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1日訊】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渴望有尊嚴地活著，但在共產黨和納粹掌權的國家，面對權力，除了獨裁者，所有人的頭都是低著的，換句話說，沒有一個人有真正意義上的尊嚴。有權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政治賤民，就更無尊嚴可言了。

——題記

1933年7月底，德國猶太人運動員弗瑞茨•羅森菲爾德在被納粹當局開除出他組織建立並管理多年的體育俱樂部後自殺。8月1日，官方雜誌《先鋒》發表文章歡呼雅利安人的這次勝利。文章說：「羅森菲爾德被排除出體育俱樂部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猶太人就是猶太人，在德國的體育運動中沒有他們的位置。」

1934年夏，《民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體育精神》一書出版。這本由柏林衝鋒隊體育領導人布魯諾•馬里茲寫的書被送到了德國所有的體育俱樂部。書中赤裸裸地寫道：「在我們德國的土地上沒有猶太人體育領導人和他們的朋友的活動之地。」

猶太人被排除出的何止是體育界！從希特勒掌權的那天起，他們的厄運就開始了。如果說在這之前德國對猶太人的敵視和迫害還只是一種零星現象的話，那麼希特勒的上臺則標誌著反猶在德國上升到了國家政策的高度。

1933年3月28日，納粹當局宣佈了對猶太人商業的全國性抵制。4月7日頒佈的《恢復職業公務員法》規定：「非雅利安人血統的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辦理退休手續。」4月17日在這項法律的第一號實施令中對「非雅利安人」的概念作了如下解釋：本人或其父母、祖父母一方為猶太人者即屬非雅利安人。這就是著名的「四分之一猶太血統即為猶太人」的命題，它立即導致了約2000多名猶太公職人員如律師和教師被開除。隨後，各個行業都制定了相關法令和條例，將從事法律、醫藥、新聞、教育、電影以及藝術等工作的「非雅利安人」清除了出去。日爾曼人最初被警告，然後被明確禁止在公共場所與猶太人在一起。

1935年9月15日，納粹國會通過了《紐倫堡法》(又稱《種族法》)，反猶運動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該法規定「只有那些擁有日爾曼或雅利安血統的國民才是德國公民」，明確剝奪了猶太人和部分猶太血統的人的公民權，使他們淪為了「屬民」。這個法律還禁止猶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禁止他們有婚姻以外的性關係，並且禁止猶太人雇用35歲以下的雅利安女僕。

此外，生活在第三帝國的猶太人不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連日用必需品也得不到。在許多地方，他們要買食物都感到困難，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在副食雜貨鋪、肉鋪、麵包鋪和牛奶站的門上，掛著「猶太人不得入內」的牌子。在許多地方，猶太人甚至不能為他們的孩子購買牛奶。藥房不賣藥給他們。旅館不讓他們投宿。常常是，不論他們到哪里，總有「本市嚴禁猶太人入境」或者「猶太人進入此處安全自行負責」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維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個急轉彎處，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小心駕駛！急轉彎！猶太人每小時75英里！」

可見，由於納粹當局推行的一系列種族主義政策，德國猶太人在慘遭大規模種族滅絕之前，就已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備受欺壓淩辱，毫無尊嚴可言，完全淪為了身處第三帝國最底層的政治賤民。他們甚至被罵作「猶太豬」。

共產黨當權後也人為製造了大量政治賤民，比如中國的「黑五類」。

如果說納粹看重的是人的種族屬性，那麼共產黨看重的則是人的階級成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階級鬥爭是第一位的大事。要搞階級鬥爭，就要先給人劃階級成分，定家庭出身，所謂「黑五類」，就是這麼搞出來的。

「黑五類」又叫五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1949年之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大陸社會產生了四類政治賤民——四類分子，即五類分子中的前四類。1957年反右之後，右派分子晉升為政治賤民中的「新秀」，四類分子增至五類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了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合為「黑九類」，通通屬於被打倒和橫掃的「牛鬼蛇神」。實際上，「黑五類」和「黑九類」的子女也被稱為「黑五類」和「黑九類」。因為都帶一個「黑」字， 「黑五類」跟「黑九類」有時又被統稱為「黑類」，

在毛澤東時代，不管你是「黑五類」還是「黑九類」，只要跟「黑」字沾了邊，你就和納粹時代的「猶太豬」一樣淪為最底層的「賤民」了，不但入黨、提幹、參軍、招工等等一切好事均與你無緣，而且誰都可以欺負你，把你踩在腳下。一如當年那首流傳甚廣的《牛鬼蛇神歌》所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念白）：我有罪！我有罪！/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低頭認罪，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念白）：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把我砸爛砸碎！」

就說現任中共常委習近平吧，論地位他是當下中國最有權勢的九個人物之一。如果不出意外，明年的中共十八大開過之後，他就是中國的「老大」。可在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時代，因為其父習仲勳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他也曾是「黑五類」的子女，一度也當過賤民。

習近平在他所寫的一篇題為《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的文章中告訴我們，1969年，他從北京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他剛下鄉的時候，那裏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裏就剩他一人還繼續呆在當地。那段時間，他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但由於「黑五類」子女的身份，九次都未獲批准。直到最後一次才好不容易被批准。

沒多久，清華去延安招生，想上大學的習近平又遇到了麻煩。他在文中回憶說：「那時候報大學，清華給延安地區兩個名額，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裏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工作由劉冰同志主持。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顯然，要是沒好心人給開這個「土證明」，清華的門習近平肯定是進不去的！

當年有過類似遭遇的又何止習近平一人？！胡錦濤的父親不也曾是「壞分子」麼，以至於他去世後，胡從遙遠的青海回家奔喪，在縣城想請客吃飯都沒人理。前總理朱鎔基是右派。劉少奇一家和鄧小平一家，更是「文革」中最黑最高的「黑五類」。還有民主黨派領袖、文化精英和學術大師，當年有幾個不是「黑五類」？

或許有人會問，毛澤東時代中國到底曾有過多少「黑五類」？官方資料稱，曾有2000多萬名四類分子，50多萬名五類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測，「黑五類」的子輩和孫輩是「黑五類」的5-6倍，因而受「黑五類」牽連的人數超過1億，占當時總人口的15%。其實受「黑五類」牽連的不止是他們的子輩和孫輩，近親也是受牽連者。焦國標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我的家鄉（河南開封）那時有‘四大親屬’之說，具體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個人，如果他的這四大親屬成分高（是黑五類），那麼他在升學、招工、招幹、尋（xin）媒、當兵、當鄉村教師和村幹部等等方面，都受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受黑五類牽連的絕不止超過1億，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都‘不乾淨’」。

伴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黑五類」已成為歷史，但政治賤民現象並沒有在中國徹底消失。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反革命暴亂分子」、「邪教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等等，不就是「黑五類」在今天的翻版麼？不就是改革開放時期新一代的政治賤民麼？

從根子上說，納粹和共產黨之所以熱衷製造政治賤民，其根源之一在於他們都奉行敵我分明的意識形態。納粹鼓吹種族主義，共產黨信奉階級理論，表面上看這兩種理論內容並不相同，但內在邏輯卻驚人的一致，都是敵我二元論，都認為社會是由敵我兩大陣營構成的，他們彼此之間是不平等的，作為敵對一方陣營的人，不但應該被打倒在地，毫不留情地剝奪其公民權利，甚至可以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這種邏輯必然導致一系列帶有明顯歧視性的法律和政策，從而把社會分割成界線森嚴的不同等級，「猶太豬」和「黑五類」就是這麼產生的。

本性都好鬥是納粹和共產黨熱衷於製造政治賤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要不斷地進行鬥爭就得一直有敵人。既然如此，還有什麼比劃分敵我更便於進行鬥爭呢？！當年，有人問希特勒是否要將猶太人滅絕，他不就曾明確回答說：「不，要是沒有了他們，我倒還得把他們再製造出來，重要的是，必須始終存在一個看得見的反對物件，而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物件。」共產黨也一樣，要是沒有了階級敵人，他們也會把這樣的敵人再人為地製造出來。所以，只要納粹和共產黨掌權，必定就會有政治賤民。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渴望有尊嚴地活著，但在納粹和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面對權力，除了獨裁者，所有人的頭都是低著的，換句話說，沒有一個人有真正意義上的尊嚴。有權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政治賤民，就更無尊嚴可言了。這樣一個人人沒有尊嚴，都在屈辱中活著的世界，與地獄又有何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