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2日訊】持續30年的高增長，不但讓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國有了一座座現代化都市和成千上萬的摩天大廈，一條條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以及舉世無雙的北京奧運和驚豔奢華的上海世博——然而，揭開這些光鮮華麗的外衣，當下的中國其實百孔千瘡危機四伏。改革開放締造的根本就不是什麼國泰民安的盛世，而是一個大廈將傾的亂世。
——題記
一
2008年，乘改革開放30周年到來之際，中共宣傳機器掀起了新一輪歌功頌德的高潮。一時間，各種煽情肉麻的溢美之詞充斥了大小媒體。
有的說：30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大地帶來蓬勃生機和活力，歷經滄桑的中華民族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個「盛世」。（注1）
有的稱：30年來，改革開放創造了兩個「當驚世界殊」的「盛世」：一是中國經濟體制創新的盛世；二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盛世」。（注2）
還有的調門更高：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大盛世」，即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唐代前期的「貞觀之治」、清代初期的「康乾盛世」。但就發展變化的深刻性、持久性、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來說， 30年的改革開放堪稱第「四大盛世」，完全超過「三大盛世」。（注3）
—— ——
一言以蔽之，無非是說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無雙的成就，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個太平盛世。
不過，一個社會和時代到底是不是盛世，關鍵不在於政府的宣傳機器怎麼定調，而在於這個社會和時代的實情究竟如何。就此而論，別的且不提，眼下正方興未艾的新一波移民潮就讓喧囂一時的盛世之說迅速露出了馬腳。
據媒體報導，2010年總共有50.8萬中國人移民到了34個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評定為已發展的國家，比2000年增長了45%。2011年美國接收了8.7萬個來自中國的移民，明顯比上一年的7萬人為多。
與以往以知識份子為移民主體不同的是，近年來出現的這波移民潮可以說是富人移民潮。2011年4月，招商銀行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近60%接受調研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而億萬富翁(可投資資產規模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最新公佈的《胡潤財富報告》顯示，超過16%的中國富豪已經移民或向其他國家遞交了入境檔。此外，44%打算近期迅速移民，超過85%計畫送孩子出國讀書，1/3在海外擁有資產。報告稱，雖然這100萬名富翁都從中國經濟中獲利豐厚，但是只有28%對中國未來兩年的發展有信心，比去年報告中的54%大幅下滑。
據《南方人物週刊》記者調查，富人移民的原因首先是為了孩子的教育。「中國孩子小時候太苦了，父母也會連帶。中國的大學教育非常糟糕。這些有錢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過得更好，出人頭地，所以他們要出去。」除此之外，還有食品、水和空氣的安全，方便與自由，資金安全等（注4）。可見，中國的富人並不看好自己的祖國，壓根就沒把今天當做什麼太平盛世。
其實，因為同樣原因而移民的又何止是富人呢，如今高官中沒把老婆孩子弄到國外去的還剩幾人？
據香港《動向》雜誌曝光，中共曾展開一項內部調查，結果發現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中，竟有187名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占91%； 142名候補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占85%；113名中紀委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占88%。
來自美國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子輩74.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更是高達91%或以上。有民眾在網上調查，稱前中紀委書記吳官正的孫女和孫子、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外交部長楊潔篪的女兒楊家樂、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的女兒陳曉丹、習近平的女兒都在美國學習或定居，曾慶紅的兒子曾偉是澳大利亞綠卡…… 還有，鄧小平之子鄧質方和孫子鄧小弟是美國籍、劉少奇之女劉婷婷是美國籍、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是美國籍、陳雲之子陳元是美國籍、劉華清之女劉朝英是美國、宋任窮之女宋彬斌和張萬年之子張建國都在美國定居。
為何這麼多高官都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往發達國家？當年因貪腐倒臺的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道出了其中的奧秘。據大陸媒體報導，他曾對移居國外的兒子表示：「總有一天中國會不行的」，「有兩個國籍，將來就有餘地了。」
試想，如果改革開放真地創造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個輝煌盛世，有權有勢的上層社會不用說肯定是這個盛世裏活得最滋潤的群體了，他們怎麼可能會爭先恐後地拋棄由他們當家的這個樂園，遠赴陌生的異國他鄉呢？那麼多的權貴、富豪和成功人士不約而同地這麼做，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改革開放創造的根本就不是什麼國泰民安的盛世，而是大廈將傾人心惶惶的亂世。
烏雲己經壓頂，暴風雨即將到來。連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都公開承認中共目前所面臨的風險「前所未有」（注5）。無論是官民矛盾的白熱化還是政權合法性的喪失，無論是群體性事件的密集高發還是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無一不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二
持續30年的高增長，不但讓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國有了一座座現代化都市和成千上萬的高樓大廈，一條條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以及舉世無雙的北京奧運和驚豔奢華的上海世博——然而，揭開這些光鮮華麗的外衣，當下的中國其實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過於官民矛盾，最突出的危機莫過於統治危機。
縱觀近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共當政後，動輒自稱代表人民，實則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但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千方百計地榨取他們的勞動血汗，官民矛盾日積月累，不斷加深，直至十年文革，終於釀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
文革後，中共為了挽救這場危機，搞起了改革開放。客觀地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官民矛盾得以緩和，統治危機也有所緩解。但好景不長，中共的邪惡本性註定了它容不得黨內任何有良知的力量做大，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很快便因為遭到整肅而失勢。此後，以鎮壓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為標誌，中共的改革開放迅速走上了一條完全背離民眾利益的歧路。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毛式社會主義是一黨專政加計劃經濟，那麼改革開放後建立的鄧式社會主義（中共自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一黨專政加權力市場經濟。相比較而言，鄧式社會主義不僅沿襲了毛式社會主義的一黨專政，還把這種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嫁接到了一塊，也就是把權力與資本嫁接到了一塊，權力因此變得加倍的蠻橫貪婪，共產黨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奪的本性非但沒有任何改變，甚至比毛時代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表現在政治上，改革開放後，中共各級政權尤其是地方政權和基層政權不但更加官僚化了，而且呈現出向流氓化甚至黑社會化方向演變的明顯趨勢，越來越依賴於使用黑社會慣用的手段特別是暴力手段治理社會，以至於它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衙門」和「合法化的黑社會」。
政府本應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但因為變成了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的「衙門」，共產黨的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對百姓的困苦和呼聲經常不聞不問。這且不說，更嚴重的是，政府本應是人民的保護者，但由於變成了「合法化的黑社會」， 共產黨的政府不但不竭盡所能地保護民眾，而且經常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徇私枉法，野蠻執法，暴力執法，甚至採用黑社會慣用的各種手段——從威逼利誘到赤裸裸的暴力，明目張膽地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肆無忌憚地打壓他們的合理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層政權乾脆直接雇用當地惡霸和黑社會成員幫其執行公務，或者公然與黑社會組織合作，共同經營經濟領域的業務。
正如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所指出的那樣：「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一的區別在於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種‘合法的黑社會’比之於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注6）對此，有線民描畫得更加惟妙惟肖：「你和他（指官府）講情理，他和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你和他講政治，他和你講國情；你和他講國情，他和你講接軌；你和他講接軌，他和你講文化；你和他講文明，他和你講孔子；你和他講孔子，他和你講老子；你和他講老子，他給你裝孫子。他要是聽煩了，就搞逝世你。」
表現在經濟上，改革開放後，中國民眾受到的掠奪壓榨更是毛澤東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民眾，主要是受中共政權的掠奪壓榨，那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眾，不但要受中共政權的掠奪壓榨，還要受到形形色色的官僚集團和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的掠奪壓榨。形象地講，如今共產黨插在中國民眾身上的吸血管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別的不說，僅僅「新三座大山」就已經壓得黎民百姓喘不過氣來了。
從財富分配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固然讓中國的財富蛋糕成倍擴大了，但大頭都被不創造財富只消耗財富的共產黨和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去了，而作為財富創造者的老百姓，拿到手的卻微乎其微。橫徵暴斂之下，國富民窮、官富民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其結果，儘管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在改革開放中都有所提高，但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卻越來越嚴重，甚至出現了舉世罕見的「階層認同偏下」的現象。來自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認為自己屬於中層的中國人還不到40%，認為自己屬於中下層、下層的卻占了將近55%。一些中國水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人士，卻將自己看成了社會的中下層乃至下層，對自己的階層定位明顯低於實際情況。這樣的調查結果全世界都沒有。
比之於政治上的欺壓淩辱和經濟上的掠奪榨取，讓中國民眾更難忍受的是經濟高增長所付出的沉重的環境生態代價，因為它們對民眾的健康和生命構成了更直接的威脅，嚴重侵犯了他們的生存權，這也正是中國的GDP之所以被稱為「帶血的GDP」的原因所在。
總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民眾無論是政治上受到的欺壓淩辱，還是經濟上受到的掠奪榨取，以及由於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對他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都比改革開放前明顯加重。在這種大背景下，改革開放初期一度趨於緩和的官民矛盾怎能不重新變得尖銳起來，一度開始緩解的統治危機又怎能不重新死灰復燃呢？時至今日，無論是這種矛盾的尖銳程度還是這種危機的嚴重程度，可以說均已明顯超過了文革後期。
三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冤情，關鍵在於有了冤情之後，人們有沒有地方可以申冤，當權者會不會站出來為他們主持公道。如果百姓有冤卻無處申冤，政府不但不為他們主持公道，反而還對申冤者無情打壓，肆意迫害，使他們冤上加冤，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種情況下，官民矛盾勢必趨於公開化和白熱化。遺憾的是，這正是改革開放後當下中國的真實寫照。而中國訪民的遭遇則是這種現實的典型縮影。
按照2005年1月5日國務院第76次常務會議通過和公佈的《信訪條例》，中國公民有權「採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 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應當做好信訪工作，認真處理來信、接待來訪，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和要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努力為人民群眾服務。」但現實情況跟這個條例經常對不上號。面對民眾上訪反映的大量問題，當地政府部門不但常常敷衍了事，不認真受理，有時甚至冷酷到了連起碼的人性都喪失殆盡的地步。
2009年12月3日的《成都商報》曾報導過這樣一件事：河北省承德市下二道河子村66歲老人王秀珍，去鎮上反映拆遷問題。吃遍閉門羹，偶然碰到鎮黨委書記史國忠，申請向史書記「反映個事兒」。史書記直接回絕：「別找我」。王秀珍放聲大哭，問「您這兒都不管了，我去找誰，要我去跳樓啊！」史書記答：「一樓二樓別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樓。」說完就走了。對此，有人評論說：「權力機關有權摧毀底層的生活，也不憚於行使這種權力。當這些權力用於摧毀底層生活時，路路暢通；當生活被摧毀的人們籲告苦情以及不法情事時，這些權力哪怕聽一下的興趣都不會有（注7）。」
既然在當地上訪解決不了問題，民眾當然只好把申冤的希望寄託在上級政府身上。據《瞭望東方週刊》報導，僅2003年7、8月的50天時間裏，全國各地親赴北京上訪的人數就在20萬人以上。但他們哪里想得到，越級上訪比在當地上訪更難，阻力更大，遭遇往往也更慘。
在農村，每逢重要會議、重大活動等「敏感時期」， 按上級政府的要求，每個鄉鎮都有截訪任務。特別是對於老上訪戶，往往安排專人「包乾」，採取人盯人戰術，幾個幹部包一個上訪戶，不讓其越級上訪。
有的基層政府為了做到萬無一失，乾脆把上訪戶關進「信訪學習班」。所謂「信訪學習班」，其實就是變相的監獄。2009年3月30日的《中國青年報》曾報導過這樣一個例子：江蘇響水縣農民王信書因為房屋問題到省城南京越級上訪，結果被響水縣人民法院法官和法警以「解決房子的問題」為名送進了「學習班」。說是「學習班」，其實就是「一個房間，一張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鐵門，沒窗戶，門上有個洞，用來遞飯菜」，「兩盞日光燈沒日沒夜地亮著，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樣，山芋是兩頭的老筋，中飯和晚飯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飯，再加點白菜，一天只給一次水。一次，他問保安要水喝，卻引來一頓打。」而「學習班」目的，正如看守「學習班」的保安所言「就是讓你寫保證書，不要再去上訪」。
儘管有些訪民衝破重重圍堵，成功地到了北京或省城，但他們中有許多人還沒來得及跨進信訪部門的大門，又被當地的員警、便衣截住，扭送到老家的駐京辦、駐省辦，再押送回原籍所在地看管、關精神病院或是勞教。
當然，也有些僥倖沒被截住的訪民進了上級信訪部門的大門，但結果又如何呢？照例是一層層批轉，例行公事，衙門作風，終點又回到原點，最終不了了之。
不生在中國，你絕對體會不到上訪之難之慘！許多訪民原本對共產黨還抱有希望，不斷碰壁之後，越來越多人的希望被逼成了憤怒和絕望。
據媒體報導，今年6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政府門前，兩千多名「遭當局掠奪土地、工人下崗、房屋強拆、暴打、拘留、勞教、關黑監獄、送精神病院等迫害的民眾」舉行抗議。抗議的民眾表示，他們「長期的上訪無人理睬」，「對當局失望到了極點」，並「揚言要與當局腐敗集團的貪官污吏們同歸於盡」。
很多絕望的訪民甚至被迫做出了另一種選擇——自殺。由在家裏自殺發展到在大街自殺，由在大街自殺發展到在政府機關門前自殺，由在本地自殺發展到去天安門前自殺。上訪北京9年的遼寧訪民李世告訴記者，僅他知道的自殺事件就有1996年春，在天安門廣場引火自焚的張軍；西安被醫生偷摘器官的楊潔；不知來歷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藥「五步倒」後生死不明；北京順義張淑鳳跳地鐵尋死未遂；甘肅訪民畫家宋建民捨命沖中南海被毒打判刑；東北訪民集體跳天安門金水橋；葉國強跳金水橋遭判刑；不知名訪民在天安門公廁上吊；集體撞天安門旗杆子等。
四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無論什麼社會，一旦官民矛盾達到了公開化和白熱化的程度，勢必就會發生統治危機。而這種危機的一個突出標誌便是統治者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和認同，從而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
2012年7月31日，中共建黨91周年才過不久，隸屬官方的《長江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趕快收拾人心》的評論。
文中說，「對於不斷發生的群體性衝突事件，現在到了從政治和道義合法性方面來思考問題的時候了。目前許多地方政府的種種不當行為，以及‘捂蓋子’、‘不出事就是沒問題’、‘花錢買平安’等錯誤做法，就是在回避問題，主動製造與社會的緊張與對抗，實際上就是在耗損合法性資源，與民心漸行漸遠。
「經濟發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資源的獲取。新的政治和道義合法性資源從哪里來，政府將如何重新樹立公共權威性，都是重大的時代問題，關係到中國社會的前景。
「合法性資源不是可以無限透支，修復合法性的時間也不是無限多。當務之急，是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這是為人民、國家和歷史負責的正確做法。」
顯而易見，「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的言外之意，是說今天的中共政權已「與民心漸行漸遠」，其「政治和道義合法性」已被嚴重「透支」。事實上，今天的中共政權豈止是「與民心漸行漸遠」，豈止是「政治和道義合法性」被嚴重「透支」，更準確地說，它其實已完全失去了民心，喪失了政治和道義的合法性。
不是什麼「反華勢力」、「敵對分子」，恰恰是共產黨自己的倒行逆施喚醒了越來越多曾被它矇騙的中國人，讓他們從玫瑰色的夢中徹底醒來——原來他們寄予厚望的改革開放不過是共產黨在新的名頭下榨取人民血汗的一場財富盛宴。再看在這場盛宴上躊躇滿志如魚得水的那些共產黨官員，從猥褻女童、底氣十足的「你們算個屁」的深圳海事局書記林嘉祥，到姦淫幼女近百名的河南永城市委副秘書長、優秀共產黨黨員李新功；從恐嚇他人「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局長！」的蘭州市城關區旅遊局局長張德禮，到叫囂 「我上面有人，我是紀委書記，我怕誰，打不死你」的最牛紀委書記安徽桐城範崗鎮紀委書記李成富；從虛構拆遷貪污逾兩億元的北京順義小鎮鎮長李丙春、貪污10億元的四川達縣縣委書記李春刀，到在瑞典被偷走130萬克朗（相當於130萬元）之後更加瘋狂掃貨要「補回損失」的內蒙古烏海市長侯風岐等人，從貪權貪財貪色好出風頭的江澤民到為人陰險歹毒慣於玩弄權術的曾慶紅，有一個像人樣的好東西嗎？
時至今日，中共幾乎成了人人痛駡的對象，甚至連共產黨的官員背地裏也在大罵中共。就像中國和平同盟主席、中國民主大學校長唐柏橋說的那樣，「今天共產黨在人們心目中它的威信遠遠比晚清時候還要差。共產黨就是一個邪惡的代名詞。」
大陸民眾對中共的這種極度厭惡和切齒痛恨，在他們對網上廣為人知的那只「最美蚊子」的稱頌中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
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今年2月下旬，包頭市委常委、東河區委書記許文生率團奔赴新幾內亞考察，這期間他被當地的蚊子咬了一口，不料歸國後竟因此引發了腦炎，醫治無效去世。許文生死後，包頭當局不但把他樹為「新時期黨員領導幹部的優秀代表」，大肆宣揚「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當代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他的事蹟生動地詮釋了新時期黨的先進性，」還發出了「全市人民向人民的好兒子、旗縣區領導的楷模——許文生同志學習」的號召。
此事見諸網上後，立即引來民眾的沸騰，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表示，這只蚊子居然一口就能咬死一個腐敗官員，功勞不可謂不小。為了對它表示感謝，有網友特地封這只蚊子為「最美蚊子」。
「——第一次這麼喜歡蚊子。
——沒想到非洲的蚊子居然這麼有正義感！
——長期吃特供沒免疫力，碰上蚊子，死了吧？
——這個蚊子可以引進到中國，對於這個只咬官不咬民的好蚊子表示敬意。在這個互相吹捧的年代，在這個相互表示敬意的社會，蚊子能保持這樣的清醒，這是難得。」有線民如此稱頌道。
「非洲的蚊子立功了，比天朝的百姓能力強。建議給該蚊子頒獎——國際反貪獎！」另一位線民這麼說。
還有人說：「非洲蚊子，你代表中國人民槍斃了一個公款出國旅遊腐敗分子。號召全國人民向蚊子學習，學習它愛恨分明的思想覺悟，學習她英勇殺敵的過硬本領。」
也有人說：「非洲蚊子火眼金睛。這樣的「最美蚊子」再多一些就好了!加油!」
顯而易見，網上的一片叫好並非是單單沖著這位被一隻蚊子給叮死的官員來的，大家只不過是在借題發揮，以此發洩各自對共產黨和共產黨官員的極度不滿——如果這種不滿沒有達到極限，人們絕不至於對一個陌生官員的意外病故如此「幸災樂禍」。這還不足以反映共產黨今天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嗎？
話說回來，當此風暴將至之際，儘管中共內部一些良知未泯的人在苦口婆心地呼籲「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但這充其量不過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而已。本性邪惡的中共是絕不會照著他們的希望去做的，只會沿著原有的軌道一意孤行地繼續走下去，直至頭撞南牆。
一個大家都可以清楚感受到的事實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民眾對於中共的怨恨和憤怒不斷升級，比經濟增長得更快。雖然我們無法定量測算中國社會中所積累的憤怒情緒，但可以斷言，今天中國民眾中所積累的這番能量已經遠非「文革」前可比。（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