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6日訊】共產黨和納粹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於自己的想法，硬要強迫全體國民都按他們制定的統一標準思想，成為唯其旨意是從的精神奴隸和馴服工具。剝奪了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之後，他們還要剝奪人民獨立思考的權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後，他們還要控制人民的精神。

——題記

凡是看過著名紀錄片《普通的法西斯》的人，無不對德國民眾當年對希特勒的狂熱崇拜印象至深。

影片把我們帶到了在紐倫堡舉行的納粹黨大會，只見莊嚴巍峨的主席臺上方，懸掛著希特勒親自設計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著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一隻巨型普魯士雄鷹雕像，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廣場四周強烈的探照燈光柱，將整個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晝。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廣場，舉旗列隊，高舉火炬，忘情地呼喊著，高唱著，向著主席臺上那個大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歇斯底里般的演講更是讓台下的群眾愈發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聖的德意志人民，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這極富煽動性的語言，讓在場的幾乎每個德國人都激動得渾身顫抖，無一不為自己有幸是最優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萬分自豪，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

這種對希特勒的盲目的瘋狂崇拜，堪稱是第三帝國時代德國民眾精神世界的縮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經過反復不斷的洗腦，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那時已完全喪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和獨立意識，完全認同了希特勒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完全認同了納粹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完全接受了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爾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完全接受了納粹文化對於各種辭彙，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義」、「法律」、「善良」、「罪惡」等等所賦予的新的解釋。總之，他們的頭腦已經完全被希特勒宣揚的「民族社會主義」填滿，除了這種思想，幾乎再沒有別的任何思想。

這種精神上的高度納粹化，不僅是納粹對德國人民反復進行洗腦，實施精神控制的結果，更是其目的所在。希特勒曾明言，「士兵不要思想，有領袖替他們思想。」「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在他眼裏，「群眾是守舊和懶惰的，他們不喜歡看書，也不喜歡思考」。人民群眾的觀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輸、被引導、被宣傳、被塑造，才能正確地加以表達。所以，封鎖資訊管制文化也好，控制輿論打壓異見也好，編造謊言矇騙民眾也好，最終都是為了讓民眾「不思考」，讓「領袖替他們思想」，從而控制他們的精神。

納粹政權對德國民眾的這種精神控制貫穿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體現在對青少年的教育中。

宣揚「雅利安人血統優良」與「猶太人血統低劣」，是希特勒種族主義的核心。為了將這種思想從小就灌輸到每個德國兒童的心中，達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矯揉造作的」宣傳效果，納粹教科書向孩子們講述說：在自然界中，同類物種與同類物種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絕不會讓一頭鹿來領隊，一隻公椋鳥只跟一隻母椋鳥交配。同類物種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種。只有人類違反自然規律，進行干預，進行「人工雜交」。而雜種、混種、會把最壞的特徵集於一體。接著，它們又將這樣的例證引述到「種族與猶太人問題」上。在當時的學校中，經常會出現老師借題發揮，侮辱猶太孩子的現象。一位名叫魯道夫•巴努什爾的猶太人回憶說，當年老師曾把他叫到全班同學的面前，然後問道：「知道什麼是雜種嗎？」班上無人說話，孩子們只是在生物課上聽說過這個詞。沉默片刻，老師指著魯道夫•巴努什爾說：「他就是雜種。他媽媽是猶太人，這就說明一切。」

1935年頒發的《教師手冊》中規定：數學教學要以「國家政治教育」為己任。在孩子們的書中，數學題是這樣表述的：「建設一個精神病醫院需要600萬馬克，建設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萬馬克，請問，600萬馬克可以建設多少居民住宅？」還有，「一架夜間戰鬥機能運載1，800顆燃燒彈，若以時速250公里、每秒投擲一枚炸彈的速度飛行，請問，所投炸彈將覆蓋多長距離？」納粹主義就是要用這樣的數學題目向孩子們說明，那些「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會給國民經濟帶來多少損失；對那些阻礙第三帝國統治世界的國家應該如何嚴懲。

1932年，已經成為納粹黨首領的希特勒曾躊躇滿志地宣稱：「民族社會主義塑造了一個包括兒童和老人的群體，沒有人能夠使這部德國生活的龐大交響曲沉默」。納粹德國弗蘭哥尼爾省的頭目尤利烏斯•斯托萊切也曾洋洋自得地說：「如果在天平兩端，一端是所有大學教授的腦子，一端是我們元首的腦子，你們覺得天平會偏向那一邊？」不言而喻，在納粹當權的時代，天平自然是偏向希特勒。這就是精神控制的神效。

精神控制也是共產黨所看重和擅長的統治伎倆。為了讓民眾「聽黨的話，跟黨走」，他們一方面不遺餘力地對民眾進行資訊封鎖，禁止他們接觸不同的思想觀點和歷史真象；另一方面，從小起就長年累月地給民眾灌輸自己的「黨文化」。更為卑鄙和可怕的是，這種令人深惡痛絕的洗腦完全是憑藉著暴力強制進行的。你順從它，你就能平安無事，加官晉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賄賂，「黨媽媽」也可以眼開眼閉，因為你「政治正確」了。反之，如果你膽敢抵制它，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你的麻煩就大了，輕則整得你死去活來，重則讓你家破人亡、死於非命。

在共產黨陣營中，相比較而言，中共對洗腦的看重和洗腦的伎倆，顯然要高出他人一籌。

1949年建政後，中共為確立極權統治，取得在精神領域的控制權，馬不停蹄地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洗腦」運動，即思想改造運動。林輝先生的《中共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洗腦」》一文，對這場「洗腦」運動的來龍去脈，做了詳細的介紹。

文中寫道：「當時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從西方歸來的知識份子，身上不僅具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更有著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這些不僅與中共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黨專制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顧名思義就是將不正確的思想‘歸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斷加強個人負罪感和羞恥感的同時把個人納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歷程，具體方式就是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中共的‘洗腦’不是簡單的洗澡，它不僅要在身體上達到控制的目的，更要達到對精神上的控制。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運動啟動前，由周恩來親自示範，在北大向京津地區高校1700多名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周恩來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體驗，闡釋知識份子為什麼需要改造。身為總理的周恩來的循循善誘、公開解剖自己，讓知識份子深受感動，他們也學著向黨‘交心’。

「而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中共對於‘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諳熟在心。他們將改造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思想，進行自由討論；第二階段是觸及靈魂深處的思想鬥爭。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加強，個人面臨著集體的壓力並唯恐自己被運動拒之門外。不管參加者是否願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點並接受別人的鬥爭，並很快會因為感到羞恥而低頭認罪。這時該人已經可以通過認罪悔過和自我批判來接受心靈淨化了。

「第三階段是服從和新生。經過淨化的這個人，覺得只有聽從黨的權威才可以獲得解脫，因此完全依靠了黨。而黨的目標正是改造這些人的奮鬥目標和思想觀念，讓黨在其思想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改造從最初的‘和風細雨’也慢慢轉變為‘疾風暴雨’。在這場所謂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識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願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寫出了情真意切的檢討書。

「從1951年12月開始，《人民日報》在顯要版面開設專欄：《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連續推出知識界知名人士的檢討文章。如金嶽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潛的《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等等。

「其他報章也紛紛跟進。曾獨具個性、敢於向毛澤東要‘雅量’的梁漱溟於1951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其長文，題目即叫《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真心地悔過，並決定‘今後政治上講一切聽從中共領導’。還有潘光但、費孝通、吳宓等大知識份子都對自我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通過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許多知識份子接受了效忠的應該是中共和黨的領袖毛澤東，知識份子的人格尊嚴喪失殆盡，中共初步加強了對知識份子思想上的控制。一些秉承‘士可殺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則選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這一改造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此後的中共並沒有放過那些知識份子，隨後掀起了對知識份子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毛時代結束後，中共仍然沒有放鬆對國民的精神控制。1999年7月，由中共新一代黨魁江擇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是共產黨在所謂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進行全民洗腦和精神控制的一個突出典型。

這場鎮壓和迫害的目地，就是要徹底扼殺法輪功學員的精神信仰，將江澤民的邪惡思想無條件地強加給全中國人民。在這場充滿恐怖的鎮壓和迫害中，不僅法輪功學員，包括全中國人民在內，都被剝奪了獨立思考和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人們只允許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全盤接受它的思想。

凡真心修煉法輪功者，無一不身心受益，現在要叫他們放棄自己的信仰，他們當然不會答應。為了逼迫上億的法輪功學員就範，江氏集團獸性大發，瘋狂施暴，為此使盡了各種手段，堪稱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之大成。

早在鎮壓前夜，江本人就叫囂「滅掉！滅掉！（注：指法輪功）」、「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在鎮壓中，惡警們更是狂喊「不轉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時間，神州大地，充滿了白色恐怖，到處是血雨腥風。誰敢不聽他們的，輕則遭受這樣那樣的處分，斷送前程，重則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強權暴行之下，完全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說，「我是在勞教所裏受過迫害的一名法輪功學員，親身經歷了被官方媒體美化為‘春風化雨’的所謂‘轉化’工作的黑幕。有關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體已做了廣泛的報導，我不想再做重複。我只想告訴大家的是，在我呆過的那個勞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學的一位教師，因為修煉法輪功後身心明顯受益，深知官方所說的一切都是造謠，堅決不肯‘轉化’，為了迫使他屈服，獄警強迫他一個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糞。但他仍不屈服，於是他們就不斷的加碼，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還不放過他，繼續折磨。可是他仍不為所動。接著，獄警又換了更惡毒的一招，不讓他睡覺，用‘車輪戰’折磨他。可他還是不屈服。最後，獄警狗急跳牆，把他拖到屋裏，兩隻手臂各綁在一隻椅子上，然後由七八個獄警按住他，領頭的獄警面對他而坐，兩條腿翹在辦公桌上，惡狠狠的說，‘今天我有的是時間，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轉不轉化？’眼見我們這位學員對他的話未予理睬，一個獄警拿著電警棍上來，對著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陣亂捅。一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隨之傳到了屋外，這慘叫聲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裏。」

在瘋狂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同時，江氏集團還採用歷次政治運動慣用的手段，大搞什麼集體收看、全民表態、萬人簽字等，逼迫全國人民接受它們的思想，跟著她們共同犯罪。誰敢不支持它們的所作所為，誰敢對法輪功表示同情、支持，誰就會因此倒楣。

如果希特勒起死回生，想必也會翹起大拇指對江澤民說一聲：「佩服！」

紅色高棉也是踐踏和扼殺信仰自由的兇手。自1973年始，它便在自己佔領的地區內鎮壓佛教，凡是未解除教職者，全部被殺。1979年，在Kandal省一個村莊，28名和尚僅一人倖存。全國原有6萬余名和尚，被殺得僅剩1,000餘人。自1975年後，紅色高棉還禁止國人祈禱做禮拜，可蘭經被收繳並焚毀，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毀。1975年6月，13名伊斯蘭顯貴被處決，其中有些人僅因公開祈禱，其他人是因為公開參與示威遊行要求宗教婚禮的權利。伊斯蘭教徒時常被強迫作出選擇：要麼養豬吃豬肉，要麼處決。每1,000名至伊斯蘭聖地麥加朝聖者，僅30名倖存。天主教的命運也很悲慘，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蹤。

常言道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何況人的頭腦呢？然而，納粹和共產黨卻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於自己的想法，硬要強迫全體國民都按他們制定的統一標準思想，成為唯其旨意是從的精神奴隸和馴服工具。剝奪了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之後，他們還要剝奪人民獨立思考的權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後，他們還要控制人民的信仰和精神，可見其胃口之大，霸道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