們就不說這些案例原來這個案子的荒唐之處，比如說高智晟律師是被「判三緩五」，緩刑到期的前幾天突然決定這個判刑要執行了，而緩刑期間他一直在公安手中。而曹東因為和歐洲議會副主席會面就被判刑5年。那如果說會見歐洲議會副主席就是犯罪的話，那麼中共的高官不是每個人都犯了罪行嗎？

這些案子的荒唐之處我們今天不談，我們就講現在的情況。這些案例有的是公安濫權的；有的是監獄任意違法的，多半還是接受了來自高層的命令，所以違法的它根本就是在高層，而不是在基層；有的是濫用違法違憲的勞教制度的，當然主要是公安；有拒絕立案的法院。要知道，對高智晟迫害的命令是直接來自中央的；而曹東的案子，這次是在北京辦的，所以都不存在說地方掌握政策不好的問題。

違法亂紀、執法犯法的行為在中國的公安系統、監獄、勞教所、法庭上等等，所有司法體系的每個角落，每天都在大量的發生，我們這裡舉的只是幾個被外界廣泛關注的，而且國際上也是非常關注的重大案子。

所以我們說中國的司法體系是被全面系統徹底的破壞了，而不是說個別案例出了問題。如果說出現了一個按照現行法律去判的，或者執行的案例的話，那是中國司法系統的例外。而這種對司法體系全面系統的破壞卻是當年1999年的時候為了迫害法輪功而設計出來的，包括建立了法外的指揮系統「610」辦公室，和後來基於「610」辦公室的經驗基礎上，把打擊對象擴大到更大的民眾範圍之內的維穩辦，包括強化了的黨的政法委系統，一直到去年的薄熙來、王立軍案發以後，牽涉到周永康和中央政法委，才有了後來的削權，但是它的運行機制還在。包括用內部的文件、電話通知來管理公開的司法解釋，用司法解釋來管理法律，非法應用法律來破壞憲法，儘管這個憲法只是個定義性的和字義性的憲法，整個這一套機制是現在中共的司法系統正在執行的。

為什麼現在要提出來「依法治國」？當然就是因為現在沒有依法治國，也就是說現在完完全全是沒有法律的。為什麼沒有依法治國？是因為被中共的一場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破壞了。因為政治運動和法律、和依法治國是對立的，所以為了實行這場政治運動就必須把法律給破壞。所以追根溯源的話，如果今天要在中國談依法治國的話，法輪功問題就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