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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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12月3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三「人人都说好满洲」

在日本人统治下(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

一九三八年初,我母亲快七岁了。她聪明好学,春节一过,新学年开始,父母亲就送她上了学。当时的教育由日本人严密控制,尤其是历史和伦理课程。法定的「国语」是日文。小学四年级后,教学全采用日文。学校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日本人或是会讲日语的中国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我母亲人学第二年,「满洲国」皇帝溥仪携夫人到锦州视察。我母亲被选为学生代表向皇后献花。当天一大群人站在色彩鲜艳的露天平台上,手里挥动着象征「满洲国”的黄色纸旗。我母亲手捧一大束鲜花,站在铜管乐队和达官贵人旁边,显得神气十足。一个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男孩则局促不安地站在她身旁,手里也抱着鲜花,这是要献给皇帝的。当溥仪夫妇出现时,乐队奏起「满洲国」国歌,人人肃立致敬,我母亲走上前去,动作熟练地行屈膝礼,献上花。皇后身着白裙,戴着一双极薄的长至肘部的白手套,我母亲觉得她简直是漂亮极了。我母亲趁机瞥了一眼穿军服的溥仪,觉得在他厚厚的近视眼镜后面有着一双金鱼眼。

  

我母亲之所以被挑选出来向皇后献花。不仅是因为她的成绩拔尖,还因为她在注册填表时把自己填为满族,这是她继父的民族。「满洲国」被称为满族人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满人,假如能让他们有机会想想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满人皇帝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溥仪对日本人的确很有用。夏瑞堂认为自己是个忠诚的子民,我姥姥也这样想。按照传统,女人表达爱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所爱的人百依百顺。和夏瑞堂意见不同这样的念头,姥姥是转也不转的。



  

在学校,我母亲接受的教育是祖国是「满洲国」,邻国中有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敌国」;一个是汪精卫领导的「友国」(日本人在中国占领区扶持的傀儡)。她被灌輸「滿洲」並非中國的一部分,要做「滿洲國」的順民。她在學校學的第一首歌是這樣的:

紅男綠女踏街頭,

人人都說好滿洲。

你快活來我快活,

吃穿無愁腸,

來、來、來,

好滿洲!

老師們常說「滿洲國」是人間天堂。然而,我母親就是小小年紀也能覺察到,如果這是天堂的話,也只是日本人的天堂。日本小孩上的專門學校,那裡設備完善,有良好的暖氣供應系統,光亮的地板和明凈的玻璃窗。而當地的中國小孩則擠在破爛的廟宇和私人捐贈的舊房子里上課。冬天,由於提有暖氣設備,往往不得不中止教學,同學們圍著教室跑步,或一齊跺腳。

  

不僅主要的教師都是日本人,教學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打學生是家常便飯。冒犯校規時,哪怕是最微小的過失,如像女孩的頭髮長過耳垂以下半寸,都會挨揍。處罰方式主要是賞一頓耳刮子,男孩子還常被木棍敲打頭部。另一種懲罰方式是在雪地上跪幾個鐘頭。

  

當地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日本人時,得鞠躬讓路,即便這個日本人比他們還年幼。日本學生常常叫住當地學生,無緣無故就打他們耳光。學生們遇到老師必須恭恭敬敬鞠躬行禮。我母親常對她朋友開玩笑說:日本老師所到之處,就像旋風刮過草地。只見草兒們不斷地彎腰。

  

許多成年人出於怕得罪日本人,也不得不向他們點頭哈腰。不過,開始時,日本人的出現並沒有給夏家造成很大衝擊。中、下層職務仍由當地的滿人和漢人擔任,我外曾祖父繼續做他的義縣警察局副局長。到了一九四零年,在錦州的珏本人約有一萬五千人。夏瑞堂的隔壁鄰居就是日本人。我姥姥和他們相處得很好。這家男主人是一位政府官員,每天早上,當他乘黃包車離家上班時,他妻子和三個孩子都站在門外,向他鞠躬道再見。此番儀式結束后,他妻子就開始做家務事。讓我姥姥和我母親大感困惑的是她戴著白手套搓煤球。第一個煤球還沒有搓成,白手套就已髒得不成樣子了。

  

這位日本婦女常常來姥姥家閑坐。她很孤獨,因為丈夫極少在家。來時,她愛帶上一小瓶酒,姥姥則弄些佐酒小菜。姥姥能說一點日語,那位日本婦女也能講些中文。地們還互相哼歌,激動時又相對流淚。她們經常相互幫助整理花園,這家鄰居有很齊全的花園工具,對此我姥姥十分羡慕。我母親也經常被邀請到她家花園裡玩耍。

  

但是,夏瑞堂一家也聽到了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大片大片的「滿洲國」北部村莊被燒毀,倖存者被趕進「戰略村」集中。東北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約五百多萬人)失去了家園,成千上萬人死亡。東北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礦工們在日本監工的嚴密監視下,沒日沒夜地幹活,直至累死,採掘出的礦產都被運往日本。

很長一段時期,夏瑞堂一直在為皇帝溥儀辯護,說溥儀實際上是日本人的階下囚,對發生的罪行一無所知。但當溥儀把他對日本國的稱呼從「友邦」變成「兄弟」,最後變成「親邦父國」時,夏瑞堂氣得舉拳捶桌,大罵他是「認賊作父的昏君」。儘管如此,他仍說不知道皇帝對暴行該負多大的責任。然而,隨後發生的兩件事徹底改變了他的觀點。

  

一九四一年末的一天,夏瑞堂診所來了一位衣衫襤樓的病人。他臉色蠟黃,身體乾瘦,弓著腰,一副疼痛不堪的樣子。他是鐵路的苦力,從早到晚搬運沉重的貨物,常覺得胃部像火燒火灼地疼痛。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撐多久,但一旦失業了,他就沒法養活妻子和剛出世的孩子了。

  

夏瑞堂告訴他,他的胃不能消化粗食。出於溥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頒示,大米只供給日本人和少部分漢奸。絕大多數當地人不得不依靠橡子面和一些玉米、高梁過活,而這些都是難以消化的。夏瑞堂免費開藥給他,又叫姥姥送給他一小袋大米——這是姥姥偷偷從黑市上買來的。

  

不久,夏瑞堂聽說那人已死在苦工營了。原來他在離開診所后,吃了米飯就去幹活,結果在工地上嘔吐了。一個日本監工從嘔吐物中發現了大米飯粒,立刻以「經濟犯罪」的名義逮捕了他,送進苦工營,由於他身體太虛弱,只活了幾天。當他妻子聽到噩耗時,抱著嬰兒投河自盡了。

  

這次意外事件使夏醫生和我姥姥痛不自禁。他們覺得對這家人的死負有責任。夏瑞堂後來總是說:「大米能教人,也能殺人!一小袋大米,三條人命呀!」他開始罵溥儀是「暴君」了。

  

很快。慘劇直接降臨夏家。夏瑞堂最小的兒子在義縣當教師。和滿洲國所有學校一樣,日本校長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幅很大的溥儀像。每個人進房時都必須對此像行禮。有一天,夏瑞堂的兒子一時疏忽,忘了鞠躬。日本校長一個巴掌過去,你一時失去平衡,忍不住說:」難道我每天總得哈著腰,找就不能挺直身子,哪怕是站一會兒嗎?早上朝會時我剛鞠了躬……「沒等說完,他臉上又重重挨了一下。只聽日本校長喊道:「這是你們滿人的皇帝,你們滿洲人連最起碼的禮節都不懂!」夏瑞堂的兒子衝口而出:「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一張紙片嘛!」此時,另外兩位中國老師趕來止住了他。他冷靜下米,恢復自製后,勉強對肖像躬了躬腰。

  

到了晚上,一位朋友跑來通風報信,說他已被定為「思想犯」——這種罪名起碼得坐牢,還很可能被處死。夏瑞堂小兒子於是出逃了,從此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可能他已被抓住,死在監牢或苦工營里了。

  

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由於弟弟「犯罪」,地方上的惡霸開始騷擾夏瑞堂唯一倖存的兒子德貴,聲稱他沒有盡到兄長的責任,向他勒索保護費。他付了錢,但無賴們貪得無厭,得寸進尺,以至他不得不賣掉藥鋪,離開義縣到了奉天(瀋陽)。在那裡,他重開了一家新店「泰和堂」。

  

夏瑞堂從此成為滿洲國和溥儀的死對頭。



  

夏瑞堂行醫的名聲越來越響,日本人、中國人都請他看病。有時他會在替一位日本高官或漢奸治療之後,對家人說:「我希望他死掉才好。」但這並不影響他的行醫態度。「病人是個人,」他常說:「做醫生就得給他治病,不能管他是好人、壞人。」姥姥此時已把她的母親,即我的外曾祖母,接到錦州。姥姥與夏瑞堂結婚離家后,外曾祖母一直和丈夫在一起。但外曾祖父討厭她,兩個蒙古族姨太太也恨她。她開始疑心這兩個女人想毒死她和年幼的兒子玉林,天天吃飯就都用銀筷子,還總是先喂狗。在姥姥離家數月後的一天,那條狗突然暴斃。外曾祖母忍無可忍,生平第一次與丈夫大吵一架。在婆婆楊老太太的支持下,她和玉林搬到外面租房子住下。楊老太太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也憤慨至極,她於是跟著媳婦、孫兒搬走了,從此再未見兒子,直至臨終時,兒子才來看了她一眼。

  

他們搬出之後,外曾祖父按月送生活費給他們,但他極不情願,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就停止接濟了。那時沒有法律來保障分居或離婚婦女的權利,她們的生活完全靠丈夫發善心。外曾祖父不發善心,姥姥和夏瑞堂只得負擔起他們的生活。當楊老太太於一九四二年去世后,外曾祖母就和玉林搬到錦州,住進了夏瑞堂家。外曾祖母心裏總是不安,覺得自己和兒子寄人籬下。為了報答他們,她幾乎用盡全部時間為全家人洗衣服和打掃房間,每天顛著小腳,小心翼冀地走來走去做家務事,生怕得罪了她女兒和夏瑞堂。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拜佛時總懇求菩薩讓她下輩子不要再做女人,「來世就讓我變豬變狗,不要變女人!」

姥姥還把她所喜愛的妹妹玉蘭接到錦州。玉蘭已在義縣結婚,但丈夫是個同性戀。他把玉蘭送給自己的老闆——一位有錢的伯父玩弄。這位伯父擁有一家糧棧和一座榨油廠,已強姦了好幾個自己家裡的女人、包括他的小孫女。由於他是一家之主,擁有無上的權力,玉蘭不敢與他抗爭。但當她丈夫要把她再轉讓給他伯父的合伙人時,她拒絕了。姥姥不得不付錢給這個丈夫,讓他休掉玉蘭(那時女人不能要求離婚),玉蘭到錦州后,與當地一位叫佩歐的人結了婚。



  

佩歐是監獄看守。他們夫婦倆常來我姥姥家走動。佩歐講的故事常常令我母親毛骨悚然。監獄里關的都是政治犯,他描述他們如何勇敢,受到嚴刑拷打,仍大罵日本人不已。酷刑是家常便飯,犯人們得不到任何治療,傷口只得任其發炎潰爛。

  

夏瑞堂主動提出要為這些犯人治病。他去監獄時,佩歐把他介紹給一位姓董的朋友。董是個劊子手,負責絞刑。犯人被捆在一張椅子上,一根繩子繞著脖子,另一端拴在輪子上,輪子有個把手。行刑時,劊子手搖動把手,繩子慢慢收緊,犯人就在緩慢窒息的極度痛苦中死掉。

  

從佩歐那裡,夏瑞堂知道董的良心很是不安,每次行刑時,都事先把自己灌得爛醉。夏瑞堂請董到家,送給他一些禮物,暗示他儘可能救些犯人,如不要把繩子收得太緊。通常行刑時,總有一名日本士兵或一個受到信任的漢奸在場監督。但有時,如果被處死的人不那麼重要,日本人就懶得露面了。還有些時候,他們在囚犯還沒有真正斷氣時就離開刑場。董表示,在這類場合,他可以在囚犯死前做手腳停止絞刑。

  

行刑之後,囚犯屍體被放入薄木匣內,由一個老馬夫用馬車拉到郊外南山亂屍崗。到了那裡,他打開木匣,把屍體倒進一個淺坑。為重男輕女家庭所溺殺的女嬰屍體也常被拋入這些坑內,那時候,這種事很平常。野狗常常在此出沒,以死屍為生。

  

夏瑞堂結識了這位老車夫,不斷送給他錢。老車夫也時時到夏的診所聊天。談來談去,話題最終會扯到墳場。「我告訴那些死鬼,」他說,「你們落到這步田地,不要怪我,是日本人害的。記住今天是你們的忌日,明年今天是你們的周年。如果你們想遠走高飛,也找個好點的地方投胎,你們頭沖的那條路就是條好路。」董和老車夫秘密地救囚犯,雖然互相從來不談論「營救工作」,夏瑞堂也不知道他們救活了多少人。日本人投降后,被救活的「死屍」們回到錦州,集資為董買了一幢房子和一些地。老車夫當時已去世了。

  

在他們救出的人當中,有一位是姥姥的遠親,名叫王漢臣,他是地下抗日運動的重要人物。由於錦州是長城以北鐵路幹線的樞紐,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它就成了日本掠奪中國財富的集散地,保安措施非常嚴格。王漢臣的地下組織被日本人的特務打入,整個組織的重要成員都被逮捕。他們受盡酷刑,灌辣椒水、壓杠子、用釘子鞋打嘴巴。大部分的人都被殺害了,夏家也以為王漢臣已經死了。有一天,佩歐跑來說,王漢臣還活著,但就要被絞死了。夏瑞堂立即與董取得聯繫。

  

行刑的那天晚上,夏瑞堂和姥姥帶著車來到南山亂屍崗。他們把車藏在附近的樹林中,然後悄悄守候。他們可以聽到野狗扒坑時,低沉的嗥叫聲和嘶咬聲,還能嗅到從坑內散發出來的濃烈的腐臭味。不久,一輛大車出現了。黑暗中,他們隱隱看見老車夫驅車上坡,然後開始把屍體從木匣中倒出來。待老車夫駕車離去,他們趕忙跑到坑邊,挨著屍體翻看,終於找到了王漢臣,細細看去,發覺他還活著。由於受酷刑折靡,他完全不能行走,他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把他弄上車,運回了家。

  

王漢臣被安頓在夏家那間多出來的房間里。這房間只有一道門,通我母親房間。我母親的房間又只能通往姥姥和夏瑞堂的卧室,因而很難有人能夠碰巧撞進小屋子裡去。夏家是四合院內唯一有門進入院落的一家,其他兩家人的門都面街,要進院需繞街通過大門。所以,只要有人放風,王漢臣甚至可以在院子里鍛煉身體。

  

不過,他們仍得冒著被警察和保甲長發現的危險。日本人早在佔領初期就設立了對居民監控的制度「保甲連坐制」,把地方上的頭面人物都扶持成保長或甲長,負責催稅和晝夜查訪「不法分子」。這好似一種制度化的黑社會組織,勒索「保護費」和告密是通向權力之鑰。日本人也肯出大錢獎賞告密的人。與這些人相比,「滿洲國」的警察還不那麼可怕。事實上,許多警察相當反日。雖然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挨家挨戶查戶口,但每到此時,他們就邊走邊喊:「查戶口了!查戶口了!」先通知想躲的人。姥姥一聽見喊聲,就把王漢臣藏在柴房裡的一大堆高梁稈中。警察要等好一會見才懶懶散散走進房子,坐下來喝杯茶,接著十分抱歉地對姥姥說:」您知道,這些都是例行公事……「那時我母親十一歲,儘管父母並沒有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講出王漢臣藏在哪裡。她從小就學會了謹慎小心。

  

在姥姥的精心護理下,王漢臣逐漸康復。三個月後,他完全能走動了。告別時,他很激動。「大姐、大姐夫」,他懇切地說,「我這條命是你們給的,今生今世,我永遠都會記住。只要有機會,定將報答你們的大恩大德。」三年後,王漢臣回來了,也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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