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8日訊】今次的南周事件，尤其是由此蕩起的社會波瀾，是偶然中的必然。

無論如何，此事巧極了。在既有希望，又微妙不明的時刻，它不僅考驗廣東，也考驗中國；不僅考慮廟堂，也考驗著廣大的民間江湖。

與它相連的，絕不止是一群新聞從業者與「管理者」的意氣之爭，也不止是媒體的自我主導與被主導之間的分歧，毫不誇張地說，相當程度上它攸關一個21 世紀社會關於有限自由的攻防。這一看似偶然而起的事件，也成為這個特定轉型社會當下何去何從的方向標。

正因為如此，這個事件及其近期內演進的結果，恰好是槓桿下的難得支點，支點之上，便是這個負累沉重、呆滯的社會。能向前撬動那怕一點點，希望就或多或少有所依憑，根本撬不動甚至倒壓過來，那無話可說。

大半個世紀以來，還沒有一群人面對一小撮所代表的巨大存在，在抗爭上能表現得如此旗幟鮮明，雖然是忍無可忍的結果，體現的則是這個社會的難得進步。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了，茅于軾、賀衛方、梁文道等先生及台港的一些文化人，也已發出了他們的署名建議。但還遠遠不夠，迷離分散的一些自由訴求與社會良知，是否能持續地匯聚並作用在這個支點上，可說是檢測民心民氣能否化為變革推力的試金石。若結果是「能」，變革才真正有希望。

新聞業是社會文化的最前沿，尤其是南周這樣的媒體，它爭到了三分自由，我們才有一分自由的希望。

在正常社會作為「第四勢力」的媒體，其生命來自自由，其責任在捍衛並壯大自由。沒有言論及與此相關的其他政治文化自由的滋養，其他的自由，包括經濟自由、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大多不能逃離被異化的命運，只能是偽自由和消極自由，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廣泛的官商勾結、市場欺詐與民間情色氾濫，均與此有莫大關係。

平心而論，相比於30 年以前，這個社會還是有些許的進步，但自由是擠出來的，是巨石下的野草，它不僅孱弱，而且至今仍作為異端或半異端存在。這是一種恥辱。

自由既是民主的孿生姐妹，又是民主與民權發育的胎盤，在這個特定的時候，假如無動於衷，那麼人們關於民主、權利的種種說辭，幾乎都成了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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