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日訊】馬上要召開十八大了，市國保已打過多次電話，說要過來找我。我說，有什麼事就直接電話上說吧，該配合的我一定配合，何必專門跑一趟呢？

但他們還是很「敬業」，10月24日這天下午3點多鐘，他們專程來找我。這可是我被迫搬家後，第一次在新落腳地接待他們。想起清貧如洗的自己，經常被這些國保驅趕，如同流浪狗一般漂泊不定，無法讓妻子孩子過比較安穩的生活，這著實讓我很惱火。

他們說還是在轄區警務室見面，我說就不要在警務室了吧，在隨便別的什麼地方都行。他們常常沒事找事，動不動就約我到警務室喝茶談話，我對之早已厭倦。我是無辜的，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可他們每到某些關鍵的日子，總要來「關照」我，不厭其煩，這實在讓我受不了。所以，我只要一接到他們的電話，厭惡與煩躁情緒就會油然而生。

他們一般都是帶著任務而來的，當然這是領導的安排，否則他們也懶得理我；對於他們而言，他們只是為了那份很不錯的收入。這些人多有高學歷，有的還讀過碩士，前些年他們曾對我說，他們現在每月拿兩萬元，如果有人多給一萬元，他們也願意跳槽。

他們靠納稅人養著，卻專門整治我這樣一個優秀正派的公民，甚至是有意製造災難，迫害我。按常情，他們整人時，應該有所不忍，但時間長了，他們竟然也越來越麻木了。但他們總覺得是我與他們過意不去，故意給他們製造麻煩，因此就「理直氣壯」地打壓我。每次的談話，他們都像審判犯人，彷彿他們都是正義的化身、最公正的執法者，可是實際上，他們的一切做法都不敢公開，每次找我談話時，都不讓旁人靠近。

而我也放開了，每次見面都會調侃：「腐敗領導又安排你們限制我什麼來了？」他們輕微一笑，然後一本正經地給我一條一條地細說他們的要求；每說一條，後面都有嚴厲的威脅，比如不這樣就怎麼怎麼的，並且還以我遭遇過的拘留、勞教、砍殺為例，簡直讓人冷汗嗖嗖。這種感覺過去比較強烈，但現在我有點無所謂了，習以為常嘛。

這次他們來了兩個人——還有一個沒來，自2005年底以來，他們已與我打交道有7年了。因為是新住地，這次見面，他們還是把我拉到了警務室，並且也拉來了片兒警和村官。我一向很豁達，暢所欲言，面對兩位陌生人，我先自我介紹，並申明我的主張：公民監督政府及官員；徹底剷除腐敗，還社會公平正義；鼎力支持溫家寶倡導的政改；不反政府不反黨，但堅決清除腐敗。我對他們說：實際上，我是在捍衛國法尊嚴，維護共產黨的形象，我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可是腐敗權貴則把我當成被管制和維穩的對象；你們打壓我，就是幫兇。

他們聽了，不置可否。接下來，市國保便給我說起「配合條款」：第一，不能再見山東維權人士楊林先生了；第二，不能見廣州來的郭春平，因為他是很危險的人，經常上街舉牌搞活動；第三，不能參加深圳的聚餐活動，也不能去其它地方；第四，從今日起不能再往海外投稿，一旦被他們發現，就會立即做出處理；第五，可以繼續寫文章，但不能評論習近平和江澤民，文章要等十八大結束後才發表；第六，不能公佈轄區民警和國保的電話，等等。

以上談話，讓我最憂心的是不讓我投稿，因為我靠稿費生活。我當時就反駁：如果不投稿，那我的生活費怎麼來？我寫作只是為了謀生，而且發表一篇文章非常難，你們說，關於我的生活費該怎樣補？他們對此不做任何解答。

最後，他們很客氣地說：「如果你有什麼困難，需要社區提供幫助，就直接告訴我們。」我說：「除了錢，還需要什麼幫助！」他們問我要多少錢，我說給兩萬，保證不寫一篇文章。他們聽了，只是一笑。

談話就此結束，我也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可是很不幸，和他們才說好，我的網便被斷了。由於國保的要求，深圳電信局拒絕將我的電話和網線遷移到我的新居，我好不容易找人拉了一根網線，才用了不到半個月。27日上午、中午，我的網線用得好好的，下午3點多，我帶孩子出去玩，晚上回家後，卻發現我的網線被切斷了。立即打電話問原因，對方本來要幫我馬上恢復，可當我報了號碼後，他突然改口，說政府切斷了全村網線，要半月之後才能開通的。我說：這怎麼行，如果你不能保證服務，那就退錢吧！對方很爽快地就答應退款。

沒有了網線，那麼我就只能使用移動或聯通了——但如果這樣，加上設備，我總共要再花2000元左右。我沒有固定收入，這筆開支對我太大了，我實在承受不起。很明顯，國保對我的收入完全掌握，他們就是要用這種辦法掐斷我的脖子。面對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我也實在太脆弱了。深入想一想，在如此流氓專政的國家，如果沒有政治靠山，誰又不如此呢？

政治權利是最大的人權，如果公民沒有政治權利，其它所有的人權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即便是億萬富翁，一夜之間也可以成為窮光蛋；即便是高官顯貴，一夜之間可以淪為階下囚。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唯有逃到國外才得安生。此論有重慶事件為證！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