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7日訊】近日，一份調查引發廣泛關注。調查題目為「月薪多少會讓你在相應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城市中，月薪標準居於第一位的是上海，「不惶恐」的底線為 9250元，其次是深圳，8780元月薪不惶恐，北京為8550元，以此類推。這個結果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大家普遍認為，即使個人收入超過了所謂「不惶恐」的標準，恐怕人們還是生活在惶恐不安當中。

關於「不惶恐」的問卷不覺讓人想起了前段時間「你幸福嗎」的調查。CCAV記者走上街頭問路人幸福與否，不料一位大叔回答說：我姓曾。這段對話成為網上流傳頗廣的一個段子。我不知道那位曾大叔每月領多少工資，也不知道他的月收入是否會讓他感到惶恐。但假如央視記者問他的問題換成是「你惶恐嗎」，我想，他應該會不假思索的回答問題說：「記者同志，本來我不惶恐，但你的這個問題問得我很惶恐。」曾大叔其實是很聰明的人，他既不想說出違心的答案，也害怕自己因為誠實而被跨省。於是，他除了姓曾別無選擇。

當你在網上說句話、接受個小記者採訪的時候都要先掂量一下言論會不會被跨省，請問這樣的生活怎麼可能不「惶恐」呢？太惶恐了，微臣簡直是誠惶誠恐。顯然，這種惶恐並不單純是收入問題，即使和收入有一點關係吧，但收入越高並不證明一個人在今天的中國就會活得越不惶恐。實際上，窮人有窮人的惶恐，富人也有富人的惶恐。普通窮人害怕住不上房、結不起婚、看不起病、退不起休，整日心懷慼慼，活得如同實驗室裡的小白鼠般毫無安全感。但是中國的富人活得也很惶恐：個人財產得不到保護、社會治安惡劣不堪，最讓他們惶恐不安的事情是：要是身邊某個官員一不小心落馬了，自己可能會被調查小組的同志一起請進局子。

美國心理學家羅洛•梅曾在一本書裡說，從文藝復興時期個人主義的興起以肇，到今天高度機械化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常慼慼」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隨著人們，尤其當一個社會無法為其公民提供有效的庇護之時，它的各個階層都會感到莫名的惶恐。這種惶恐，是一種體制性的集體惶恐，而不單純關係到經濟收入的問題。系統化的惶恐才是惶恐的本質。

換句話說，「惶恐」是現代社會人們的心理常態，但在某些極端的社會形態下，這種惶恐感會異常之高，而且是各階層集體陷入惶恐。試問，在一個人人都活得惶惶不可終日的社會，有誰會還會記得說好的「幸福」呢？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寫過一首敘事詩《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描述了沙俄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農奴制度之後，俄國社會階層的幸福感狀況。作者藉故事人物之口描述了他們尋訪「能過上好日子」的人的過程，但最後卻發現，在改革開放後的俄羅斯帝國，從上到下沒有誰是真正獲得幸福的人。表面優渥的上層階級受著來自底層造反的壓力，鴨梨山大；底層則淪為所謂「改革」的受害者，怨氣四溢，可以說每個人都活得惴惴不安。此後的史實證明，俄國人用暴力革命結束了這種集體的惴惴不安，同時又開啟了另一種更為恐怖的惴惴不安。

有人說，在河蟹社會唯一活得幸福的人是李剛、雙江以及他們的兒子，但事實證明李剛們後來活得也很惶恐，不是嗎？進一步說，即使地位尊貴如瓜瓜者，也是隨時弄不好就需要米國政治避難的主，或者在京城開寶馬也得注意，謹防車毀人亡。至於我們這些靠喝三聚氰胺長大的底層屁民，命如蓬草，連惶恐的資格怕都不具備。普通人的惶恐，還包括空氣有毒、食品有害、高鐵出軌、謠言可畏這類普世價值問題。但無論如何，它都不僅僅是個收入問題。因為任憑你收入再高，河蟹社會摸著石頭過河的路線是不會變的。惶恐，便是石頭摸多了摸出的心病，過河時腳指頭經常被潛伏河底的河蟹給夾著，由此落下了惶恐的病根。換言之，要想不再惶恐，最佳辦法就是別繼續幹摸石頭過河的勾當，而是正經修座橋，像個正常人那樣從橋上走過河。

在天朝，從最高高在上的那個人，下到流落街頭的一介乞丐，如今人人似乎都被「惶恐」附了體，包括作者在內。大家都不希望每次摸過河的時候都被河蟹夾腳，所以大家這才拚命攢錢逃離河蟹社會、移民到修橋的美利堅，成為華僑。其實當美國人哪裡好呀，一群頭腦簡單吃著轉基因食品的暴發戶而已。但最起碼，在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生活至少我不用改姓曾，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也不用擔心家門外有人拍門高喊：老鄉，開門！我們是京東快遞的，查水表！

文章來源：《中國數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