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3日訊】“保衛民主基金會”兼職研究員、《失去新中國》一書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 ）：

“從良心犯身上大規模摘取器官在中國是怎樣發展的，為了將這一情況貫穿起來，我從2006年開始對醫療人員、中國執法人員和50多位來自勞改系統的難民進行了廣泛的採訪。根據我的調查和研究，中共從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是上世紀90年代末在新疆開始的。到2001年，這種行為擴大到全中國，而法輪功學員提供了一個更大且常常匿名的潛在捐獻者庫。”

然而我今天的時間很短。當我開始調查的時候，我也持懷疑態度，就像今天你們當中一些人可能的那樣。所以我不提供自己的結論，我請你們從我的證據當中得出你們自己的結論——12位證人，其中每一位都能填補器官摘取謎團的一個關鍵部分。吳弘達的研究顯示了，摘取器官的罪行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到90年代初，它就變成了一種系統性的行為，其中涉及到“器官捐獻”同意書和在處決地流動的器官摘取車。捐獻者是犯人。無論這些犯人是否在壓力下簽署了同意書，他們之前都按中國法律被判了死罪。

「我的第一位證人尼亞特‧阿布杜拉伊姆(Nijat Abdureyimu)，烏魯木齊公安局第一區特警，對我以上所述毫無異議。但他特別指出，到1994年，那些從事器官摘取的醫生已經越來越無所顧忌了。他的同事有一次聽到『像來自地獄』般的慘叫，從活摘器官的車裡傳來，感到很困惑。兩年後監獄的醫療主任對尼亞特坦承，從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現在已經成為了一種慣例。這些人常常是在手術過程中斷氣的。」

「我的第二位證人恩維爾‧托蒂(Enver Tohti)醫生，是烏魯木齊一家醫院的外科醫生。在他上司的指令之下，恩維爾在刑場上活體摘除了一名男子的肝和腎。

那個刑場通常是用來處決政治犯的。這名被處決的男子是長髮，而不是一般犯人的光頭。但以前一直還沒有完全可信的指控，說醫生活摘政治犯或宗教犯的器官，直到1997年發生了伊寧事件(Ghulja Incident)。」

「我的第三位證人是1997年在伊寧市一家醫院工作的護士，她形容那時有一所醫院都鬧得天翻地覆了：任何敢為維吾爾族抗議者治療的醫生都會被抓，維族醫護人員被隔離，漢族醫生給任何不幸成為第二胎的維吾爾嬰兒注射慢性死亡針。最後她描述了伊寧事件發生六個月之後，一個21歲的維族抗議者被一家軍醫院活摘了兩個腎臟。」

「這個時間點和我的第四位證人說法吻合。他是一名年輕醫生，曾經被要求給一間維吾爾監獄的政治犯們驗血，幫6個共產黨高官找健康的器官。」

「接下來的8位證人，我就略去他們的名字了。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被關在極為不同的幾處設施內。但他們都有兩個共同點：他們都是法輪功學員，他們都受到了非常相似的體檢。醫生都大量的給他們抽血，然後做X光胸部透視。之後做尿檢、做腹部檢查。大多數情況下，還會給他們做詳細的眼角膜檢查。醫生有叫他們做眼部追光檢查嗎？醫生有動動手指測試他們的周邊視力(peripheral vision)嗎？沒有。只檢查眼角膜。也不涉及腦功能。那些醫生只檢查那些可零售的器官，其他都不用。」

「我強烈抗議中共政府為這類檢查提供的那些所謂醫學解釋。否則為甚麼要對這幾千個法輪功男子和婦女做這些檢查呢？特別是對女性學員，常常還給她們配一個個人警衛，來避免(手術)中斷。為甚麼在給法輪功學員進行大規模的驗血之後，還要特別安排車輛將他們帶走呢?為甚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東方閃電(Eastern Lightning)』的基督徒、或西藏活動人士都受到了同樣的體檢呢。」

「我無法統計這些團體的死亡人數。但我估計2000年到2008年間，有6萬5千名法輪功學員因被摘取器官而殺害。鑒於我的時間有限，我要求你們把我最近在《國家器官》(State Organ)(本書清楚闡述了這個數字背後的研究方法)一書中的章節，以及《中共令人毛骨悚然的活摘器官》(China‘s Gruesome Organ Harvest)和《新疆程序》(Xinjiang Procedure)兩篇文章，一併歸入今天聽證會的檔案裡。任何看過這些資料的人都會很快明白明顯的一點：下令活摘政治犯器官的不是黑社會組織，而是那些越來越老的中共幹部。中國是一個監視國家，力圖監視那些黨員和軍隊。王立軍自己就曾獲得活摘器官方面的醫學創新獎。所以『黨中央』知道這件事。這是由國家運作的。任何一個讀者都會很快明白，為甚麼現在發生的『退出中共』運動，不可能是『改革中共』的運動。」

「但最終我所寫的和我的證詞還是無法給這12名證人帶來公正。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說，我所提到的這些證人中每一個人，都同意公開向這個委員會作證。」

「現在的事實是，這些證人們開始認識到集體敘述和公開事實的力量，特別是在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政府，讓事實透明化變得更加容易了。令人難過的是，從第一批指控浮出水面以來，六年來外界並沒給予甚麼支持。從那時開始積累了更多大量的證據，但我們的政府並沒做甚麼。所以我相信，一場悲劇正在上演，甚至就在今天的聽證會上。因為在最後的分析中，今天坐在這個席上的應該是這些證人，而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