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3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 「我不出賣靈魂」
父親被捕（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期)
在四川，武鬥格外激烈。部分原因是這個省是中國軍火工業的基地。坦克車、裝甲車和大炮被造反派從裝配線、軍火庫里調出來武裝自己；另一個原因是「二挺」想利用武鬥來消滅自己的反對派「紅成」。在「二挺」發源地宜賓，殘酷的武鬥還用上了步槍、手榴彈、迫擊炮和機關槍，僅宜賓城裡就有一百多人被打死。「紅成」被迫放棄這座城市。
許多「紅成」成員撒到宜賓附近仍在「紅成」掌握中的城市瀘州。「二挺」派遣了一支五千多人的「八•二六」槍打炮轟，最後奪佔了這座城市，打死了近三百人，受傷的更是不計其數。
成都的派戰武鬥是零零星星，只有最瘋狂的人才被卷了進去。既便如此，我仍親眼目睹過多次有數萬人之眾的「抬屍遊行」，抬著武鬥中喪生的渾身是血的屍體，邊走邊對空中嗚槍。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紅成」向我父親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宣布支持他們；第二，揭發「二挺」；第三，當他們的顧問，代表他們參加四川省革命委員會。
我父親拒絕了。他說他不能卷進造反派之間的爭鬥，也不能提供反「二挺」的資料，因為這隻會惡化情勢，製造更多的仇恨。他說他不會代表任何一派加入四川省革委會，他根本就不想進去。
友好的氣氛於是變成了不快的爭執。「紅成」指揮部在此事上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說，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此固執和不識好歹的人，他幾乎被「二挺」迫害致死，卻拒絕讓別人替他報仇。他還膽敢對強大的造反派說「不」字，而正是這個造反派救了他的命。更奇怪的是，他還拒絕平反和重新掌權。「紅成」領導越來越生氣，一些人大叫說「狠狠揍他一頓，打斷他幾根骨頭，教訓教訓他！」
顏、翁及其他一些人替他說話。翁說：「有他這樣品德的人太少了，不能打他，而且，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會屈服，只會是我們的羞恥。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不管怎麼威脅打他，不管他多感謝「紅成」，父親仍不願違背他的原則。一九六七年九月底的一天夜晚，一輛車把他跟母親送回了家。顏、翁保護不了他，他們送他到家，依依不捨地說再見。
我父母馬上又落到「二挺」和姚女士的造反派手裡。姚女士希望用折磨我父親來討好「二挺」，在即將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中擔任我父親那一職位。「二挺」還把意思表達得很清楚，誰要是對我父親好，誰就會自毀前程。省委宣傳部中同情我父親，不肯隨波逐流的人也遭到批鬥。
一天，姚女士的兩名部下到我家抓走了父親，說是要他參加批鬥會。不久，他們又來我家，通知我和弟弟們去把他領回來。
父親斜倚在宣傳部院子內的一堵牆邊，正掙扎著想站起來。他的臉上青一塊、紫一塊，腫得奇大，頭髮被胡亂剪成了陰陽頭。
原來那天並沒有什麼批鬥會。他一到宣傳部，就被推進一間小屋子裡，裏面站著幾個不認識的大漢，正在等他。他們一看他就揮拳猛打，專打他的臉部和腰部，用腳狠踢他的下身。
他們還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嘴裏，然後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糞便強壓出來，父親昏迷了過去。
當他醒過來時，暴徒們不見了。他口渴難忍，爬出房間，從院子里的髒水坑裡用手舀水喝。他想站，卻站不起來。院子里滿是姚女士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伸出一根指頭幫他。
打我父親的暴徒是「八•二六」在重慶的夥伴「反到底」的成員。重慶是座距成都一百五十哩的山城，這裏爆發了大規模武鬥甚至重炮轟過長江。「反到底」被趕出山城，許多成員流落到成都，有些人就住進省委大院。這些人怒氣無處發泄，找到了姚女士等人，說他們的手心「發癢」，想「開齋」，嘗嘗血肉的滋味，於是父親被抓過來「貢獻」給他們。
那天夜裡，父親不斷發出一陣陣不由自主的呻吟聲。他是個很堅強的人，以前多次挨打，回家后從來沒有哼過一聲。第二天清晨，十四歲的弟弟京明跑到食堂門口守候，門一開就進去借了輛手推車，拉父親去醫院。行前，十三歲的小黑借來一把發剪理光了父親的陰陽頭。父親從鏡子里看見自己的光頭時。露出一絲苦笑說：「這也好，下次批鬥會，我就用不著擔心被揪頭髮了。」
我們把父親放在手推車上，送到最近的骨科醫院。這次不像治精神病，不需要批准了，骨頭沒有意識形態的色彩，跟頭腦沒關係。當我看見那醫生滿臉同情地輕輕觸摸父親，小心翼翼地為他檢查時，我的喉嚨哽住了。仇恨、打鬥我見得太多，而愛心、溫柔卻太少太少。
醫生說我父親有兩根肋骨被打斷了，但不能收他住院，住院要特別批准。另外，醫院也是人滿為患，天天的批鬥大會，派系武鬥也是家常便飯，受重傷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曾看見一個青年人躺在擔架上，頭有三分之一不見了，抬他的人說是被手榴彈炸的。
我母親又去見陳沫，懇求他向「二挺」求情，不要再毒打她的丈夫了。幾天後，陳帶來答覆：「二挺」打算「原諒」我父親，只是他必須寫份大字報，讚揚「好乾部劉結挺、張西挺」。陳沫還強調說：「二挺」近來不僅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力支持，而且周恩來還特別稱讚他們是「好乾部」。陳沫告訴我母親，繼續和「二挺」作對等於是拿雞蛋碰石頭。當母親把這番話轉告父親時，他說：「我不寫，他倆沒有干過好事。」母親流著淚求他：「你不要當官，也不要平反，這都算了。但你總要保住一條命嘛！」父親回答說：「我不出賣靈魂。」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的這一年多，我父親和大多數以前的四川省委領導幹部一樣，不斷地被拘留、釋放，我們的家也不斷被抄來砸去。拘留幹部現在有了個時髦的名字：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學習班上，「二挺」對那些膽敢反對他們的幹部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有些人自殺了。但是我父親抗住了壓力，拒不答應跟「二挺」合作。他後來說，多虧他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沒有家人的愛，他也會走上絕路。當時我們全家的心思都關注在父親身上，父親被拘留時，一準探視，我們就去看望他。他每次短暫回家，我們都儘力安慰他，使他感到家裡充滿愛。
「二挺」知道我父親很愛他的妻子，所以想通過我母親來摧毀他的意志。他們派人給我母親施加壓力，要她揭發他。我母親本來有很多理由埋怨我父親：他不邀請她母親參加婚禮；讓她艱苦步行了數百▲；在她處境困難時沒有給她多少同情；當她難產時，不送她到更好的醫院救治；他總是把黨和革命看得比她重要。然而，我母親了解他、敬重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愛他，現在他身陷困境，她更覺得自己要跟他同生共死。不管受到多大壓力，她絕不跟他「劃清界限」。
我母親的東城區委宣傳部對「二挺」命令置若罔聞，但姚女士的手下很願意效勞，一些跟我母親毫無關係的組織也出來幫忙整她，數不清有多少次她被揪去批鬥。有一次是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園，那裡聚集了上萬人，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她是何許人也，她的官還沒有大到那種程度。我母親被扣上各種各樣的罪名，包括她有個軍閥爸爸，儘管這個爸爸在她不到兩歲時就死了。
文革期間，每個走資派最少有一個專案組，收集他們的資料，調查他們的過去，毛澤東想把每個為他工作的人的底細查個一清二楚。先後曾有四個專案組專門審查我母親，最後那組有十五人，被派到各地去調查。正是通過他們，我母親才得知多年失去聯絡的老朋友和親戚們的下落。當然，大多數調查者都是遊山玩水，回來時兩手空空，只有一個小組帶回驚人的「收穫」。
四十年代後期，在錦州時，夏瑞堂曾租了幾間屋子給地下共產黨員毓武居住。毓武負責搜集錦州城內國民黨的軍事情報，並偷送出城，他一度是我母親的上司。毓武本人的上司當時潛伏在國民黨內。文革期間，這人被酷刑逼供，要他坦白是「國民黨特務」。最後他受不了酷刑而交出一個「特務網」，其中包括毓武。
毓武也受到嚴刑折磨，最後無法忍受時，為避免牽連無辜，他割腕自殺，他至死也沒提到我母親，但是專案組卻發現了他們的關係，硬說她是「特務網」的一員。
她十幾歲時和國民黨有過的那些關係都被翻了出來，所有曾在一九五五年審查過的問題現在又被翻出來查。這一次不再是提問題要她回答了，而是簡單地命令她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她爭辯說這段歷史，在一九五五年已做了交代，沒有問題，但她被告知她那時的專案組長匡先生本身就是「叛徒」。
匡先生年輕時曾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國民黨對被捕的共產黨員承諾，只要他們簽下悔過書，刊登在地方報紙上，就釋放他們。起初匡先生和他的同志們拒絕了，但共產黨組織指示他們接受這個條件，說是黨需要他們出來工作，不在意簽署那份並非真心實意的「反共聲明」。匡先生執行了指示，被釋放了。
這類事在當時極為普遍，許多共產黨員都是這樣出獄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六十一名被捕的共產黨員遵照當時的中央委員會指示，在國民黨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出了獄，劉少奇是直接下達指示的人。這六十一人當中有不少人後來都成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其中有人當上副總理、中央部長以及好幾個省的第一書記。文革期間，經毛澤東親自批准，這些人被定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殘酷折磨，跟他們稍有關係的人都陷入了苦難的深淵。
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為先導，幾十萬以前的共產黨地下黨員及跟他們有關係的人，包括那些最勇敢、捨身為共產黨打天下的人，都被冠上內奸、叛徒和特務的罪名，被野蠻地批鬥、拷打和關押。根據後來公開的官方文件，與四川相鄰的雲南省有一萬四千人死亡。在河北省，八萬四千人遭受酷刑，數千人致死。我母親後來才得知，她青梅竹馬的男朋友胡表哥就是其中之一。她原先還以為他早已被國民黨抓去槍斃，實際上他父親用金條把他贖了出來。共產黨掌權后，他一直在河北省政府工作，沒有人肯告訴我母親他是怎樣死的。
匡先生的「叛徒」罪名就是和這些人一樣得來的，他受盡折磨不堪忍受而自殺，但被救活。由於是他在一九五六年為我母親作了「無罪」的結論，如今這成了她有罪的證據。母親在各種名義下被關押了近兩年：從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她的處境好壞完全取決於看守的良心，有好幾個看守暗地裡待她很好，有位看守為母親搞來了治子宮出血的葯，還要她當軍官的丈夫利用軍隊特別的食物補助，每星期給母親帶來牛奶、雞蛋和雞。
多虧有像她這樣的好心看守，母親才獲准回了幾次家，每次待幾天。不久，此事讓「二挺」發現了，好心腸的看守被換成一名酸黃瓜臉的婦女。這人是誰，從哪裡來的，我母親一概不知。她以折磨我母親來取樂，心血來潮就命令母親在院子里彎著腰站上幾個鐘頭。冬天，她強迫母親跪在冷水裡，直到昏迷過去。有兩次，她還強迫母親坐在一根長條板凳上，兩腳直直地伸向前，不能彎曲，她在母親的腳後跟下塞磚頭，目的是折斷膝蓋或坐骨。這種刑罰叫老虎凳，二十年前，在錦州時，母親曾在國民黨審訊室里見過。那次是嚇唬她的，這次卻來真的了，不過只坐了兩次。原因是每次用刑時，女看守一人做不來，得找男看守幫忙，男看守很不情願地幫了兩次，就拒絕再做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這名女看守被診斷是個虐待狂患者，進了精神病院。
關押期間，母親簽了許多「認罪書」，說她同情資本主義路線，但她拒絕譴責我父親，也不肯承認是「特務」，因為她知道一旦承認就會牽連別人。
那時，我們有好幾個月見不到母親，也不知道她被關在哪裡。我常常在可能的拘留處大門外，晃來晃去，希望能僥倖看到她。
有一陣，她被關在成都的主要商業區春熙路上的大華電影院里。我們間或獲准送包裹給她，交給看守，由她們轉。有時也可以在看守在場時，跟她說幾句話。如果碰上一個較兇狠的看守，我們就只能在敵意的目光監視下交談。一九六八年秋季的一天，我給她送去一些食物，看守簡單地對我說不要再送東西來了，問她為什麼，她又不說，回家后，我姥姥一聽就昏過去，以為女兒已離開人世了。
我不知道母親到底怎麼樣了，坐卧不安，拉著六歲的弟弟小方的手又去了那家已沒有電影好演的電影院。我們在門前的大街上來來回回地走，兩眼搜索樓上的一排排窗戶。我們看不見母親，絕望地大喊「媽媽！媽媽！」行人都盯著我們看，我也不管，一心只想看到她，弟弟哭了起來，母親還是沒有出現。
多年後，母親告訴我，那天她聽見了我們的喊聲。事實上，那個虐待狂看守還有意稍稍打開窗戶，讓我們的聲音傳進去。她告訴我母親，只要同意與父親劃清界線，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就能馬上和我們團聚。「否則，」那看守加強了語氣，「你就別想活著從這棟樓出去！」我母親仍說「不」，一邊用指甲戳進掌心，不讓眼淚掉下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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