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5日訊】今年的四月二十八號，浙江民主黨的領袖王東海先生去世。當時，國內國外的許多民運朋友都發表了紀念文章和講演。現在，《魏京生基金會》也決定了，把今年的民主鬥士獎頒發給王東海先生，以表彰他和浙江民主黨的同仁們多年來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貢獻。

有些朋友會問，王東海是誰？浙江民主黨聽說過，但沒聽說過王東海這個人。這是因為王東海不像某些所謂的民運人士那樣特意炒作自己。他和很多民運人士一樣，多做事；少做秀，把出名的機會留給別人；把麻煩和困難留給自己。有這樣的領袖人物，浙江民主黨人的團體多年來都是各民運團體中最穩定、最團結的群體。

1998年春天，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寬鬆環境。當時的中共政權認為壓制國內人民沒有問題；國際社會也並不會因為人權問題真正制裁中共。那麼更加寬鬆一些贏得國際社會的喝彩，進一步改善國際環境豈不是錦上添花嗎。於是就出現了這個所謂的小陽春，出現了短時間的寬鬆的假象。

在這個特殊的時機，各地的民運人士都想利用這個機會有所動作。浙江省是當時環境最寬鬆的地方，而浙江的民運團體也最團結。他們仿照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先例，主動前往民政機關注冊登記。民政機關也像1979年一樣不知所措，答覆說不知道這樣的登記註冊是什麼樣的手續，但是隨即共安機關就把註冊的法人代表抓進了監獄。

這個組黨的計劃雖然注定是要失敗的，但是引起的國內外影響卻起到了推動民主思潮的巨大作用。各省民運朋友們紛紛起而倣傚，各省組黨的花樣層出不窮，居然弄得專政機關手足無措，無計可施。說它是非法黨派吧，人家是以籌備組的名義註冊的，沒有違法。說它是合法程序吧，違背了共產黨的一黨獨裁的四項基本原則。裡外都不好交待。這個退半步的策略，就是王東海為領袖的浙江民主黨人的創造。

各種反對黨和反對派最經常犯的錯誤，就是策略錯誤。這種策略錯誤的起因，往往是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作判斷，只要證據充足就不會錯了。對尚未發生的事情作估計，只能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進行。這就需要有超過法官的判斷能力了，這就是政治家不同於常人的地方。

王東海先生作為浙江民主黨人的領袖，顯然是合格的政治家。他們既沒有像一些熱情超過理智的人那樣，誤以為中共也像台灣的蔣經國那樣開放黨禁報禁，歡呼雀躍地以為公開組黨的時機已經到來了，響應情治機關的號召，公開黨的成員名單和一切機密；也沒有悲觀失望，放棄嘗試的機會，而是確定了一個有限度冒險，又有一定自保可能性的策略，這就是退半步，以籌備組的名義按照合法程序申請註冊。

這個策略既抓住了機會進行嘗試，為和平演變尋找著機會；又抓住了共產黨自己制定的法律，保證不給特務爪牙們充分的藉口。即使共產黨不得不違背他們自己的法律鎮壓了這次的組黨運動，也給國內外的輿論抨擊共產黨的暴政保留了砲彈，再一次暴露了共產黨偽善的面孔，保持了反對派運動的心理優勢。這個策略顯然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成功的範例。

作為在專制國家內部的反對派運動，勇氣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一點上，咱們中國人從來就不缺乏。遠的不怕殺頭的不說，近代的反共義士們拋頭顱灑熱血的就綿延不斷，此伏彼起。自1978年的民主牆以來，雖然不再有死刑的威脅，但是長期的徒刑，仍然使得民主鬥士們失去了青春年華的最好的時光。妻離子散和生活的困苦，也不是常人所願意忍受的犧牲。所以很多人認為他們是傻子，不正常。

但正因為有這些不正常的人的努力和犧牲，才會換來社會的不正常的變化。占人口大多數的正常的人們，才能過上正常的而且越來越好的生活。如果所有人都像市儈們一樣的躲避風險，投機鑽營，自私自利，社會就只能變得越來越糟糕，不但不會變好，而且會變得越來越壞。

有些人把幾十年來中國總體上變得越來越好，歸功於共產黨領袖們的明智。這不算錯誤，但是沒有這些不計名利，敢擔風險的傻瓜們代表人民表達出正常人不敢表達的心願。把政權當作私有財產的那些人，為什麼要向你們這些話都不敢說的人讓利讓步呢？譏笑別人不正常的人們應該想一想，憑什麼？

今天我們紀念王東海先生和那些為了中國的民主富強作出犧牲的英雄們。此時，那些有機會發財致富的平民百姓們；可以出國留學的幸運兒們；甚至可以不用躲在家裡欣賞現代音樂藝術文化的小青年們，你們是他們犧牲的最大獲利者。你們不應該紀念他們嗎？在他們窮困潦倒仍堅持不懈的為你們的權利和利益抗爭的時候，你們是應該支持幫助同情他們；還是佔了便宜還賣乖，躲在一旁譏笑他們？這的確是個道德問題。

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如果連這些起碼的道德是非都沒有了，它必定會迅速的衰落下去。有多少財富也挽救不了道德是非陷於混亂的社會。這是個歷史的規律。所以有人說：沒有英雄的國家是一個悲慘的國家；也是一個必將滅亡的國家。這不是小說，這是歷史規律。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