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9日訊】 大學時在書攤買過一本奇書，名字叫《山坳上的中國》，作者何博傳，聽說後來被禁了，沒有再版過。對當時三觀混沌的我來說，那本書的作用不下於鴻蒙初辟，書中對中國環境危機的描寫，現在再讀無不一一應驗，令我對作者的遠見卓識一拜再拜。從序言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有個「羅馬俱樂部」，他們的使命說好聽點叫盛世危言，說難聽點叫唱衰西方，所以他們被稱為悲觀俱樂部。從《山坳上的中國》裡，我還第一次知道「烏鴉文化」，西方人有一種烏鴉文化，而中國有喜鵲文化。用這兩種鳥形容東西方文化，既形象又精準。

作家劉震雲寫過一本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這其實是一篇調查筆記，是對1942年河南大災荒的田野調查，馮小剛將其拍成了電影《一九四二》，如今電影上映，災荒話題成了近期大熱點，相關報導和文章密集推出。將大災荒、中國災難史和災難敘述推入公共空間，作家和導演聯手做了一件早就該做的好事。

近百年來，中國發生過幾次大的饑荒和其他自然災害，既包括民國時期，也包括共和國時期，從官方和民間對那幾次災難的記憶，可以明顯看出，我們對待災難、歷史、記憶時表現出的傳統和文化。

1942年，災荒發生的時候，《大公報》記者就寫過長篇報導《豫災實錄》，總編王芸生更撰寫社論《看重慶，念中原》：「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乾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實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並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這不僅是傑出的新聞報導，也是關於1942年大災荒歷史的忠實記錄。但蔣介石暴怒之下，下令《大公報》停刊三日，以為懲戒。當時《時代》週刊等外媒對災荒做出了長篇報導，為此還和國民政府搞得很僵。

對於1942年大災荒，我村子裡的老人講過一次，說的是螞蚱過黃河，遮天蔽日的螞蚱飛到黃河邊，他們的飛行能力不足以渡過黃河，於是他們裹成大團漂浮過河，到對岸後螞蚱死掉大半，但剩下的繼續前進。老人最後的總結是：「你看螞蚱能不能！」

1942年之後，更大的災荒是「六零年大饑荒」，無論從規模、地域還是死亡人數，都遠遠超過了1942年，但這個話題至今仍是雷區，普通民眾連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人們為幾百萬還是三四千萬爭論不休。那幾年，我家鄉的村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但當我問他們那三年大旱還是大澇，他們又覺得那幾年的老天爺似乎還可以，但不知不覺中接受了「自然災害」的解釋，你只能佩服強大的宣傳機構。

我的老爺爺輩中的一位在三年饑荒中餓死，我爸爸回憶起這件事憤憤不平，他說村裡人稱我老爺爺是懶死的，因為村裡人半夜都去偷生產隊的玉米，但我老爺爺不去，餓死了，所以是懶死的。這種民間講述，其實也是歷史的一種講述方式，只不過已經被變形了。

發生在我記憶範圍的是汶川地震，而且參與了對這次大災難的報導，不許報導死人，不許渲染悲傷情緒，不許公佈死難兒童名單，不許反思地震，不許追究責任，不許報導災區負面…..種種不許之下，留給公眾的汶川記憶，就只剩下了那幾個被救出的幸運者、喝可口可樂的少年、為孤兒餵奶的女民警、親切看望災民的總理，彷彿取了一次偉大勝利。這樣的國家悲劇，本該按它本來的樣子，該悲傷就悲傷，該哭泣就哭泣，該憤怒就憤怒，而後成為國家記憶，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如今人們卻像被一群喜鵲綁架，並在耳邊聒噪著「大地震好，大地震好」，時間久了，真正的歷史也就被遺忘了。

這就是我們對待災難的方式，也是對待歷史的方式。

《一九四二》引發大規模的回憶和評論，就在於它的稀缺。在中國，講述死人、災荒、災難不受有些人待見，不僅人禍不能說，天災也不能亂說，這種必須唱讚歌不許說壞話的喜鵲文化，正是中國當代史雲山霧罩看不清楚的根本原因。

但願《1942》的公映，是一個好的開始。現在，有些人正致力於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他們通過頑強的敘述，向公眾揭開被遮蔽的歷史，告訴我們到底曾經發生過什麼。如作家楊顯惠，通過夾邊溝和定西孤兒院的考察採訪，還原了反右的悲慘歷史，如楊繼繩對大饑荒的調查，還有一批人對中國遠征軍、國軍抗日老兵的搶救與調查。他們堅持做不招人待見的烏鴉，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因為真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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