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4日訊】一個傑出的作家是一個巨大的文化現象。馬建的《拉麵者》使蕭條的漢語文壇看到一片綠茵，這種內在的堅持與進取，像魚刺在魚肝油肉中發育，壯大著海。

「拉麵」：綜合與秩序

拉麵，是中國西北民間的一種手工製作面條（它預示著民間智慧，又是生命化的技藝）；馬建的《拉麵者》，是手法的寓意，與克菲夫•貝爾所指稱的「有意味的形式」類似，但馬建在化身為「拉麵者」的同時，正像卡西爾指出的那樣：「並不追究事物的性質或原因，而是以事物形式的再現。但這決不是對我們已有的某種東西的簡單複製。它是名副其實的發現。」（卡西雨《人論》）。

在馬建的藝術隱奧中，暗含著後現代小說的指+，即小說作為藝術的本性決不在於摹仿客觀對象或提示它的功利屬性，而是發現客觀對象的形式。這無疑也是一種新的挑戰。

「拉麵」的寓意在於現實作為一種被粉碎的幻象，或是風馬牛不能相及的斷片，作家以其統攝力，使之聚合，混成大+，反覆柔和，「一生二，二生萬」，在千絲萬縷中理出有序，這恰恰又是一個解構過程，對稱的即是對抗的，敘事本身成為一個消解的事實，以著力於對不同層次的經驗進行開放。

概括地說，馬建的「拉麵者」在本世紀最長的小說藝術拓展中有效地綜合了後現代手法，並有機地將這些手法運作於他的發現裡，這些發現是：

A：作為形式的語言的發現／這一發現呈示了「拉麵者」的語言是與人類本體的生存和發展乳血交融的另一種現實，也是對暴力語言的顛覆。

B：作為形式的人物的發現／消解了現實主義及現代主義小說中的「真實幻覺」，將人物形色恢復為生活現象的普象，而不是人為凸現的某種形象，這些「人物」生存在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社會上，因而具有美學上積極的接受意義。

Ｃ：人微言輕形式的情節的發現／冷靜地排斥了主觀干預，完整地將思想、情感、媒介、形象及其它體現小說藝術本質的成分融進符合文學本性的時間秩序之中，從而具備最大可能的有機性、綜合性和整體性，總之，是一種生命形式的發現。

Ｄ：作為形式的結構的發現／這是一個迷離的鼠像迷宮，「專業作者」和「血客」充當了導遊，而一經他們開口解說，旋即又成為+像，「讀者」和「作者」始終是冷靜的旁觀者，他們在括號的變身符中，免於被+化，因而可以調侃，評價。（在文體意義上突破了文類限制），而空間呈列的各種「者」們，其實是此一空間與彼一空間的多重映現，互相包容而纏繞，形成非邊續性的關聯，非秩序化的有序；局部與局部，局部與整體，最後都在語言鏈條的滑動下，自動消解掉。

當然，從闡釋學角度，閱讀有時即歧讀，而愈是內涵豐富的文本，便愈具歧讀的可能，而批語，則要求進入文本分析，面對「拉麵者」，這將是痛苦的，。正像馬克斯•韋伯所言「我要知道我能忍受到什麼程度，也就是說我要看看這個世界究竟腐敗到什麼程度。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直面這種腐敗。」然而，這亦是愉悅的，在這一意義形態之上的神話中，任何北闡釋者都會從發現中發現，並對懷疑發生懷疑，因為這全部的語符都是發自靈魂的聽不見的器聲，它潛藏著人類末日的巨大預兆，一種與人們通常想像的事物絕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憤怒，痛苦和毀滅的慾望。

維特根斯坦說：「在藝術上，說這樣的話是困難的：什麼都別說。」

但老先生為何又說：「一個痛苦的整體包含在這些言詞之中。」

尷尬的精神之淫

專業作者，在文本事實中，是一個普象，是大陸知識分子的基本原型，只能在活（Live）的層次中奔突，這是他的居用之能，而靈魂中仍然承襲著傳統中國文人的那種「修齊治平」的倫理精神，在存在（Being）的層次上，他幾乎是百無一能，甚至靠嗅聞鄰家的肉味，滿足對食物的渴求。「上個星期我認為是痛苦，去年我認為是悲劇。今天我認為生活是麻煩，明天我可能就真的厭倦，如果我再寫不出他們的話。」這種箴言式的道白，隱含著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像「草民」一樣承受物質的貧乏，承受的同時又體恤到「草民」的悲哀，另一方面，又渴望超+工具的役使，更不屑於血客的那種實用人生，這使他陷入雙重尷尬，一個精神阿Q或一個物慾的奴隸，這雙重的不自覺的失落既來自一個被抽空了價值系統，又出於自身蒼白的枯萎的生命血液系統，與此形成對應的血客，其實正好是他的另一重隱身人格，血客所奉獻的，是專業作者已喪失的；專業作者所唾棄的，恰是血客所傾心的。在專業作者腦裡，似有某種理想（如寫入《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有固執的追求（如改變貧困的窘境）；但在現實中是被動的，無可奈何的；而血客們付諸了行動，獻出他不竭的血（雖然有時是水），但看不到意義，也只能留滯在酒肉的滿足中。這樣就可以形成如下的規律：

在這些組合關係中價值和非價值是同一的，價值標準本身是一個負值，因而是零度的抵消，如果沒有正常的價值又何以為之奮鬥，而又有對形而上的價值需要時，人們便選擇虛無的價值。

在馬建作品文本中，深刻準確地用「空中塑料袋」這個富於創造性的意象，將人生的懸浮狀態拋現在我們眼前，那便是歷史將尋找的「時代精神」符號。

這一意象符號在以後的章節中+般閃現，如同夢魘帝國的落日，+視+生，君臨萬物，凌駕一切。

而血客，作為畢生中的一個零度介入者，以近乎揶榆模仿的口氣（他借用了「拉麵者」的敘述方式），向讀者展列那些不斷被拋入的設計。

這是消解過程聽陶醉，尷尬的精神之淫。

陽極中的陰涵或荒謬的勝利

陶醉是唯一的。它是荒謬永恆的表情。

當我們聽到焚屍爐燒的鐵門鏗然關上的一瞬間，，不懂親情邏輯化為煙塵，而且連老弗洛依德也被一同輸送出去。

這個正常出現在形事犯罪案中的案例，在馬建的理性觀照下，進一步向人性的深淵挖掘。他的筆尖並沒停留在抽象判斷人性的或善或惡，而是抓住扭曲人性的根系，徒荒謬的社會文化深層中猛然拽出來，如握住一條毒涎噴溢的蛇，沉著地向世人展示。

在此敘事模式中，還有嶄新的社會和人性的太極觀，假設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為一大極；人性為善惡並存的陽極和陰極；陽極（善）中的陰涵（惡）象徵進步（技術上的）帶來的人性墮落，而陰極（惡）中的陽涵（善）則像徵反動所扼制的「終極精神之存在」。（佛教的理義也認為，生命中是善惡並存的，甚至在佛本身這一超人格中，也含有善惡。）那麼，符合人性中善一面發展的社會文化，必然是尊重人，使之自由發展，而精神發展單一的社會，則逆向進動，這樣陰極中的陽涵就變為陰涵，如加中繆喜觀說的：荒謬的勝利。

總之，社會犯罪亦即國家犯罪，社會文化既然是生產力水平的標誌，那麼每一技術力量都可以使用於善惡雙方。在馬建的文本事實中，母與子的正常親情被社會共化為獄吏和囚犯的互為牽制的鏈鎖，生死、善惡膨脹為同一，人成其為非人（像T•S艾略特的空心人），有卻無情，沒心沒肝，整個世界淫浸在殮裝後的陶醉中。「滅難本身就是生命，困苦是理所當然的。」死亡在那裡是各種身份的人擺脫苦難的唯一途徑。因而「就變得充滿誘惑」。因而就「陶醉」。

作家在這一章中，設置了一個臨界點（焚屍爐），死亡的權力無限，唯其死亡本身是民主的，平等的。

在同一的巨大死亡背景下，人物動機是不可理喻的，自我心態變化也消除了一致性，古怪、平凡，又具突變性，這是中國的後現代，我們在那些污穢的文化踐跡，音樂磁帶，人名和句子，宣傳書、遺囑、身份證、電費單、國庫券的蒐集拼合中，被激發出奇妙而復+的反饋，有它獨有的功能和意味。

「我說的是點書技巧，諸位從中得到的不是黃藍混和和從視覺上的綠，而是融合在一起的意義，你可以從詞組的隨便拼合中得到意義。」巴瑟姆如是說。

美的自虐或死亡遊戲

加繆說：只有一個哲學問題是嚴肅的，那就是自殺。

在基督教文明中，自殺是對上帝的褻瀆，因為死亡的權限在上帝手中；佛教承認神性是宇宙生命力本身，因此，對於保持生命的尊敬而自殺的動機，便認為是一種「惡」；在儒教那裡，殺身以成仁，則成為義務；而日本的武士道，自殺成了一種高級德行而受到讚譽。

馬建在《拉麵者》中，用較長的篇幅表現了一位女劇作家（兼演員）的自殺。這種自殺，與其說是神經分裂所致，不如說是美對自由的選擇。美在此空間不過是人類對物象的虛構。虛構的能力表現了人（人微言輕類的存在物）對未知的渴望。而當美的事物（如愛戀、青年、交媾等）僅僅充替為社會的物化和初主宰者，它們就難以復原到本質性的狀態，它們的真元被周圍的虛妄吮吸一空，剩下徒具的肉殼，這肉殼在慾望的操縱下自行表演。

另一層意味的分離則是：這種謊謬的表演實質上是那個叫蘇蘇的女子對生活的反抗，也包括對自身的反抗，從畏縮懼開始到厭煩，直到她不知是在扮演任何角色。自殺，純粹以遊戲形式表現了她潛意識中的受虐欲和自虐欲，美的脆弱的，她在塵世中永遠不可能得到庇佑，就連美自身也在不斷佔有自身中消耗殆盡，這就構成了馬建智性的高度：自由是以美的+牲為代價的。他這樣暗喻出美對自由的終極關切。

她的自殺因而+得到如此自足，如此無動於衷，甚至那些精於紀經門標們的經理，那些芸芸的眼睛都變成了這一+條的道具。

它的內在意蘊在部落酋長的白種婦人，白種婦人始終對資產階級習俗的厭煩，終於朦朧的宗教情感，都藉此得以自由的昇華。

馬建在文本中利用了多重的分離：事物打擊下的蘇蘇，劇作中渴求超離的蘇蘇，在虎口中歌唱的蘇蘇，戀人意念中的蘇蘇，以及血客和專業作者話語中的蘇蘇，這種將存在分離的目的，最終創造並激發出一種同晶觀，從而將整個世界中騷動的人體，從理想的安樂窩趕到幕前，從無蔽的同晶觀中（多維的空間互映），使我們窺視到心理世界的真實秘密，最重要的是不同時空的表演，將慾望、淫慾、焦慮和恐怖分割開來，使觀眾得到的不再是故事，而是一部集合藝術品，這也是拉麵藝術的魅力所在。

至此，我們可以大致感知並察覺到「拉麵者」獨具的語言匠心，他是將語言從隱喻或縱向聚合軸線投射到轉喻或橫向組合軸線上，這樣，整個文本就著意在空間的、起阻+作用的共時特點，與話語之線性的，不斷前行的，歷時特微相對立。實際上是啟動了與我們的普通話語非常不同的潛在可能性。

齷齪世界的紅色幽默

基於《拉麵者》的社會、文化、歷史因素和它的風格基調，我將馬建的幽默稱之為紅色幽默和黑色幽默相比較，那種「絞刑架下含淚的笑」是與歐洲文化（自然、社會條件）有內在關係的。英國人創造「幽默」（humour）這個詞，本意是用以表示一種與血統的秉性、才智有關的輕鬆愉快的感情，黑色幽默的出現，表達了二戰以後的歐美人面對惡魔品性的世界並試圖予以克制其恐懼心理的內在要求，這種怪誕的令人悚然的「黑色」的喜劇手法幾乎成為歐美後現代作家如約瑟夫•海勒、庫特•馮尼格、托馬斯•品欽、約翰•巴思、菲利浦•維斯、唐納•巴賽爾姆等的共同佐料。馬建的幽默在於以智性的刀鋒對於齷齪的本體進行部屍取魂，加以令人悚然的救贖或刺激反饋，帶有血的熱辣與疼痛的快感，因而在情緒色彩上它是紅色的，黏稠狀的，令人亢奮的。

在场景描写中，如散发着腐尸味的梦尸所与各种稀古怪东西的矛盾组合，从声觉上产生了强型的幽默感；富有这种幽默感的此处还有那幅葬仪广告画：

广告的上方有一位瘦上的上帝（也就是中国的天老爷），不过“野兽”使上帝乾瘦大脚步里的阳具步入白云，另外两块白云在脚下。一群往天堂升去的工、农、商、学、兵以及妇女和儿童代表都面带笑容。他们之中夹杂着两个改革开放以来允许表现的“四眼”（学名知识分子）。画家在一些空白处涂着类似女诗人或鬼怪的长发天使（区别在于头上没有角）。画面下面（从略）……

在这种奇异的组合中，产生了像把咖啡和猪肉及玻璃煮在一起的宇宙式反讽，因之幽默感从东南西北包抄过来，令人血沸而心颤。

在每个单元中几乎可以俯拾皆是地发现那种人微言轻语言暴力出现的宣传口号、标语、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科评俗话等，它们有机地附着于特写的语境，并在语境的压力下产生出荒诞效果，有时构成情境反讽，这种幽默，通常是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完成的。

最为突出的红色幽默感也正是马建着意行刺的要害处，在人性或国民根性的龌龊处定位。

总之，马建以其独特的红色幽默，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我们需要想念世界是荒谬的，不坚信世界的虚空，不为世界虚空所索绕，就没有力量，甚至没有真正的生活。

一个杰出的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现象。马建的《拉面者》使萧条的汉语文坛看到一片绿茵，这种内在的坚持与进取，像鱼刺在鱼肉中发育，壮大着海；回到我的评论，我寄寓于在我的阅读之后的无限时间，它会进而将文本意义和阐释意义分离开来，四散至高无上每一感悟的空间，正像德律兹所语言的意义取决于没说出来的东西。

对于《拉面者》，对于这个世界，都取决于时间，取决于冥冥的欲说还休。

文章來源：香港《文艺报》月刊第一期一九九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