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3月17日(2)

我認為約翰．謝偉思談的這些話是真實的。我親眼見到了赫爾利的嚴重政治失策。我也在宴會上注意了這位將軍和政壇人物，喝了幾盅之後，就在那裡誇起他和“克里姆林宮的私人關係”來了。顯然，赫爾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說，1942年11月至12月，他是美國總統派駐莫斯科的私人代表。繼這之後，他作為美國代表團的顧問，參加了德黑蘭會議。赫爾利接著又誇起他如何參與決定世界命運的事務，以及他“同斯大林的關係”來。

德黑蘭會議的決議、羅斯福和蔣介石在1943年的會見—所有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態的關切。赫爾利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有點醉了，開始吹噓他參加菲律賓的幾次戰役、他的負傷和他在俄克拉何馬州的引人入勝的生活細節。

現在，赫爾利身任美國駐華大使。論年齡，論級別和威望，謝偉思都不能與他相比。因而他孤注一擲，未經許可就來到特區。按照謝偉思的看法，美國通過赫爾利，在對延安的態度上犯了政治錯誤。赫爾利把中國兩個最有影響的政治集團—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早已存在的複雜關係，攪得更加混亂了。可是，赫爾利的任務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統一戰線的分裂。赫爾利接二連三地犯錯誤。他誰的話也不聽。對他來說，只有一個人的意見他是重視的，那個人就是蔣介石。可是，想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是荒謬的。光聽一面之詞，是難以解決問題的。所以，赫爾利在把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機構中所有有才幹的、進步的人士都調離中國，這麼幹，誰還敢去反對他呢？！這位帕特里克．赫爾利，1929-1933年的美國陸軍部長！(“天哪，有誰能比部長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長”。—這是謝偉思的想法，只是沒說出來而已。)

謝偉思說，他相信，赫爾利的政策，對國共兩黨和對美國都是有害的。因此，他和盧登打了一份報告給華盛頓，批評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懷特邁耶也知道這份報告的內容，他也同意他們的結論。

謝偉思沒有耽擱就回重慶了。目前，他除了任美國大使館的二秘外，還擔任盟軍駐華司令部的“政治官員”的職務。

約翰．謝偉思和周恩來討論了中共現階級的政策的實質及其前途。這個美國人顯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體目標。他只關心一個問題：延安領導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實質。(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