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0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2月4日

1月30日，周恩來在重慶外交部長宋子文的辦公室，同國民黨代表舉行了一次會談。

王世杰代表國民黨提議，可有一個民盟代表參加政府，但他不同意召開各黨派會議。

周恩來講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並要求召開國民大會。

儘管赫爾利積極進行調解，周恩來拒絕作出讓步。赫爾利說他想回美國了。

1945年2月6日

毛澤東並不反對凍結同重慶和華盛頓的一切外交活動，但是他又怕輸了這場賭博：如果蘇聯不對日本開戰，那怎麼辦！

中共領導老在捉摸這樣的問題，蘇聯在遠東的地位增強了，從而產生了力量的重新組合，並必然導致中共地位的鞏固，因而，該指望誰呢？是美國？還是蘇聯？

想到延安的事情，我不由回憶起一個法國人講的話，“謊言就像贋幣那樣，由罪犯製造，而由最誠實的人來傳開。”

中共官員逐漸為民族主義，和“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條所征所，成了毫無原則的人，毛一貫正確，全知全能，像活著的上帝一樣受到崇拜。

1945年2月7日

在我弄到的外國記者關於延安之行的報導中，最說明問題的一篇是西奧多．懷特寫的，它刊登在1944年12月18日的《生活》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手強調了某些事實。這很有意思。從特迪．懷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們明白無誤地抓住了中共中央主席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要害，就是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抵制。旁的不說，在這種抵制的背後，滋長著毛澤東的反蘇思想。這對《生活》雜誌的尊敬的訂戶是最關重要的論證。毛對由“只不過是個留聲機”的人重複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危害性的評論，最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整風之後，我懂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所指的“留聲機”，唱的就是被毛澤東和康生所壓垮了的中共國際主義派所主張的原則。

這篇文章也證實了，毛澤東蒙蔽輿論得逞，掩飾了八路軍對日本侵略軍作戰的真實情況，誇大了據說是反映這一鬥爭的數字。特區對外國新聞界謊報消息所作的努力產生了效果。有一篇全面評述中共軍隊抗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文章，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這篇述評去年由葉劍英向外國記者宣讀過，後來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述評中的字已成了正式材料。這些數字不僅為外國記者所引用，而且觀察組的官員也在引用。毛澤東想把它們載入史冊。按這些虛假的數字來看，毛集團在抗戰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懷特在文章中反復提到了這些數字。

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手證實了毛澤東從事黨的活動的特點，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他們說到毛澤東的“頑固不化的實用主義”時所用的詞句，最準確不過地說明了他的政治觀點的本質。實用主義抹殺知識和信仰之間的差別，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變種。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說法，實用主義為武斷地偽造科學鋪平道路，給反動的哲學思想提供基礎。

像懷特這樣的文章，對美國政客和商人的未來活動，可以說是開辟了一個“新的淘金區”。

中共領導會見懷特，並不是輕率採取的行動。他們對這位年輕的資產階級記者透露消息，絕非偶然。他們利用美國是蘇聯反希特勒戰爭中的盟國這一特點作為幌子，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走了這步棋。毛澤東利用這種同盟關係，來達到他反蘇和反布爾什維克活動的目的。

中共領導通過《生活》雜誌，對美國商界宣布了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綱領。在一定情況下，這是一個不能漠視的詭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