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0日訊】卡夫卡在他的小說《在流放地》中描述了一個迷戀行刑機器到癡狂地步、對殺人過程心醉神迷的冷血軍官。這位軍官面對著令人毛骨悚然的殺人機器，像是在欣賞一件藝術珍品，甚至用「奇特」和「傑作」來讚美它；而殘忍的刑罰過程，不僅令他癡迷，在他眼中，還是一份崇高和「正義」的事業，帶給他無上的「光榮」和自豪。

這位軍官令人不禁想起王立軍。王立軍通過他的所謂「現場心理中心」進行了大量的活體器官移植，他癡迷於整個屠殺過程，甚至產生抑制不住的興奮和激動。他得意的宣稱：「我們的科技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註﹕即兩年中他們做了幾千次人體器官摘取）。」他還在頒獎大會上「感言」：「當一個人走向刑場，在瞬間幾分鐘轉換的時候，將一個人的生命在其他幾個人身上延伸的時候，都會為之震撼，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

虐殺成了高尚的事業，嗜血的過程帶來榮耀，不僅能夠迷醉其中，還能產生自豪和榮譽感，在荒謬、邪惡和沒有人性上，這兩個扭曲的靈魂多麼相似！

兩個殺手的相似，還表現在他們無視被虐殺者的痛苦的冷血上。軍官的行刑機器上，被害者要忍受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折磨。而大陸官方說王立軍的注射死亡實驗在國際「領先」。然而國外相關研究是讓犯人如何死得快，如何減少其死亡的痛苦，王立軍則是正好相反，研究如何延長被注射者的死亡時間（而其他國家根本不允許做這種違背倫理的實驗）。

不過不同的是，在殘忍度方面，軍官不及王立軍的萬分之一。軍官的殺人機器，是用「靶子」在人體的皮膚上刺字，被害者忍受的是真正的皮肉之苦。而王立軍則是用手術刀在活人體內掏肝取腎和摘取心臟，被害者在這種精緻而殘忍的虐殺中所承受的痛苦，已經遠遠超過人類感知的極限。即使放開想像，也只能是一陣陣驚懼和顫慄。

卡夫卡以他冷峻的筆墨讓人看到了一個由極權體制孽生出的冷血殺手，使無數人為之震撼。而現實的中國大陸，則有很多較之殘忍萬分的王立軍式的惡魔──那些用血淋淋的手術刀支撐起龐大的器官移植市場的活摘器官者們，他們的殘忍度因為大大超越人性的底線而使人難以置信。然而他們，卻真真切切是中共暴政精心打造出來的人類最邪惡的產物。

為了造就這樣毫無人性的魔鬼，中共經過了幾十年的殺人實踐。中共自建政以來，一直在有意識的利用暴行恐嚇民眾，在造成心理威懾的同時練就他們對屠殺的麻痺。而這種罪行，連小孩都沒有放過。《九評共產黨》中有這樣一段故事：一群小孩子們由他們的老師帶到屠殺現場觀看殺人。劊子手連揮鋼刀，砍下13顆人頭，隨後士兵們一起動手，對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目睹這一切慘狀的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一面責罵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之後孩子們常常被迫去看殺人，直到習慣於這種血腥場面，他們變得麻木，甚至能夠從中獲得刺激的快感。

然而中共不止於要人習慣且樂於旁觀，還要讓人親自參與其中變成殺人惡魔。另一段廣西吃人事件中，從它的三個階段則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將人變成豺狼魔鬼的。開始階段：深夜，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掏取心肝。這時的人偷偷摸摸，戰戰兢兢；高潮階段：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技術已臻於完善。這時的人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場面盛大而雄壯；群眾性瘋狂階段：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已‘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

中共循環往復的殺人實踐，將一部份人變成了對暴行麻木不仁的冷漠症患者，一部份人變成了嗜血的惡魔。中華大地成了中共肆意妄為的人間地獄。而每一次的殺人，中共都是用階級鬥爭理論洗劫人性中最後的良知，讓人徹底與邪魔為伍。在活摘器官中，這些邪惡的理論也在起著同樣的作用。如據證人透露，那些活摘器官者被告知，這些被活摘者是法輪功學員，而殘害法輪功學員不算犯罪，是幫共產黨「清理敵人」。中共就是以這種歪理邪說擊潰了人性的最後一道屏障，使得活摘器官的罪行得以大面積展開。

有人說卡夫卡是極權政治預測家。的確，他去世後沒多少年，開始了反猶太人大屠殺，屠殺者帶著對極權的膜拜開始了所謂「崇高」、「正義」的殺人之旅，幾百萬猶太人遭到虐殺。因為親眼目睹過反猶浪潮，卡夫卡說，他的特殊時代的苦難超過了人類的普遍時代。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國，在中共暴政下進行的虐殺，比納粹時代更加邪惡、更加殘暴、更加沒有人性，被人們稱為「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

美國新澤西區的國會眾議員史密斯說：活摘器官的罪惡，正挑戰英語這種語言，因為即使採用「殘忍」一詞仍是（形容這一罪惡的）太過於平靜的字眼。如果卡夫卡活到今天，這位文學大師該用怎樣的筆墨描述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這場喪失人性的罪惡呢？

文章來源：《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