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2日訊】一

近段時間，國內一些有識之士有關釣魚島「來龍去脈」的文字在互聯網上著實看到不少，讓人大長見識。特別是當最近又讀到胡平先生發表的文章《釣魚島為什麼在日本之手》後，似乎什麼都明白什麼都不用說了：這個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沒錯，可日本有些人之所以敢於說是他們的領土，我們又不能不承認「事出有因」，用胡平文章中的話說就是：「假如說中華民國政府還僅僅是默認了釣魚島不屬於中國，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乾脆是承認了。」

正因此，在有關釣魚島的領土之爭上才讓我們今日如此尷尬，如此難堪。

即使這樣，本人也還是不想完全「就事論事」；再說，這種領土之爭，是國家政府的「國是」，一個普通百姓實在沒資格隨便插嘴。

只是這些天本人一直在想，區區一蕞爾島嶼，幾個日本人要它幹什麼？就算像羅斯福總統當年所說的它可做台灣的屏障，卻未必可做日本的屏障啊。所以說，日本人想方設法、千方百計爭這個島嶼，100%屬於「意氣之爭」，說白點，就是有意在中日之間「挑起事端」，看你中國政府能怎麼著。

這樣一說，就涉及到另外的問題：有些日本人為何要如此「造次」，敢於向我「堂堂大國」叫板？難道就不怕我們真的要跟他們動武嗎？難道就不怕像我們有人在報紙上義憤填膺地吆喝要洗刷一個世紀的恥辱嗎？他們不知道，在有些中國人看來，今天的「大中國」完全可以把「小日本」給滅了，而用國防大學教授戴旭上校的話說就是：「它敢動手就干它。」

這是何等豪氣何等牛×啊。

可事情果真像有些人想得這麼輕巧嗎？也就是說，中日真的一旦開戰，我們就一定能洗刷一個世紀的恥辱甚至一定能滅了「小日本」嗎？本人倒是持懷疑態度。

說來也是巧了，前幾天無事翻看胡適80年前寫的一些「時論」，從當年日本侵佔東三省後胡適所發表的一些觀點中，我們似乎可以找到今天有些日本人之所以敢於挑起事端、之所以這麼有「底氣」、甚至之所以如此囂張的「根源」。

二

在這個世界上，相比較而言，如果要問中國人最痛恨哪一個國家，我相信，日本必定排在第一位。即使沒有南京大屠殺，中國很多人也還是恨死「日本鬼子」了。這一點，日本國民包括他們的子孫後代肯定不會糊塗。單從19世紀末的那場「甲午海戰」算起，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多次侵略中國，死在日本槍炮和刺刀下的中國軍人和平民更是不計其數。這種家仇國恨，豈是國家的一個「中日邦交」就能彌補得了的？據說今年是中日邦交四十年，可看看眼前的情形，就知道這個「邦交」對兩國的意義究竟有多大。

反過來，如果問日本人，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最不害怕哪個國家，回答估計就是咱這個最大的近鄰，否則，絕不會出現這種蕞爾小島之爭。

翻開歷史，自19世紀中後期「明治維新」後，日本就不把中國放在眼裡。這到底是為什麼？一提起來，有人就會「背書」似地說什麼，舊中國積貧積弱，當然不免受人欺負。可單單一個「積貧積弱」就導致如此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清末的中國再不濟，又能比「小日本」貧弱到哪裡去？

再說，中國真的就像有人所說的那般「積貧積弱」嗎？積貧積弱的意思是長期積累下來的貧困弱小，可中國不是這樣啊。唐宋元明不說了，即使到了清末，大清朝的國庫也並非一貧如洗，不然，慈禧這個老妖婆又哪來那麼多銀子去修建她的頤和園呢？就算是挪用海軍經費，說明當時畢竟還是有錢的嘛。如果再集整個國家的國力，更是可以說絕不在日本國之下。然而，中國在日本人眼裡就是「好欺負」。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你一讀歷史，一讀當年有識之士留下的文字就明白了，問題就出在一國之政治制度和一國之政府身上。政治不清明，制度落後，政府腐敗，對國民施行虐政，導致人民不僅不與政府和軍隊合作，甚至盼著外人把他們從虐政下解救出來。如此這般，你叫整個國家還有什麼人氣？整個國家沒了人氣，別國自然也就看不起你；若是再遇到像日本這樣侵略成性有狼子野心的國家，它就會欺負你，侵略你，根本不把你放在眼中。

周有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大和民族是一個喜歡向別人學習的民族。向中國學習了一千多年後，到19世紀中後期，發覺中國不值得學習了，於是就轉向西方，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明。說起來也奇怪，當這個蕞爾小國進行了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後，對它一衣帶水甚至做了他們幾百上千年「老師」的近鄰就再也看不上眼了。不僅如此，從看不上眼發展到蠢蠢欲動，最終動了虎狼之心，先是侵佔我東北三省，進而進犯全中國。

三

造成這種局勢，自然與侵略成性的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有關，但當年中國政府中國政治制度就沒有責任嗎？我們還是來看看胡適當年在文章中是如何說的吧。

從 1932年到1933年，就日本侵略中國，胡適寫了多篇時論。今天翻看這些時論，特別是讀到有些文字，仍有「親切」之感，因為胡適所指出和批評的有些東西，即使80年過去，仍無多大改觀。

從胡適有些時論中我們至少可以總結出如下幾點：

日本公開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並藐視中國，而中國當時政府領袖包括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也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中國軍隊和政府一樣腐敗，故對日本軍隊怕得要命，但遇日本兵侵犯，毫無抵抗，而且摧枯拉朽地潰敗；

人民受虐政之苦太甚，甚至不惜暫時求仇敵來解救他們。

先說第一點。胡適1932年10月25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發表了題為《中國問題的一個診察》的演講。胡適在演講中說道：「昨天報載日本齋藤首相發表談話，極端侮辱中國，說中國根本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談直接交涉。……仇人說我們不是現代國家，我們自己的政治領袖也說我國不是統一的國家。實在，我們七八十年來的努力，失敗在一點上，即是沒有達到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目的。」

很顯然，當時不僅日本首相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並極盡侮辱之能事，就是胡適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確實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而中國的失敗也就失敗在這一點上。換而言之，正因為當時中國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才被原本是我們「學生」的日本人看不起。

那麼不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標識又是什麼呢？這就是政治不清明，民權沒有保障，政府官員和軍隊將領腐敗，政府對人民施行虐政。1933年2月19日的《獨立評論》上發表了胡適《民權的保障》，文章開篇就引了楊杏佛先生幾天前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席上所說的一句很沉痛的話，這就是：「爭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裡還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這話確實很沉痛。問題是楊杏佛和胡適二位怎麼也不會料到，離說這句很沉痛的話以及發表這篇文章又過去了79年半，中國大陸百姓仍然在為爭民權進行艱難而不懈地努力，其中包括不惜被談話、被軟禁、被抓捕、被毒打、被判刑，甚至傳聞還有可能被活埋。也就是說，在西方，原本是十八世紀所做的工作，而中國人到了二十一世紀依然不能不做，甚至還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乃至犧牲生命去做。既是這樣一種情形，也就可以說，直到今天，中國仍然算不上一個「現代國家」。既然不是一個現代國家，又焉能不被像日本這樣有狼子野心的現代國家因看不起而所覬覦所欺負呢？

又因為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也就亂象叢生：政府不愛它的人民，人民也不愛他們的政府；軍隊不能保護百姓，百姓也不敢依靠軍隊。不論是政府官員還是軍隊將領，多是貪污腐敗。這樣，一遇敵人來犯，毫無戰鬥力，也就只好潰逃。在這方面，胡適的日記和文章中都多有記錄。

1931 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之後的第二天，胡適日記是這麼記的：

「今早知道昨夜十點，日本軍隊襲攻瀋陽，佔領全城。中國軍隊不曾抵抗。

「午刻見《晨報》號外，證實此事。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中日戰後（閔按：指1894年甲午戰爭），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這（樣）一個國家，事事落在人後，怎得不受人侵略！」

1933年3月2日日記：

「…… 晚上到張學良將軍宅吃飯，他說，南淩已失了。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

「我忍不住對他說：事實的宣傳比什麼都更有力。我們說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是事實，我們如何能發生效力？最後［好］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對他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法收回人心，什麼仗都不能打。

「……

「張將軍只能嘆氣撒謊而已。

「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裡，那得不亡國？

「十幾年前，我曾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今日之事，還有何說！」

再看3月4日日記：

「今日下午三時，在後援會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湯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歡迎敵軍。

「自朝陽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軍深入，真如入無人之境。……」

3 月5日又記：

「昨日進承德的日本先鋒隊只有一百廿八人，從平泉衝來，如入無人之境！」

別的不說，一句「人民歡迎敵軍」，該是怎樣的荒唐和悲哀！

128個日本兵居然有這種「威力」，說白了，正是當年中國軍隊、中國政府給的。一個國家到了人民居然盼望侵略者來，侵略者又怎能不囂張！這種國家又還能有什麼指望！

胡適不僅記了日記，在稍後的1933年3月12日的《獨立評論》上又發表了《全國震驚以後》。胡適在這篇文章中告訴人們，在日本兵眼裡，視中國軍隊為無物：

「南方同胞派來的慰勞抗日將士團的代表還在津浦車上，帶著一百五十箱的慰勞品，每箱裡裝著無數男女同胞的熱烈的期望！他們夢裡也想不到熱河六十萬方裡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內完全被我們的敵人不戰而得去了！他們夢裡也想不到孤軍深入的敵軍，一百二十八人，四輛鐵甲車，可以爬山越嶺，直入承德，如入無人之境！他們夢裡也想不到熱河境內的中國軍隊已開始總退卻，退入長城以內了！」

「我們的失敗是摧枯拉朽的失敗。」

「從這回的熱河事件，我們可以證明一件歷史事實：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敗，也不是有計劃的『無抵抗』，其實也是一種摧枯拉朽的崩潰。幾百個決死攻城的日本兵眼裡就沒有看見那二十萬的東北大兵。即使沒有那九月六日張學良將軍『不准衝突』的密令，即使沒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大兵也不會抵抗的，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就崩潰的。……日軍孤軍深入，絲毫沒有顧忌，正因為敵人眼裡早已不看見那十幾萬的正式軍隊，更不看見那號稱十幾萬的義勇軍。日軍一晝夜衝鋒五十英里，因為他們經過的是雖有人而等於無人的土地！一百二十八個日本先鋒衝進了承德，十幾萬的中國大兵就總退卻了！」

這種大潰敗的原因又是什麼呢？胡適在《全國震驚以後》裡有「總結」：「軍官的貪污墮落。朱慶瀾將軍曾說，『軍官有了兩萬塊錢以上的財產，決不能打仗了』。」又說，「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熱河政治之腐敗，人民之怨毒，是人人知道的。錦州失守後，北票朝陽已成了前線，而湯玉麟父子叔侄們還只用種種苛法剝掠這地方的人民，使人民天天盼望有人解救他們的迫切的苦痛。……朝陽一帶的人民，本有自衛的組織，抗捐至一年之久；後來因抗日救國的民眾團體的勸告，自動的把一年的抗捐全數補繳給政府！這可見人民真是好人民。但這種可愛的舉動絲毫不能感動那一群貪官污吏的天良；苛政苛稅借軍事而更加嚴重，竟使人民不能不暫時投入仇敵懷抱裡以求避免當前水深火熱的暴政。張學良將軍前幾天親對我們說，熱河人民因痛恨湯玉麟而痛恨一切抗日軍隊，所以丁春喜旅進入熱河，途中丟了兩個營長，大概是被老百姓殺害了。是的，熱河人民因痛恨虐政而痛恨一切曾庇護這虐政的更高當局，這是這回失敗的大原因。」

由痛恨政府虐政轉移至痛恨同樣腐敗的軍隊身上，以至於人民殺死自己軍隊的軍官，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這種國家的軍隊又談何戰鬥力？

四

好了好了，引了胡適這麼多文字後，似乎無須再說什麼。歷史，特別是近代史證明，被我們總是一廂情願而友好地稱之為「東鄰扶桑」、「一衣帶水」的日本國確實侵略成性。

日本今日雖不敢說仍存「亡我之心」，但對我確實有非分之想。可如果中國是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如果我們政治清明，官員廉潔，民權有充分保障，沒有那麼多貪官污吏，沒有那麼多社會不公，沒有強拆，沒有自焚，更沒有製造出那麼多上訪者，全國同仇敵愾，一個「小日本」還敢「亂說亂動」嗎？別說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固有領土，就算因種種緣故，導致有些「說不清」，他們也不至於像現在這麼猖狂吧。

所以說，還是胡適先生近90年前和近80年前有幾句話說得好：現在「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也就是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全國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國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動，用在口號標語式的打倒帝國主義」上（胡適《跋蔣廷黻先生的論文》，見《胡適全集》第21卷第61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既然是現在這樣一種「國情」，請問，中日真的一旦開戰，我們真能洗刷一個世紀的恥辱嗎？光會說大話沒有用。國情不好，還是想一想如何改變我們的國情吧，讓中國早日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然後再來說大話不遲。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