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二十 「我不出賣靈魂」
父親被捕（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父親寄出那封信后第三天下午，我家響起一陣敲門聲。母親打開門，進來三個人，穿著清一色肥大的藍色制服，這是那時中國人的標準打扮。我父親認識其中一人，他是宣傳部的公務人員，是個造反派。另一個不認識的、臉上疙里疙瘩的高個子開腔了，說他們是公安局的造反派，奉令逮捕我父親，理由是我父親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和另一位個頭短小的人走到父親兩側，抓住他的胳膊示意他走。
他們既沒有出示身份證，也沒有逮捕令，但是毫無疑問，他們是奪了公安局大權的造反派便衣警察，顯然有權命令我父親，因為他們是和父親部里的造反派一塊兒來的。
雖然來者並沒有提到那封寫給毛澤東的信，但父親知道這封信一定是被截了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有心理準備，因為這封信不僅是對毛澤東、對文革大不敬，而且「二挺」現在有了權，可以下令逮捕他。他還是寄了信，不願放過一線希望。眼下，他壓制著激動情緒，一言不發隨來人走出去。出家門時，他住了腳，輕聲對母親說：「不要和黨記仇，黨正在犯錯誤，群眾不會允許，無論錯誤有多嚴重，相信將來黨會改錯。和我離婚，把我們的孩子帶大。」
我下午回家時，發現父母親都不見了。姥姥只說父親被造反派抓走了，母親到北京為他申訴去了。她沒有說是公安局來抓的，那樣的話對孩子來說太可怕了，公安局出面逮捕比造反派帶走要嚴重多了。
我跑到省委宣傳部去問他在哪兒，回答我的是一陣訓斥聲。姚女士最厲害：「你要和你的現行反革命老子劃清界線！」「不管他在哪裡，都是他應得的下場！」我忍住憤怒的淚水，對這些所謂有知識的成人感到無比厭惡。他們何須如此冷酷無情！即使在那種年月，一個和善些的臉色、一種溫和點的口氣或沉默不語都不是不可能。
從那以後，我開始把中國人分成兩種：一種是有人性的，另一種是無人性的。不管他們是十幾歲的紅衛兵，還是成年的造反派、走資派，文革大動蕩使人的本性全露了出來。
當我跑來跑去找父親時，母親正在火車站等火車，準備第二次赴京。比起六個月前的那一回，她的情緒要低落得多。那時，還有一點伸張正義的希望，這次卻十分渺茫。但我母親並不甘心就此作罷，她要爭取。
她意識到此次赴京只能找一個人——總理周恩來。別人都不行，反而可能葬送她丈夫、她自己和全家人。她清楚周恩來比毛夫人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組溫和得多。他還有權指揮造反派：他幾乎每天都在下令給造反派。
但是，要見周恩來就好比走進白宮或單獨覲見教皇那樣難。就算她順利到了北京，到了「上訪接待站」，她也不可能指名道姓地說她想見哪位中央領導，因為這會被看作是對別的領導不敬，甚至是侮辱他們。她更焦慮了，特別是想到她離家出走可能已被造反派發現了。他們是不准她任意出門的，只許呆在家裡等著挨斗。她僥倖希望如果造反派找不著她，會以為她落入另一夥造反派手中了。
我母親在火車站徘徊。突然，她看見一面大旗，上面寫著幾個大字「紅衛兵成都部隊赴京告狀團」。大旗下聚集著二百名左右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舉著標語，說明他們是大學生，要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二挺」。還有標語說他們到京後會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與對敵「八•二六」相比，「紅成」算是溫和派。「二挺」明顯地偏袒「八•二六」，儘管「二挺」背後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撐腰，他們倆也沒能樹起絕對權威，「紅成」不願甘拜下風。
此時文化大革命已被造反派各派之間的激烈武鬥所支配。毛澤東一號召從走資派手裡奪權，這些戰鬥就爆發了。三個月後的今天，絕大多數造反派頭頭表現出他們的作風完全不同於被趕下台的共產黨幹部：他們要的是自己的權力，並非什麼理想、主義，甚至不是毛澤東的狂熱信徒。毛澤東不斷指示他們聯合起來分享權力，但他們個個只想獨吞。他們「打語錄仗」——引用毛澤東模稜兩可的語錄來互相攻擊。「毛語錄」里很容易找到適用於各種情況或雙方各執一詞的話。（此處刪去兩行）
「紅成」很清楚，要想打倒「八•二六」，就得先打倒「二挺」。他們也知道「二挺」濫用職權報復陷害的惡名。當時這兩人的惡行人盡皆知，有的人不敢明說，但仍有不少人公開議論，甚至毛澤東親自對他的支持也不足以使人們俯首聽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紅成」派人赴京告狀。因為「紅成」是四川的兩大造反派之一，人數約數百萬，所以周恩來答應接見他們。
我母親跟在「紅成」隊伍後面通過檢票口進入車站，只見開往北京的特別快車噴著白煙，停在站台。我母親正想隨學生登上車廂，卻被一個男學生擋住了。那人大聲問：「你是誰？你不是和我們一起的吧？快下去！」我母親那時三十五歲，看上去當然不像學生。
她緊抓住車門把手不放，喊了起來：「我也要去北京，去告劉、張二挺的狀，我以前就認識他們，讓我上車！」男學生看著她，一臉不相信，這時，從他背後傳來一男一女的聲音：「讓她上來，聽聽她說些什麼。」
我母親擠進了滿滿的車廂，坐在那一男一女之間。他們自我介紹說是「紅成」的參謀人員，男的姓翁，女的姓顏，兩人都是成都大學的學生。
從他們的言談里，我母親看得出學生們對劉、張知之甚少。於是她講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宜賓的冤案，也提到一九五三年挺夫人勾引我父親的事。她告訴他們，最近「二挺」來我家拉我父親和他倆合作，他嚴詞拒絕了。母親還說，「二挺」現在把我父親逮捕了，原因是他寫信給毛澤東，反對任命他倆擔任四川省新領導。
翁和顏答應讓她和他們一起去見周恩來。我母親整晚都在盤算該對周恩來說些什麼、怎麼說。
到了北京站，一位總理辦公室的人已在等待他們。代表團被送到一家政府招待所住，周恩來第二天晚上要接見他們。第二天白天，當學生們外出時，我母親呆在房間里寫信給周恩來。她可能沒有機會說話，而且不管怎麼說都需要有書面資料。晚上九點，她和學生們一起到了位於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這次接見是在四川廳，我父親曾於一九五九年負責該廳的裝飾。學生們圈成一個弧形坐下，面對著周恩來。椅子不夠，有些人就坐在鋪著地毯的地板上，我母親坐在後排。
母親很清楚她的話必須簡明扼要有份量。接見過程中，她腦子裡一直在轉著自己的話，以至沒有留意學生們都說了些什麼。她只注意到總理的反應：間或點點頭，表示聽明白了，他從不表示支持或不支持，只是聽，偶爾說些普通的話，如：「按毛主席指示辦」或「要大聯合」。他的一位助手在一旁做筆記。冷不防地。她聽見總理像是要結束會議了：「還有沒有別的事？」我母親立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總理，我有話要說。」
周恩來抬頭望著我母親，她顯然不是一名學生。他問道：「你是誰？」我母親通報了自己的名字和職務，緊接著報了我父親的名字和職務說：「我丈夫現在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抓起來了，我到這裏來是為他伸冤的。」
從周恩來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很留心這件事，因為我父親是個高級幹部。他說：「學生現在可以走了，你留下來談。」
我母親非常希望能和周恩來單獨詳談，但她覺得不能讓學生走。她說：「總理，我希望留下學生在場作見證。」她邊說邊把寫好的信請前面的學生傳遞給周。
總理點點頭說：「好吧！你說。」
我母親迅速清晰地說我父親是因寫給毛主席一封信而被逮捕，信中提到不同意任命「二挺」作四川省的新領導，因為這兩人濫用職權，這是他在宜賓親身體會的。除此之外，我母親還含混地說信中包含了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意見。
她無數次仔細推敲過怎麼說這番話，對周恩來她得實說。但是她害怕在場的造反派學生，所以不敢一五一十地重複父親的信。她得儘可能地輕描淡寫：「我丈夫有一些十分嚴重的錯誤觀點，但是他並沒有在群眾中散布這些觀點，他是按照黨章向毛主席陳述。按黨章規定，這是共產黨員的合法權利，不應該據此作為逮捕他的理由，請總理維護黨章。」
從周恩來的眼睛里，我母親看出他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父親信里的實際內容，也明白我母親不能講出來的苦衷。他低頭看了看我母親寫的信，然後轉身對坐在身後的一位助手耳語了幾句。這時，整個大廳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眼睛都看著周恩來。
助手遞給周恩來一些紙，上面有國務院的抬頭。他開始以稍微費勁的方式寫起來——他的右手在延安時期從馬背上跌落下來時摔斷過。寫完后，他把字條遞給助手，由這人向大家宣讀。
字條說：「第一，張守愚身為一名共產黨員，有權給黨中央寫信，不管信的內容有什麼錯誤，都不能作為定反革命的根據；第二，張守愚身為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必須接受群眾的審查和批判；三，張守愚的所有問題都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處理。最後署名：「周恩來」。
我母親大大鬆了口氣，不知說什麼好。這條子上沒有照一般情況寫明給誰，也就是沒有寫明要給四川省新領導。因此，我母親不必把紙條交給他們或其他任何人。周恩來的意思很明白，他要她保留這張條子，把它拿給任何有幫助的人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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