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訊】【導讀】「統戰」是中共的一個獨創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統戰」在本質上是一層遮羞布，掩蓋了許多黑暗的領域，所以，「統戰」在某種意義上有很強的強迫性和欺騙性。統戰策略是中共政治戰略的延伸表現，其特點也與中共的政治特點緊密結合，在不同的時期統戰表現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对中共利用文獻資料，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進行的分析研究。
（接上期）五、文史資料與《傳記文學》
文史資料對臺灣文史刊物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傳記文學》對文史資料的轉載和評價。在某種意義上，《傳記文學》就是文史資料暗中攀比的物件。在二者關係中，《傳記文學》對文史資料始終表現出自信、開放和主動，包括一字不刪地完整轉載文史資料的文章，並對其史料價值作出學術評價，還有每期都不忘給文史資料寄來刊物。 相形之下，限於文史機構的黨官體制和文史資料的官辦性質，文史資料對《傳記文學》則表現得戒備、自閉和顢頇。文史官員一方面強調，「和臺灣的工作首先是用文史資料溝通的，《傳記文學》先刊登了我們的文史資料；」另一方面又承認，大陸文史部門「在這方面沒有放開手，沒有把《傳記文學》有用的東西登過來」。
《傳記文學》從1982年開始全文轉載或直接採用天津的文史資料，「並在文中註明來源，實為溝通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之先聲。」 《傳記文學》第42卷第4期全文轉載了《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刊登的《回憶我的父親張作霖二三事》。「全文沒有刪改，也未加編者按語。同期刊載的《李宗仁小傳》，在所注資料來源中，亦著明：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至於大陸其他出版物，《傳記文學》轉載、引用就更多了。」 這被人們看作文史統戰成功的開端。「文史資料首先打通了海峽彼岸的封鎖，成了『文通』的『先行使者』。」 有人樂觀預言，「政協文史資料的影響進入臺灣，象一隻報春的燕子，昭示著海峽兩岸文化溝通的喜兆，必將有助於推動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發展。」 藉助文史，溝通兩岸，「這就實際上起了『文通』的作用，這也是統一戰線的一種形式。」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此前雖也刊登過6篇海外來稿， 但遲至1987年，在《傳記文學》轉載了天津6篇文史資料之後，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才開始轉載《傳記文學》中有關天津的史料。 但不知這是不是大陸最早轉載《傳記文學》的文史資料選輯。另外，「浙江文史資料還轉載了臺灣有價值的史料，如陳佈雷的侄女婿、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宋晞的《陳佈雷傳略》。」
1983年，第四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已初步提出「將來可以同臺灣協作」的問題。 1984年12月28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向臺灣及海外的史學工作者發出了邀請，表示了我們真誠與臺灣實行『文通』和客觀探討民國史的意願。」 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文史機構在近期工作計畫中才提出，「邀請臺灣《傳記文學》負責人來京進行學術交流。」 還不知最後是否成行。但有些地方文史機構卻同臺灣文史界建立了直接的業務關係。比如，宋晞回大陸探親時，促成了臺灣中央圖書館與浙江政協文史部門之間的「史料交換關係」。 臺灣大學、香港大學、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所、《山西文獻》等單位，以及日本史學家等個人，「或輾轉索閱或直接來函索要《山西文史資料》。」在台山西籍的立委、國大代表等也紛紛與山西省文史委聯繫，「表示要提供史料。」省文史委也不斷收到臺灣贈閱的《山西叢書》、《傅山年譜》、《閻錫山年譜》、《徐永昌傳》等，「並收到臺灣向大陸徵集《山西省歌》歌詞和《太原辛亥起義歌》的信函。」 散佚在海外的資料數量甚大，但大多尚未認真徵集，如閻錫山資料僅臺灣新竹縣博物館就存有4萬餘件，「因條件限制從未涉及。」 1998年，山西文史委為徵集海外史料，提出了三條要求。「一是要通過書信聯繫，二是要加強學術與資料交流，三是走向境外及走出國門親自徵集。5年內爭取實現對臺灣的訪問。」 二十一世紀，山西文史委高官在給臺灣《山西文獻》負責人的信中，主動提出《山西文獻》與《文史月刊》交換。後來又表示，「每逢閱讀《山西文獻》，我們都被這馥鬱濃烈的鄉情所陶醉，所振奮，並萌發出填平海峽永久團聚的誠摯熱望。」 僅2003年，《山西文獻》就轉載《文史月刊》文章8篇。 同時，《文史月刊》也轉載了《山西文獻》「有關同蒲鐵路等史料」。 對照文史官員的誇張激情，雷聲大雨點小的實際行動無疑更為本真地表明瞭大陸文史部門的普遍保守態勢。
從這幾件事看，兩岸文史界的交往與合作，臺灣是主動方，大陸多取守勢。但大陸學者仍從中學到了一些東西。比如，大陸學者注意到，「臺灣《傳記文學》寫得很細，」希望文史機構徵集史料的時候，「要有意識地向細的方面發展。」他們還認為，「臺灣將我們的東西出版了很多，他們的有些東西，中國文史出版社是不是可以出一些，對研究、教學都方便。」「中國文史出版社的出版範圍還可以再寬一些。如臺灣的《傳記文學》，我們也可以出一些。」
但文史官員的態度是，「臺灣的《傳記文學》把我們的東西一字不改地轉載了，我們選擇適當的東西，也可以發它的東西。」 意思是，臺灣全文照發我們的東西，正說明我們的史料真實和觀點正確。我們則不能採取《傳記文學》的客觀主義，而必須對它上面的東西有所批判和選擇。「對臺灣徵集來的資料進行反復研究，取其歷史事實，刪其政治觀點和溢美、貶損之類的詞語。」 比如，張發奎《抗日戰爭回憶錄》一文「編者注」提示，「發表時作了少量的刪節。」 又如，王仲廉《台兒莊戰役親歷記》一文「編者注」提示，編輯「作了技術處理」。 反觀《傳記文學》的宗旨，「對任何歷史上有影響有貢獻的歷史人物（包括蔣家父子），大可批評討論。」 它既不避諱被臺灣認定「叛國」的李宗仁的史料，也對臺灣一直不敢問津的蔣介石史料原文照轉。 顯然，文史資料與《傳記文學》之間的問題並非水平高下，而是性質迥異。八股文與自由寫作本不具有可比性。但中共竟然愚不可及地舉一國之力來與一份民間刊物打擂臺。除了其暴其醜，就是自暴其陋。但官方很有些「光屁股攆狼——膽大不知羞」大無畏氣魄，動輒將文史資料與《傳記文學》相提並論。
「《傳記文學》裏，作者的撰述態度，多少有點『唱戲抱屁股，自捧自』。而『文史資料』裏，作者撰述的態度，則是千篇一律的『對著鏡子喊王八，自罵自』。」「一個是『官修』的『自罵之書』；另一個是『私修』的『自捧之作』。」「一個是『雜貨棧』兼『大金礦』；另一個是『大金礦』兼『雜貨棧』。」「一個是傾『全國』之力纂修的；另一個則是劉紹唐一個人獨幹的！」「以一人而敵一國。」 何止是「壯哉」，簡直就是「偉哉」！
《傳記文學》作為民間的獨立文史刊物，其價值理念自然不同於官方文史資料的指導思想。所以，臧否毀譽皆屬正常。比如，《山西文史資料》發表過一篇孔祥熙早年家境貧苦的文章，臺灣學人周谷發現該文後，在《傳記文學》第283期撰文說，「中共一向是以學術服從政治，一件事、一個人有兩種極端不同的說法，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中共對孔祥熙的出身成分……最初說他是山西太谷縣一個土財主的兒子……最近經過太古鄉人的實地調查，又證明孔祥熙出身寒微，是一個拾煤渣的窮孩子。」 「不過《山西文史資料》蓄意為孔祥熙『平反昭雪』，卻不知是什麼『陽謀』或『陰謀』。」 又如，《傳記文學》針對浙江文史資料中幾篇有關蔣介石家世的文章，編者按評論道，「中國大陸樣樣都落後，但唯獨史學求真的作法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文史官員把這當作「文史資料現在在國際上名聲比過去好」的有力證據。可對這證據的使用，恰恰表明文史資料的所謂求真已墮落到了多麼虛偽的地步。
因為，拿《傳記文學》這句話說事，此後雖然接二連三地出現，但都是斷章取義。「大陸……為史學求真的作法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中國大陸史學求真的作法，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大陸……為史學求真的作法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中國大陸史學求真的作法，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應該承認，官方在自贊自頌方面從來不乏諛辭和創意。他們不是借外人之口大誇《文史資料選輯》「這是海外難得見到的好書」、「有利於團結更多的人，有利於祖國統一大業」，就是假洋教授之嘴盛讚文史資料「走向客觀評價歷史的時代」。
六、感召港臺軍政界
對台統戰最好做歷史文章的就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但即便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的歷史話語也留有餘地，甚至暗含殺機。「如果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結果一定是向日本投降。第二次國共合作挽救了民族的危亡。」 這種說法不是無恥，就是無知。其潛臺詞是中共挽救了中國。這是把中共說成「領導」抗戰和抗戰中的「中流砥柱」的另外一種變相說法。換言之，中共是中國的大救星，是國民黨的大恩人；中共挽救了國民黨，拯救了中華民族。所以，中共才是抗戰的主力和正統。在這個定位下，不妨對某些個人網開一面，以示寬厚。比如，「過去寫的文史資料，對陳誠太不公平了。陳誠也做過一點好事。」如果搞文史工作的能夠「歷史地、全面地評價陳誠，這對教育他的子女，促使他們產生愛國熱情，從而早日回歸祖國懷抱，是有一定推動作用的」。
無論對內還是對外，中共總是一邊倒地炫耀史料統戰成果。特別是海外港臺始終都是異口同聲地讚不絕口，絕無異議，更無批評。比如，黃岩旅居臺灣的同胞王祿華偕同夫人回鄉探親時，對黃岩文史部門說：「你們黃岩文史資料刊登的有關國民黨原寧波防守司令王皞南的史料是實事求是的。」對此，文史官員總喜歡代表別人發言，「他的反映表達了許多臺灣同胞的看法。」
按照官方的說法，從全國到地方，文史機構似乎都不乏自己的統戰成績。廣東省文史部門稱，「一些旅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屬、遺屬，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後代，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不少人對新中國懷有隔閡心理，甚至抱敵視態度。但通過文史資料促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轉變了態度。當他們看到文史資料肯定了他們本人或父輩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以及參加抗日戰爭的事蹟後功績後，深受鼓舞，說共產黨尊重歷史，沒有忘記他們。有的還專程從海外回來向政協和撰稿人表示謝意，有的表示要為祖國的建設和祖國的統一事業出力。」比如，孫中山的侄兒孫乾，曾出任民國中山縣長。「解放後多次從香港回鄉祭祖探親，但堅持不與家鄉政府官員接觸。後來他看到《中山文史》刊登他的事蹟，記述並公正評價他支持抗日活動等事蹟，使他大為感動，不僅與當地黨政領導會面和親切交往，還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多為家鄉的建設出力。」
甚至縣一級的文史機構也表示，他們在澄清歷史事實，「消除『左』的影響，落實黨的有關政策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據曹縣文史部門介紹，「有的資料傳到臺灣，曹縣旅台人員複印後競相傳閱，他們一致反映，大陸編印的資料中反映的情況真實、客觀、公正，為促進海峽兩岸的團結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旅台曹縣同鄉會的一位先生感慨地說：『國民黨曹縣歷屆縣黨部、縣政府有關情況，連國民黨本身至今也搞不清楚了，你們在《曹縣文史資料》第三輯中卻記載的如此具體、翔實、客觀，實在令人不可想像。』……已故國民黨立法委員李文齋在大陸上的一位親屬，看了《曹縣文史資料》第四輯中有關李文齋及其父兄的記載，非要20本不可，丟下500元錢。」 又如，據天津薊縣文史部門介紹，他們從縣委統戰部獲悉侯化鈞從臺灣回北京定居的消息。侯化鈞曾任民國河北省稽查處長，掌握大量史料。「我們利用他回原籍探親的機會，邀請到政協，熱情接待。侯老先生表示願意為家鄉做些事情，並答應撰寫史料。」 再如，戶縣文史部門介紹，「通過《關麟征將軍》一書的出版發行，團結了一大批海外港臺的本籍人士及關將軍的故舊朋友，他們認為大陸對關將軍的肯定也是對他們的肯定，所以紛紛回大陸探親訪友，有的還為故鄉投資興建福利教育設施。」
在大陸文史官員眼中，幾乎所有的海內外統戰物件都特別容易被感動。中共編寫出來的文史資料似乎就像「福音書」。統戰物件一看到文史資料，就情不自禁地感動萬分或感慨萬千或感激涕零。這類文字大都有一個共同模式。不理解（不滿意、受傷害、敵視）→文史資料→感謝中共（滿意、擁護、出力）→捎帶著貶低國民黨一番。
湖南醴陵市文史機構介紹，「醴陵文史把左權將軍的傳記和國民黨將領的史料編在一起刊登出來，海外人士很受感動，爭相傳閱。」 一位退役的臺灣上校，原來對大陸的政策「很不理解」，回鄉探親時，看到《紀念抗日勝利45周年》專輯中，「既記述了中共將領左權，又記述了國民黨抗日勇士謝世慶以身殉國的史實，深受感動。」他稱，「共產黨公正客觀評價人物令人佩服，在一本書裏，國共兩黨人物都寫進去了，這在臺灣當局根本辦不到。」 中共所引原話，大都經過改寫，或者壓根就是自己代寫。 不可過分當真。就像「臺灣當局」這種詞語明眼一看完全就是中共的話語習慣。 還有所謂「臺灣朋友」的來信，「史料實事求是，團結了、溫暖了好多人的心！」 這類話語從用詞到語氣，根本就是一個地道的文史官員的腔調。
西安文史委介紹，國民黨中央軍校第7分校，是胡宗南設在西北的最大的軍事學校，辦校長達10年，學員2.5萬人，估計海內外健在的尚有萬餘人。「以前很多人被當作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對待，株連親屬子女。」1984年出版了專題資料，對該校客觀地介紹，列入黃埔軍校序列。「許多人得知後奔相走告，20多個省市上百封來信購買，居住港澳臺和海外的一些人也輾轉委託親友代購。有的黃埔同學會會員說：『無限的思念，無量的遐想，無盡的憂傷，湧上心頭，擰成一股勁，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
黑龍江文史委介紹，「齊齊哈爾文史資料發表了在臺北被列入忠烈祠的愛國志士王賓章的史料，恰當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他的親朋故舊閱後深受感動，表示願為國家效力，並教育子孫要世世代代跟共產黨走。」
廣東文史委介紹，「原國民黨高級官員、現任臺灣國大代表、僑務委員×某，原來要『扛青天白日旗扛到地府』。他看到開平縣文史資料發表追憶他在抗日戰爭時出錢出力支持抗日的文章後，感激不已，一改以往的態度，表示願意捐款支持家鄉的教育事業。原國民黨中將軍長譚邃在臺灣的兒子和僚屬看到文史資料載有譚將軍抗戰事蹟後，認為共產黨尊重歷史。他的兒子來信表示以後要回國向政府致謝。」
海南文史委介紹，陳策是瓊籍國民黨軍政界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他們先後刊登了《陳策將軍在孫中山廣州蒙難時的活動》等一批資料。陳策在香港、臺灣定居的兒子陳安邦、陳安國閱後，「幾十年的疑慮頓時嚴硝煙散，心情舒暢地相約回到自己的故鄉，衷心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對其父的客觀評價。」同時，他們積極參加海南省政協組織的活動，並投資家鄉的經濟建設。
江蘇文史機構介紹，靖江縣政協委員陳爾昌，「1962年受臺灣當局派遣竄犯大陸，途中被我截獲，陳率部起義。江南先生的胞弟去美探親，遇到去台的靖江同鄉，多人問及陳爾昌的情況，他便拿出載有陳爾昌回顧竄犯大陸經過的《靖江文史資料》，在場的人大為吃驚，說：『臺灣政府說陳爾昌已被共產黨殺了。這本資料是對當局謊言的最有力揭露；同時也說明共產黨真正是既往不咎，以祖國統一大業為重的誠意。』」
江西文史部門介紹，蔣經國也看過他們編印的蔣經國在贛南的史料。據說，蔣經國看到他的舊部寫他在贛南的活動，「勾起了對幾十年前的回憶，甚為感慨。」《李烈鈞楊賡笙詩選》將要出版的消息傳到海峽那邊，「兩家的親人奔相走告，歡欣異常，盼望早日讀到。」
宿州市文史部門介紹，原國軍第10師師長方天覺，後去臺灣。「家鄉的群眾只知道他是國民黨軍官，一定做了不少壞事。但對他本人的一些具體情況卻並不瞭解。」《宿縣文史資料》第1輯所刊載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方天覺》一文，「詳細記述了方於1940年至1943年間在青陽、長沙對日戰鬥中，指揮官兵浴血奮戰的事蹟。特別是第三次在長沙對日作戰中，為了抗日，他留下了『以身殉國』的遺言。此事還刊登於當時的《長沙日報》頭版上。家鄉的親友看到有關材料後，對方天覺有了新的瞭解。方天覺在臺灣的親屬看到這些文章後，認為對方師長的肯定也是對他們的肯定。方的兒子方慶雲回大陸探親，受到家鄉人民的熱情接待，深受感動，將隨身帶的錢捐獻給了家鄉人民打機井，支援家鄉的水利建設。」 中共說謊技巧很高，但也不是沒有破綻。所謂「家鄉的群眾只知道他是國民黨軍官，一定做了不少壞事」云云，顯然是中共洗腦和偽造歷史所致。當中共無法一手遮天，而稍稍透露一絲真相時，反而又成了開啟蒙昧、教育民眾的有功之臣。中共就是這麼厚顏無恥地往自己臉上貼金。
廣東文史部門介紹，北伐戰爭中的第4軍軍長、抗日戰爭時期任第4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夫人劉景容，讀了《始興文史》「客觀敍述」張發奎參加北伐和抗日的事蹟後，改變了過去不同官方接觸的冷漠態度，「多次會見赴港考察、探親的始興縣領導，並向始興縣政協提供了一批有關張發奎的資料和珍貴歷史照片。由於她的態度轉變，帶動了一批在港的張發奎部署、親友，激發了他們對家鄉的感情。」1990年，廣東省政協、韶關市政協、始興縣政協文史委合編出版了《張發奎將軍北伐抗戰紀實》一書，「使海內外張將軍的親朋故舊深受鼓舞。」劉景容決定把安葬在香港的張發奎骨灰，於1992年遷移回廣東始興縣家鄉安葬。「作為國民黨撤出大陸後，第一個高級將領的骨灰送回大陸安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七、感召港臺商界
從經濟角度看，文史資料圍繞港臺做文章，似乎發生了一個微妙的前後變化。最初是通過表彰其家人，而換取其後人的經濟回報；後來是直接頌揚那些在經濟上有功於家鄉的港臺人士，將其記錄入史。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反映了文史資料徵集港臺史料的策略變化。
（一）肯定前人
港臺商界不少人通過讀文史資料，「溫故知新，受到教育和鼓舞，激發了愛國愛鄉的熱情。香港臺山商會是臺山籍旅港人士近百年唯一的組織，素以辦理公益事業為宗旨，50年前，該會曾捐建臺山縣立醫院。臺山縣政協在文史資料中刊登了該會的有關史料後，會中同人十分高興。近年來，他們先後捐資1000多萬港元，興建臺山人民醫院的門診和住院大樓。珠海市政協刊印了一批海外鄉親支援家鄉辦學的歷史資料，激發了廣大僑胞興學育才的熱忱，僅1985年，就捐助了140萬港元在家鄉興建學校。」
八十年代初，「珠海市政協開展旅外鄉親聯誼物件和文史資料工作摸底情況的普查。」發現香港「李錦記」公司董事長李文達是珠海人。1988年，市政協希望李文達擔任珠海市政協委員，被拒。接著，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函李文達，「請他提供李錦記企業創辦的有關資料，」又遭拒。「『李錦記』創辦史涉及到港澳史料的徵集和『三胞』聯誼工作，市政協主席辦公會議對此進行了專門商討，主管『三胞』聯誼工作的副主席提出，李文達先生的夫人蔡美靈女士是珠海北嶺人，與家鄉和僑務部門的聯繫較為密切，是否先做蔡女士的工作。經商討決定，文史委員會調查一下蔡女士家鄉的資料。」《我所結識的蔡克庭先生》一文由文史資料刊出後，沒過幾個月，蔡美靈告知文史委，「我丈夫已決定捐獻100萬港元，在南水建立家公（李文達父親李兆楠）紀念學校。」政協委員、市博物館副館長梁振興赴港走訪李文達，參觀了「李錦記」企業，並到李文達原籍進行調查，寫出兩篇史料。1991年起，李文達開始在內地投資，並擔任市政協常委。
看了《吳縣人在香港》一書，僅香港世界貿易公司董事長顧柏元一人就為「家鄉的教育和扶貧事業捐贈了60萬港幣」。
寧波幫重要人物王寬誠的徒弟屠一泉所寫的《王寬誠生平》，發表于《寧波文史資料》第6輯。「許多在港寧波同鄉和王寬誠親友看到後，都感到欣慰，更堅定了愛國愛鄉的信念。」
（二）表揚今人
榆林市文史委通過文史資料表彰「對給榆林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海外遊子」。比如，旅居香港的胡星元為榆林文教、衛生事業捐款1千萬元；旅居臺灣的王軍余的親屬，獻出王軍餘的遺著；旅居臺灣的陸萬森遺囑將生平積蓄的5萬美元捐獻家鄉，設立了「陸萬森獎學基金」；旅居天津的艾潤蘭兒媳，遵照其遺囑，「委託當地政府「將房產變賣所得」，在榆陽區設立了「艾潤蘭獎學基金」等，縣(區)文史資料刊登了他們的事蹟，榆陽區政協還為胡星元出了專輯。
仙居縣文史委在2008年，征編和出版了反映臺胞捐資助學義舉的《情系仙鄉》一書。
八、感召港臺文化界
安徽繁昌縣文史機構介紹，臺灣原國大代表、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書法家、收藏家謝鴻軒，1992年回鄉探親時，贈送他《繁昌文史資料》。「當他看到老朋友為他寫的文章時，面露喜色。回台後自己寫了數十副對聯……寄回大陸，分送給有關人士。通過聯繫，增進了鄉情鄉誼。」
《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績溪文史》發表文章，「介紹胡適、汪孟鄒、汪原放、程士范、洪範五、胡夢華、胡效顏等著名皖籍歷史人物的史料，他們的後代，親朋故舊看到後，很受感動。」臺胞胡鍾吾、美籍華人胡匡琦和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家健等人「看到出版發行的史料中公正評價他們的先輩，非常感動，先後捐款人民幣30餘萬元，在家鄉造橋修路和興建教學樓，得到社會好評」。
珠海市文史委介紹，他們把徵集容閎史料作為文史工作重點。1982年，文史委第一次給原香港中文大學第一副校長容啟東去信，「徵求他對徵集容閎、容星橋資料的意見。」接著又去了兩封信，邀請他回家鄉看看，都沒有得到答復。後來，「暨南大學教授戴學稷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愛國華僑學者容閎》的論文，提出了容閎是一位愛國者、教育家的觀點，推翻了容閎是『洋奴買辦』、『為帝國主義培養奴才』的舊識。」文史委將文章複印寄給容啟東，他很快回信，「此文值得一讀。史界過去對容閎公評判欠允，史料亦有出入。」接著，文史委又將一份「記述他父親曾為興中會會員、追隨孫中山革命」的稿件《興中會員容星橋》寄去，請他修改。他逐字逐句作了修改，並回信致謝：「你們掌握的資料比我們後人多得多，我們僅知家父參加興中會，與孫中山結拜為兄弟。……家父為文化人，何以經商？我們兄弟姐妹曾為此納悶，你們資料提及為孫先生所派，為革命籌款一百萬港元，解了我們之結。」1983年，珠海市舉行「愛國華僑容閎事蹟報告會」，並決定將南屏小學恢復為「甄賢學校」原名。此後，容啟東夫婦及親屬30多人，先後多次返回珠海，並在清明節組織掃墓團回來。1987年，容啟東去世，遺囑「將一生所積累的書籍資料」贈送珠海市文史委。1988年春節，珠海市政協副主席龐學勤拜訪容啟東夫人何露珍。何露珍說：你們收集容閎和容星橋的資料，「我丈夫在臺灣和國外的親人都有顧慮，說搞什麼罪證。後來看到你們出的書，我丈夫才放下心。」在容啟東帶動下，現任香港嘉道理農場總管的榮慶福和現任省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容永道，也第一次返回家鄉，並對珠海市的經濟特區建設「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此外，還有一位旅居澳門的原國民黨青年軍高級軍官，過去沒有同家鄉聯繫，文史委整理了一份《珠海的黃埔軍校學生錄》送去請他修改補充，他慢慢改變了態度，從試探性的接觸到宴請赴澳門的政協領導人，並給文史委贈送臺灣出版的歷史書籍，還捐助家鄉興辦敬老院。
河北懷安縣文史機構介紹，懷安籍的物理學家阮維洲從臺灣回大陸講學，他們將《懷安縣文史資料》贈送給他，喚起了他深沉的鄉情。1994年出版的《懷安縣文史資料》第5輯（李健生專輯）「引起了其子女極大的感激之情。在美國攻讀博士後的學者柴新青曾寄來600美元，以表達對懷安縣政協為他的外祖母李健生出版專輯的感激之情。為了承襲母親教育世家的業績，其子女捐資20萬元人民幣在懷安縣創辦了『李健生教育基金會』，以獎勵每年年度的優秀中、小學學生和先進教育工作者。」三年來先後拿出5萬元獎勵了百餘人。
（待續）
原標題：中共利用文獻資料 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