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9日訊】這幾天關於中國在國際上的熱門話題是「崩潰」，而中國官方的透風是「政改」。政改有多種角度，根據消息來源的不同是不一樣的，有些是官方文章報導和透露的，有的是通過海外媒體放風，還有是通過人們的猜測或者是分析，這個以9月7日路透社發表的習近平和胡德平的私下談話為代表。我們這次主要是通過分析官方意識形態當中，現在有一個趨勢，至少有一種跡象，就是要去除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個傾向我們來看中國政局的走向。
西方媒體的崩潰論
在這之前我們先談一談，最近西方媒體的一個關於「中國崩潰論」的說法。西方媒體和政治、經濟領域的智庫、專家、學者，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的評估，長期以來都偏過分樂觀，這個樂觀程度要超過中共高層對自己統治的一個實際認識。不是說中共對民眾的宣傳，因為對民眾的宣傳永遠是「一片大好」，當然它這種宣傳最後也會反過來迷惑自己。這個是美國的一個日籍學者他的提法，這個人叫福山，他認為中共的這種宣傳和封鎖信息，最終使自己得不到真實的信息，而可能會造成中共統治的崩潰。
實際上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的西方學者，並不是沒有，只是說很多人因為各種原因，他不說。當然這方面我看得比較少，比較著名的，比較深入的研究，而我本人打過交道的，我知道有這麼幾位，因為我一般不打交道，我不會知道這些人。一位是章家敦先生，他是一位律師，中國人對他比較熟悉，因為他是華裔。2001年他根據自己在中國生活、工作了十幾年的經驗和觀察，出了一本書，叫作《中國即將崩潰》（英語：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當時絕大多數人都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而他的預測是中國的社會體制將在5到10年內崩潰。
大陸網上有不少人對他很感冒，但實際上沒有讀過他的書，我跟他曾經談過，他告訴我他預測的是2011年，就是10年。需要注意的，他談的實際上是中國的社會體制的崩潰。中國人的真正的朋友實際上應該是講實話的，而不是那種胡亂的吹捧，而一門心思要把你錢袋掏空的那些人。從今年中共的政治危機來看的話，章家敦的預測相當準確。
在2011年底的時候，他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文章〈中國即將崩潰：2012年版〉，他在這裡談到說，對中國經濟的國內因素和國際環境已經改變，所以中國經濟可能會走向日本持續經濟衰退的模式，甚至崩潰，而社會抗議活動也增加，越來越暴力。他認為2012年的中國很可能會發生失控，並且談到正在開始政權交班，無力應對目前的一連串重大挑戰。
他這個預測，根據今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應該說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的話，像這種十年期的預測，在相差一年的情況下，主要的論點都已經兌現了，這個屬於相當準確的。在這本書出版以後的10年，就是說去年2011年，另外一本書出版了，叫《致命中國》（英語：Death by China），這本書我曾經見過其中第二作者格雷格•歐特里（Greg Autry），他是我所見到的對中國問題，尤其是中共的本質，認識最清楚最透徹的西方人之一，具體我就不介紹了。
剛才列舉的是今年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之前的，在這之後，當然這方面的這種觀點就更多了。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時代》雜誌這一週的封面故事，是它的駐中國記者漢娜‧比奇（Hannah Beech）從北京發來的報導，題目是「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任領導人」。她採訪的不是外國人，都是中國人，她談到說過去兩個月，她跟各種背景的中國人談話，包括學者、企業家、農民，甚至是死硬的共產主義者，在這裡她用的是die hard communist。
她說她最受震動的是這些被採訪的人都共同相信，中國政治制度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否則將面臨著改朝換代的社會動盪。她還談到雖然很多西方人相信「未來世紀屬於中國」這樣天花亂墜的宣傳，但是她說她接觸的中國人，預測的未來更加複雜。她說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難怪中國領導人要拼命維穩，即使所有的努力瀰漫著絕望。漢娜‧比奇本人在接受《時代》雜誌對她的採訪，被自己的雜誌採訪的時候談到，說全球化改變了中國，希望也會在不久的將來給中國帶來政治的變化，而最壞的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革命爆發。
西安砸人者蔡洋個案分析
現在跳出她這篇文章。革命的爆發的因素，當然會出現在被稱為「群體事件」的官民衝突當中。官民衝突很多都是地方上的民眾的利益受損，如圈地、拆遷、就業、環境污染等等，這些都被各種專家學者包括中共的官方學者研究過。但是我今天我要談的是一個更全面，更廣泛的絕望情緒，我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案例，就是西安反日遊行當中，用U形鎖打破日車車主頭顱的那個凶手蔡洋。這個是值得分析的案例，《南方週末》做了一個報導，我們來分析一下。
首先，他是一個離開土地，進城去謀生的年輕人。中國現在比歷史上所有任何時期，任何朝代，都更具有不穩定的因素。在歷史上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以外，絕大多數的內亂，中共的官方語言把它叫作「農民起義」，這些內亂並不是由農民起義所發動的，原因很簡單，農民有土地，只要土地還能有收入，而這個收入還能養活他們，只要有一線生路，農民是不會造反的。
農民參加所謂的造反，多半是被別人裹脅。你像早年中共幹革命，多半進了村以後，都是裹脅別人去革命的。記得美國有個電影片，叫作《天和地》，是一個越南的女孩後來到了美國以後她寫的，根據她寫的書改編的。那裡面就有一個，人們問這些越南人，說你們為什麼要跟著共產黨走？村子裡的人就回答說：不是我們願意，而是我們沒有選擇，因為共產黨就在我們中間。就是說它實際上是裹脅了所有人跟著它去造反。基本上農民是不太會造反的，中國社會重大變動的因素，是離開土地的人，或者是商人，或者是手工業者，或者是強盜，或者是竊賊，《水滸》裡面聚嘯山林的108將，能夠勉強算上農民的，也就是1、2個而已。
但是在中共的統治下，這個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是中共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這在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中國的農民第一次不擁有土地，但是他們又被戶口限制在農村，即使現在開放了，可以走進城市去了，在城市裡面他們延續到第二代，仍然是外人，他們不是城裡的自己人，即使農民工到了第二代，他們仍然是無根的，他們既不屬於農村，也不屬於城市。他們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去務農了，因為農村已經無農可務，包括瘋狂的基本建設和暴力圈地、拆遷，使得更多的農民失去了傳統的生存手段。把中國人口當中這麼大比例的人群，變成了社會邊緣人，這在古今中外都沒有發生過。
其次，這個蔡洋他所受的教育，是他相信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任何暴力、打砸搶，甚至殺人都是合理的，哪怕殺的是無辜的同胞，這個作法他認為是符合他所生存的社會的道德標準的。也就說在中共制訂的道德標準裡面，這是容許的。在中國宣傳、教育、文化，以至娛樂領域裡面，都充斥著中共打江山以來的暴力、仇恨和大規模殺戮的內容，而且這些內容無孔不入，這個人不需要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同樣從他的日常生活當中接受到這一點。
這從蔡洋喜歡看的電影，喜歡玩的遊戲，都可以看出來。這點並沒有隨著所謂的改革開放而有任何變化，變化的僅僅是表面上，這些行為在統治者的字典裡面，它的道義基礎從革命轉變成了民族主義，如此而已。統治者仍然是迷信革命，仇恨和暴力的。沒有什麼比這次的反日遊行更能說明這個問題的了。這和其它國家，任何國家發生的街頭暴力是不同的，其它國家的街頭暴力，他有一些是抗議者對權力反抗過程當中，或者對權力代表的某些政策的反抗的過程當中所發生的。而反日遊行當中的暴力，是當局意志的表達形式，是用中國土地上的狂暴，破壞財物，甚至殺戮，來表達國家的外交政策，這個是跟世界上任何國家街頭暴力不一樣的地方。在中共的字典裡，它是政治正確的。
再一個就是在社會上，尤其在公開場合，不僅是是非善惡標準顛倒了，就是連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標準也顛倒了。蔡洋顯然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青年，根據這個報導可以看出來，他不僅有家族精神病史，而且他自己本人很早就出現了明顯的精神病症狀。就是這樣一個精神病人，在西安反日遊行當中，做出了「政治正確」的瘋狂行為。
這個瘋狂行為在遊行隊伍裡面是被大家看成是正常的，當然我相信在遊行隊伍裡面，大多數人不一定認可他和其他人的打砸搶行為，但是那些大多數人，因為政治的不正確，而無法形成對少數人暴力的有效制約。這就跟中共土改時候的作法是一樣的。土改的時候，大多數農民其實並不支持對地主肉體消滅的政策，真正上竄下跳的只是極少數幾個無賴地痞而已，就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面講的痞子，那是極少數，但是由於中共理論的支持，中共武裝政權的撐腰，使得在農村實現了極少數痞子對大多數人的專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肉體消滅的地主。
這樣的精神病人，在反日遊行當中是作為一種正常的狀態出現的，就是說大家認為他的作法是不能否定的，包括警察在內。而真正的精神病院關了什麼人呢？關的是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不受中共控制的宗教信仰人士，它是把正常人、好人關到精神病院，而讓精神病人在社會上成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想要肯定的所謂正常行為。
從這個事件當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點，就是中國的司法全面淪為政治工具。在蔡洋傷人案當中，據說監視他的至少有6名以上的便衣，據說後來抓他用的就是便衣拍攝的照片，那麼警察當時為什麼不制止他，包括便衣警察在內？如果說周圍的人因為害怕政治不正確，不敢這樣做的話，警察為什麼也不做？我想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是警察也害怕政治不正確，也就說當社會衝突發生的時候，或者是出現犯罪行為的時候，執法機構首先考慮的是上面的政治態度，自己有沒有站錯隊，而不是法律。這已經變成了中國社會的常態，而不是個案。
第二是上面有通知不讓警察干預。網上就有人披露了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警察說，當天沒有直接制止打砸，是因為沒有接到採取措施的指令，他說畢竟遊行者打的是愛國的旗號，這中間的判斷比較敏感。
好，我們就來問一下，從什麼時候開始警方是以揣摩上級的意圖來執法，而不是按照法律來執行的？要知道這種破壞法律的行為，也是需要長期的薰陶和長期的訓練，才能達到這一步的。執法訓練不是一天養成的，違法訓練也是要時間的。
我認為這個就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系統的要求司法部門、執法部門必須按照黨的文件，而不是按照法律辦案，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到現在已經變成整個中國司法界的一個常態，這不是說什麼司法改革白皮書發出來就能夠改變或者能夠否定的一個現實。
為何政改時髦而不可行
下面我們就要談一下政改，剛才我們講了中國社會面臨著一個崩潰的大背景，在這個大背景下，政改這個說法就突然之間時髦起來了。我們知道很長時間，在中共政權的高層喊政改似乎是溫家寶的個人專利，過去幾年在公開場合就有十多次，但是和者甚寡，幾乎是零。比起薄熙來唱紅打黑那幾年，政治局常委6個人先後去重慶捧場，相對來說的話，溫家寶喊政改確實是比較淒涼的。但是自從王立軍、薄熙來案發以後，尤其是最近幾個月，政改逐漸變成了中共的一個主流聲音，儘管說沒有很多最高層公開發聲，但是這個聲音確實是多起來了，
我們就舉幾個例子，第一個就是中央黨校《學習時報》7月2日發表文章，這個文章的特點就是聲稱中國正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關口，甚至提到了就是改革要殺出一條血路。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原來是李鴻章提的，他當時提的是中國面臨的從未有過的挑戰，是來自列強的入侵威脅。
不管這篇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的文章它的作者的意圖是什麼，至少他是意識到了中共所面臨的危機是前所未有的嚴重。這篇文章我們不來分析，我們只指出這一點來，就這篇文章認為改革是黨的事業，必須由黨來領導，而改革最終是完善社會主義體制，所以他所說的改革，實際上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這一點我們是需要指出來的。文章裡面提到政治體制的改革。
第二個例子，同樣是《學習時報》，9月2日學習時報的副編審發表文章談胡溫的政治遺產，他列舉十大問題，也把這個問題最終歸結到了繫於政改的深度，所以應該拿出勇氣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當然他提的這些問題並不都是胡溫時代產生的，實際上都是中共這個政權多年積累下來的弊病，這些問題其實一直都是國內外媒體在披露在揭露的，只是說這一次是由黨校的刊物總結，可見這問題之嚴重。這篇文章就更多的強調的是要走政治體制改革，甚至提出了民主化的提法。
第三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隊建設研究部的副主任公方彬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新政治觀創新點與突破口，這篇文章裡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句話，叫作「遲遲未政改，緣於理論準備不足，不是懼怕民主」，後來很多非黨刊的媒體轉載的時候，就乾脆用這個做題目。這篇文章本身就有很多可以做評論的，我們就不具體評了，就說一點結論性的東西。就是不能用中共奪取政權以前的宣傳口號，就是關於民主的宣傳口號，來證明中共不懼怕民主。奪取政權以前喊的口號，和奪取政權以後實施的政策，這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中共的統治下，這個準備不足的理論是永遠也建立不起來的，因為中共的性質和所謂的政改，它在本質上是有衝突的，因為中共的性質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哲學思想，就是破壞社會現存的任何體制，任何現狀來建立所謂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個和政改本質上是有衝突的，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把對立的東西融合起來，對實踐進行指導而不出問題。
我們要討論的是下面一個問題，就是9月28日新華社發文在說明十八大召開時間的這篇文章裡面，罕見的不再採用官方一直使用的說法，而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都沒有提。我想這不會是偶然出錯，可以說是對未來中共將在理論上進行上某種嘗試的一個體現，至少是先體現在現在的公開說法上面。
這個提法的背景我想無疑是薄熙來。薄熙來在官方公布的罪名上面沒有這一條，但是中共感到威脅最大的恰恰是這一條。在重慶推行的政策包括唱紅和打黑兩個方面，都是模仿了毛澤東的做法，都是比較偏向於原教旨的共產主義和實踐，也正是因為這樣，他受到了毛左和部分處於社會邊緣的民眾的支持和吸引。這個吸引力和他本人的腐敗、本人的黑、殘忍、政治都沒有關係，因為別人（毛左和那些被他吸引的民眾）所關注的是這個口號和理論，而不是他本人怎麼做的。也就是說薄熙來的出現，他的土壤是有他的理論根源的，這個可能是中共感到需要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進行某種程度清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這裡我們要談到中共是一個理論非常混亂的政黨。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它當然有基本的理念，但是它不會去消滅不同的思想，也不會把主義思想寫入憲法要全國人民遵守，因此它不存在理論混亂的問題。而獨裁國家不一樣，尤其是共黨的獨裁國家，它需要一個指導思想，因此當這個指導思想和它的理論發生混亂的時候，就會對社會生活造成實際上的影響。
中共正式宣布的理論體系是什麼呢？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這一大串就使得中共在世界的眼裡看來，是不折不扣的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
中共的政權移交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成績必須是自己的，問題和矛盾都留給後人，包括混亂不堪的理論體系。每一任領導都要在原來的理論體系當中加上自己的東西， 無論這個加上去的東西和原來的東西混在一起看上去有多傻、多無聊、多沒意義，或者有多大的矛盾。任何一個人他如果要挑戰中共現行的中共領導層的話，不是說挑戰中共的理論體系，而是挑戰中共的領導層的話，他都可以在中共的理論體系裡面找到支持他的理論根據。
毛澤東思想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奪權有理、造反有理，這是中共奪取政權的理論根據，也就是說中共建政，它是符合了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勝王敗寇；另一部分是繼續革命，就是以文革為典型代表。這兩部分是不同的，一個是打江山的合法性，一個是坐江山的合法性，它用繼續革命的理論代替了歷史上新王朝建立的時候必須要有的樹立君權神授的合法性，它也用繼續革命代替了現代民主社會合法性的來源——選票，它用繼續革命來做為它坐江山的合法性。
鄧小平理論有兩點，一點是用經濟發展來取代繼續革命理論成為政權合法性的新的來源，這是後來的「發展是硬道理」；第二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保持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說它用前者（經濟發展）來保證沒有人對後者（馬列主義）提出挑戰。這等於是一個交換，就是我給你過好日子，你別挑戰我的統治，但是這一點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實際上是把問題留給了後人。
三個代表就是對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否定，但是它卻不承認這是否定，它說這是發展，所以江澤民統治時期，中共的理論體系混亂是最嚴重的。因為如果你承認資本家是受法律保護的，那麼你就必須承認三大改造是錯誤的；如果你承認個人財產不受侵犯，那麼你就必須承認土地改革剝奪地主的土地是錯誤的。就這一類的矛盾在中共的理論體系裡面到處都是。
中共現在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它不去清算這個混亂自相矛盾的理論體系，那麼新的×熙來、×澤東和不知道會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利用社會上實際的社會矛盾，採取這個理論體系當中的某一部分作為旗號，對中共的統治者形成挑戰。這還不包括那些真正在推動民主自由的中國的健康力量。
如果要對這個體系進行清算的話，它立刻就面臨一個自身合法性的問題，因為中共現政權的權力來源歸根結柢是來自毛澤東的革命，後來的經濟發展和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它都是臨時替代品，是應急用的，用這些不能取代毛澤東革命所給中共政權帶來的合法性基礎，任何所謂的政改都沒有辦法來迴避這一點。
一種中共可能的做法就是逐漸淡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淡化不是否定。其實鄧小平當時也做過淡化，你淡化別人不見得就不會用，別人不見得不會去強化，因為只要你不去徹底否定，你就不可能避免別人去用。因為中共拒絕自己的合法性是來自神的，也拒絕把合法性交給人民的選票，因此對於中共來說，不是什麼理論準備不足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找不到統治的合法性來源，這是中共政權自身的內在死穴。不是說它不想改，而是不能改，它一改就把自己改掉了。所以我說真的要改也可以，那就是把中共給改掉、解體了，這是唯一的出路。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