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4月2日(1)

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喬治•塔塔雷斯庫說，同蘇聯的關係必須建立在持久合作的基礎上，這種合作將標誌著同這一東鄰大國的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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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內滋生著的反蘇思想，具有一種相當獨特的形式。從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破綻。凡提到蘇聯和聯共時，都很尊重。

這是因為反蘇思想披上了“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蘇聯是我們的朋友和兄弟”—這類詞句是報紙和政治工作者的口頭禪。

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國際主義精髓被拋棄了。毛澤東派的利益，高於國際工人階級運動“所有其他的”利益。整風向全黨灌輸了討厭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之成為一種本能），在一定情況下這種情緒可能排斥一切非中國的事物。這也就是毛澤東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基礎。

人人都相信這樣的話：“王明卑鄙地想當黨的統治者。他向蔣介石卑躬屈膝，他是個機會主義者”，等等。這就是說，王明所主張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譽掃地。這不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副嘴臉又是什麼呢？

中國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者因努力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原則而受到誹謗，據說這些原則對中國是不適用的。共產黨遇到了種種困難和麻煩，這都要怪“教條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特點。

經受整風衝擊的群眾學到了這些規矩，因而毛現在甚至用不著費力向誰去說明它們的正確性了。毛澤東多年來一直在政治上誹謗王明。

共產黨內對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視，首先就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拒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勞動人民要聯合起來共同鬥爭。延安與這個原理背道而馳，事事都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

1942-1944年的黨內鬥爭對每個人都有影響。誰都不懷疑整風的正確性了。另一方面，人人又都認為自己是正統的黨員，一身清白。

因此，對毛來說，主要危險是：雖然人人懂得整風的正確性，同意整風，人人忠於中共中央主席，但同時他們又認為自己是無辜受害者，這種受傷的感情日積月累就會發展成憤憤不平的情緒和對運動及其罪惡作法的強烈不滿。(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