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3日訊】 就在中紀委公佈薄熙來罪狀和移交司法機關審理之際，大陸的反日浪潮一波接一波，本來是中共最難堪和政治權威面臨深刻危機的關頭，卻被民族主義洪水沖淡了。而正是這個時候，香港市民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的公民運動也後浪接前浪，在兩個社會兩種制度下的人民所反映出來的心智，鮮明體現出文明的落差。

看看大陸愛國賊打砸搶燒一應俱全，就足以證明專制主義板結的土壤，只能產生義和團時代的臣民而絕難培養出公民。難怪網上有一副對聯，上聯：「香港公民拚命抵抗洗腦教育」：下聯：「大陸屁民盡情展示洗腦成果」；橫批：「一國兩智」。

這次反日浪潮的暴力程度，超過了 2005年和2010年的兩次反日示威，除了打砸搶燒之外，標語口號也充滿義和團和紅衛兵色彩，諸如：「寧要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核滅日本野狗，消滅民族後患！」「閹光日本高富帥，奸光日本白富美！」「娶東洋老婆，吊上房梁天天打！」這樣的反人類叫囂和煽動嗜血仇恨，在任何文明法治國家都違法的。

雖然在反日潮中也有上街呼籲理性愛國和抵制暴力的，卻都敵不過浩蕩暴民，或被搶去標語牌，或被當街痛打。青島縱火燒燬日本豐田車行，西安一個開日本車的車主被暴徒用鎖摩托車的U形鎖雜碎顱骨，至今生死難卜。還有一位反對抬出毛澤東來為毛時代招魂的八十歲老人，居然被知名毛左分子、北京航空大學的副教授韓德強狠抽了幾個耳光。事後韓德強還洋洋自得，以此為榮。

這些縱橫街巷的愛國賊就像當年的義和團和紅燈照。就此可看出，教育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系統都是豆腐渣工程，打造出來的多數是劣質產品。這種愛國狼奶教育與現代憲政法治和公民教育之距離，並不比一百一十多年前鬧義和團拳亂拉近了多少。香港人見到大陸這種變態愛國狂，只能更堅定抵制「國民教育」的決心。

說到公民教育，在過去的帝制時代只有臣民，第一次有公民概念，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的戊戌變法，當時嚴復提出要培養「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的新人，只有具備智識、力量、道德，才能實行自治、享有自由，這就是公民的雛形。在文明大潮的裹挾下，清末新政廢除科舉、興西學、辦新式學堂，相當程度上借鑑了西方國家公民教育的內容，由此培育出來的一批新人，注定要成為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

中華民國建立，就正式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時，增加了「公民須知」和「法制大全」兩項內容。其後在山西太原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上，又提出「公民教材案」，開始編寫中小學公民教材。到了1923年，公民課正式納入中小學課程。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後，國民黨宣佈「軍政」期結束，開始「訓政」期，並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1929年4月公佈了《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要把公民課和三民主義課合併，稱之為「黨義課」。把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圖騰化神聖化，這是現代極權主義的共同特徵，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這樣做的。人民追隨所謂「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就不需要獨立思考，只做忠順子民和工具就夠了。所以當時以胡適為首的自由知識分子對此堅決抵制，胡適當時在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這所學校堅決不掛國民黨黨旗，不搞「孫（中山）總理紀念週」的活動。

胡適還在他主編的《獨立評論》尖銳抨擊黨化教育，他認為現代公民要獨立自信，而這種人格的養成，要對智識有好奇心，這才能對各種問題有獨立研究，思考得出的結果才是信仰的根據，「這種教育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確定了的；他們的問題是怎麼擁護這個信仰。因為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和研究；因為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識上的好奇心。這個情形，恰恰和十七世紀初年歐洲宗教的專制思想相似。」

胡適的話對於中共的黨化加奴化教育，尤其有針對性，值得中國人再三省思。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