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6日訊】江澤民早些年曾接受CBS著名記者華萊士採訪，對「中國為何依然沒有實現普選」的問題，他解釋：中國人民素質太差。「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您也許認為這是境外敵對勢力討伐中共的檄文，您錯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

「他們（國民黨）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1939年2月25日的《新華日報》。再來看下面一段文字： 吾有身體，無故而被拘束；吾有財產，無故而被侵奪；吾有言論著作，無故而被干涉……推之居處、營業、交際、信仰，事事皆受限制，而不得行其願——則生人之幸福，其所存幾希？！甚矣，不自由之難堪也。共和國之法律——凡屬個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國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這不是哪位大師或是著名公共知識份子寫下的論自由民主的大論，這是民國年間的初小教材「第十八課：自由」的課文。民國時期不到十歲的小孩子，就開始談革命、共和、民主和自由，而且談得很專業。慚愧的是，九十年前小孩子都懂的常識，現在一群所謂社會精英還搞不清楚，還在爭論得不亦樂

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不敢說真話是個人的恥辱，不能說真話是時代的恥辱。這使我想起托馬斯•潘恩曾說的一句話：一個人已經墮落到了宣揚他所不信奉的東西，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茅於軾還說：「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這個道理，連叛國罪都未必能夠成立。所謂敵對勢力，也是政治家製造出來的名詞。」「獨裁者把國家看得至高無上，因為他們代表著國家。國家至高無上，其實就是他們自己至高無上。至於百姓，那是無所謂的。所以在他們的眼裡主權高於人權。為了主權可以犧牲人權。國家如果受威脅，必要時可以無視人權。但是，國家的主權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可以保護人權，抵抗外來的侵犯。如果這個主權自己就侵犯人權，要這樣的主權有什麼用?」

台灣總統馬英九：「國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展經濟，不是強大軍事，而是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保障弱勢群體不被淘汰。此為國之根本!」「搞經濟是國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過政策來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陣去搞經濟。否則的話，你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能不腐敗嗎?」「我們願意支持一個最終的一個中國統一的理想，但必須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麼時候條件達到，我們才覺得統一有意義。否則的話，就最好維持現狀。」

前蘇聯總理雷日科夫：「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臺上，都是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 「史達林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雖然說他在管理國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雖然在他的統治下，蘇聯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他對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無法饒恕的。」「絕不應該為(史達林)屠殺自己人民的做法辯護。至今我們還經常能夠聽到為這些屠殺的辯解，稱，這種屠殺是為了更高的國家利益。我要強調，任何國 家的發展和強盛都不能建立在民眾的苦難之上，沒有什麼能夠比人的生命更可貴的了。」

美國第三任總統，《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馬斯•傑斐遜說：「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丁•路德•金說：「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會威脅到所有地方公正。我們都落在相互關連無可逃遁的網裡，由命運將我們結為一體。對一處的直接影響，對他處便是間接影響。」

中國央視敢言主持人白岩松：信仰這個東西，還真不能依靠國家，它給不了你。但凡國家給你的信仰，總是挺可怕的。不說我們，我不知道希特勒當時給的是不是信仰，它怎麼就將德國挺理性的一群人給引到那條路上去了? 所以但凡國家給的信仰，我都是持懷疑態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

「在美國，誰都可以辦電視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國，什麼報紙雜誌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黨報黨刊」；在美國，什麼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員不能；在美國，誰的財產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員的財產必須公開；在美國，誰的隱私權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員的隱私不受保護。」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帝賦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權利。對於那些依靠腐敗、欺騙和壓制不政見等手段來鞏固自己權利的人，我們提醒你們：你們已經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師們浩瀚的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他們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這個鐵籠子四面插著五根鐵欄杆，那就是：選票、多黨制、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 軍隊國家化。」

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沒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無異於一群飼養得精美的牲口。」「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

前蘇聯著名異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在這個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過於一個民族的文學生命被暴力所摧殘。它不單是禁止輿論自由，而是強制性地桎梏一個民族的心靈，並根除其記憶。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民族就如同行屍走肉。」

流亡美國的前蘇聯哲學家、小說家蘭德：「流氓政府的性質在於，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使人們免受武力威脅，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對付人民；不再是人們之間關係的協調者和基於社會準則的服務者，而是用威嚇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憑法律公平地分配社會資源，而是由官僚機構任意決斷和侵佔；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公民做事必須經過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種流氓政府統治的國家，只能處於人類歷史上由野蠻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時代。」

前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波蘭思想家，波蘭最大報紙《選舉日報》主編亞當•米奇尼克：「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被禁止授課的中國「最牛歷史老師」袁騰飛：「太平天國啊。多少人打著革命的旗號，幹著天底下最齷齪的事情！要當心愛國賊，他們不分是非，搞不懂愛國和愛朝廷的區別！把禍國當愛國！比賣國賊還可怕！」

俄國18世紀著名的寓言作家、詩人克雷洛夫：「要是我們看到了醜惡，卻不用憤怒的手指把它點出來，那我們離醜惡就不遠了。」他還說：「貓爪子下面的夜鶯，唱不出好聽的歌。」

緬甸民主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我們這代人必須為兒孫們結束『被代表』的恥辱時代!否則我們將有愧於我們的子孫後代!」

中國著名作家評論家李承鵬：「沒有您的授權，我不能代表您。」

泰國總理英拉：「像中國那樣，以犧牲底層群體利益來發展證券市場的事情，絕不會在泰國發生!」

思想家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突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蔣經國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台灣前總統蔣經國1986年9月表示，將解除實行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9月28日，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成立，當時台灣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10月10日，蔣經國發表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後，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國策顧問」沈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國民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依舊淡淡地回答說：「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中國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胡適：「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就不是一幫奴才建成的」。 以上摘播中國網上流傳的「喊向執政者的諤諤之言」。「諤諤之言」引自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中，趙良對商鞅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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