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2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4月6日

中共的一切計劃和夢想，都與蘇聯將來參與解決遠東問題掛上了鈎。他們希望問題解決得對特區有利，因而能把原來寄托在美國身上的、已經破滅了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起來。這已經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黨內力量的重新組合。

中共中央主席原來的親信—情報局長、彭真、 還有那些當地政府中級別比較低的官員們，都是那一條非常令人憎恨的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們現在大大喪失了原先的威風和勢力。這不難解釋。因為從因想上摧毀“莫斯科派”的鬥爭，只影響到這一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等一些代表人物，而黨員幹部和非常人員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則觸動了全黨。就連軍隊和黨的高級領導人，也都受到這樣那樣的打擊。

世界的力量對比已經改觀，蘇聯威信在迅速提高，這不可能不影響毛澤東的態度。現在，他不得不另外物色一批可以信任的人。在外交方面，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人。毛澤東現在不得不同博古合作。這些人都不會忘記整風時所蒙受的恥辱。軍隊幹部也不會忘掉這個恥辱（當然，誰也不敢用這個詞來指康生的活動）。現在彭德懷、朱德、聶榮臻、葉劍英、陳毅等軍隊同志，又受到毛的恩寵了。他們強大得足以反擊康生了，他們是絕不會錯過良機的。

原定由任弼時來對1931-1935年期間黨的政治路線作評價。由於某種原因，他的報告從大會日程中取消了。

代表們都十分憎恨康生和彭真。

斯大林的信，《消息報》上的文章，還有同美國人會談的失敗，表明靠攏蘇聯是惟一正確的方針。這一進程在發展中。

換句話說，在目前情況下無視莫斯科，那就太危險了。這也就是說，黨內的妥協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毛澤東趕緊從日程中取消了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或多或少反映了他的反蘇政策，他抵制共產國際影響的鬥爭和其他可能對毛澤東不利的種種“業績”。

這樣，才決定不讓康生和任弼時在大會上發言。

1945年4月7日

毛澤東從大會日程中取消了兩個最重要的報告：康生和任弼時的報告。

中共中央主席下這步妙棋，就能緩和一下甚至完全擋住對康生及其同伙的打擊。否則，他們在大會上是夠受的，因為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的這批人，在黨的生活中充當過像宗教法庭審判官那種角色。

然而，要悄悄地把這個問題遮掩過去，是不成的。首先，整風是毛澤東的得意傑作。第二，引起莫斯科注意大會上可能突然爆發的爭吵是愚蠢的。因此，情報局長的報告草稿，將提交目前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去討論。

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就去忙著討論當前事務算了。關於軍事和政治問題的報告還不夠他們操心的？同時，也不要去批判和辱罵”莫斯科派“了（因為一批起來罵起來，毛的民族主義勢必會暴露無遺）。是的，”不要去搞了“。中共中央主席似乎很怕發生這種情況。同季米特洛夫通信的詳情，他還記憶猶新。如果在遠東關鍵事件發生的前夕再出現類似的政治問題，情況又會怎樣呢？

毛並不怕在大會代表面前暴露自己（這他倒覺得挺有把握，因為他是領袖嘛！），他怕的是在莫斯科面前暴露自己。因此，他提議把主要的也是最使他傷腦筋的問題，提交中央全會而不是代表大會去討論。第一，全會不是代表大會。此外，控制全會要容易得多，何況全會也不會引起外界很大注意。

當前切不可在政治問題上和軍事問題上引起爭論—這是毛的計劃中極關重要的一點。代表大會要能這樣開，就可以向全世界、特別是向莫斯科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真是堅如磐石。

這還旨在於掩蓋毛的政治投機中另一個欺人手段。由於代表大會不對黨內政策進行任何討論，所以這自然被理解為代表們以至全黨都一致同意這種黨內政策，把它看成是絕對正確的。換句話說，毛澤東的總路線將不經討論或辯論而無條件地獲得通過！(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