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1日訊】【導讀】真實的蔣介石雖然並非道德完人，也非聖人，然而卻不失為一個仁心有餘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偉人。他的一生時而波瀾壯闊，時而波濤洶湧。本來他完全可以引領中國人民走出受列強欺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不幸的是，由於邪惡至極的共產黨惡魔的強力干擾，竟致壯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陸中國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無法律保障，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的水深火熱，道德淪喪的罪孽深淵之中。

本書根據英美各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的相關二十餘部專著綜合編譯 ，著重參考了日本中日關係專家Keiji Furaya的經典名著《蔣介石：他的生活與時代》，張戎女士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辛灝年博士之《誰是新中國》和美國專家喬納森之《蔣介石大元帥和他丟失的國家》與《一個偉大的強國興衰史》，及大量相關專題論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雙方歷史檔案及精研蔣介石眾多演說，信件，日記的基礎上撰寫了此部宏篇巨著，內容詳實，論據充分，立論客觀公允，是西方包括漢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史和蔣介石的權威經典著作。書中披露的大量真實史實，對還原蔣介石和中華民國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接上期)

二十六 中共惡意製造南京事件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蔣介石將北伐軍分成三路重組，東路軍由何應欽指揮，從福建進攻杭州和上海；中路軍蔣親自指揮攻南京；西路軍由唐生智指揮，與剛從蘇聯歸國的馮玉祥合作進攻河南。

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發生反英示威，后演變成暴亂，要求英國歸還漢口租借地。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北伐軍攻佔英國漢口租借地，一月十六日英國九江租界發生攻擊外國人和教堂及故意縱火事件。二月英國代表奧馬利與國民黨部長陳漠經系列談判，簽定陳、奧馬利協議。(注一)由於英國政府自一九二五年始放棄了炮艦外交政策，因此英國政府作出讓步，同意將漢口和江西九江的租借地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份歸還中國政府管轄。(注二)

東路軍二月十七日攻佔杭州，次日進抵嘉興，三月二十一日一部分北伐軍乘滬-杭火車進達南島；中路軍沿長江兩岸朝南京進發，三月二十三日在程潛指揮下第六和第二軍進抵南京市郊；次日早上北伐軍進入南京古城，約九點，一群身著國民革命軍軍服的士兵闖入英國領事館開始搶劫，洗劫和射殺，兩個英國人包括英國領事受傷；美國和日本領事館亦受到士兵洗劫和盜搶；北伐軍士兵故意毀壞基督教教堂和院校建築，(注三)南京大學副校長威廉被士兵槍殺(注四)；一名美國傳教士，一名法國天主教和一名義大利牧師被殺害；結果引發英國和美國停泊在長江上的戰艦炮擊南京城，炸死二十四名士兵和十五名平民，炸傷七名士兵和九名市民。日本戰艦一反過去的侵略姿態，這次卻沒有參加炮擊。因為日本外長巴龍（Baron Shidehara）奉行中日合作政策；日本軍方譴責外長的軟弱政策，損害了日本的尊嚴，因而要求軍方撐控政治領導權，不久日本即採取了積極侵略政策。(注五)外國人對國民黨的敵意，由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北伐軍士兵洗劫南京英國、美國和日本領事館及攻擊和搶劫南京和上海全市外國人的財產而加劇。(注六)在湖南省，農民法庭遍地開花，例如，湘潭一家農民法庭處絞死地主和高利貸者，所有的基督教學校皆被強行關閉。(注七)

蔣介石聞悉南京事件彙報后，在南京碼頭停留指示程潛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並指示程潛查清是誰從中作亂。同時，他令何應欽、盧定平和程潛聯合負責南京的法律與秩序。隨後他赴上海。

中外報紙大宣染南京事件，說數百名外國人被殺害，謠傳北伐軍將洗劫上海國際區，搞得上海國際區的外國人人心惶惶。因此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召開記者招待會，宣稱他「保證對南京事件負全部責任，並已下令調查，將嚴懲任何涉案的國民革命軍人員」；同時蔣介石反對並抗議外國戰艦炮擊南京，「今日中國已不再是十九世紀的中國，使用炮艦將造成更大的傷害」，他說：

「西方列強無需在國民革命軍控制的城鎮使用軍隊或炮艦，因為我們保證完全負責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我們確實意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所有租界，但是我們將通過公認的外交途徑進行，而決不採用暴力或暴亂的手段，國民革命的目標正如先總理孫中山的遺願和教誨，乃是為中國的平等國際地位而奮鬥。」(注八)

程潛調查的結果認為南京事件是反革命為抹黑國民革命軍的名譽而製造的陰謀。另一些人則相信這是共產黨為羞辱蔣介石令其陷入與外國人糾纏不清的陰謀的一部分。證據表明后一解釋更接近事實真相。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張作霖的北京警察從蘇聯領事館中搜出的大量文件中，有一份與南京事件密切相關。那是一份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由駐華蘇聯武官執行。原文是俄文且大半內容已被焚毀，蘇聯政府試圖否認其真實性，但是依內部證據和當時蘇聯政策性質判斷，沒有理由否定該文件的真實性。該文件第五頁載明：「有必要採取所有的措施激發民眾反外國人……引導外國軍隊干涉內政，毫不猶豫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搶劫和歐打。為煽動可廣泛運用這些事件引發與歐洲軍隊衝突。」(注九)該文件第七頁寫道：「在指導這種反歐洲人的運動中，確保在個體外國列強之間存在相互敵意至關重要，孤立能夠在中國迅速投入大量陸地作戰部隊的日本尤其重要。為此目的，在任何示威活動中，有必要仔細地確保不要傷害任何日本人。不過，在煽動反外國人的運動中，將日本人分開，可能會製造不利的印象。因此有必要以一種反英運動的形式煽動反外國人。」(注十)其指令與南京事件驚人一致。英國人死傷最慘重，而日本人則最輕。

有理由相信共產黨人林祖涵和李富春在南京事件中伴演了重要角色（南郭注：現已確證南京事件、漢口事件、和九江事件等襲擊教堂屠殺外國傳教士，搶劫外國人的財產等惡性事件的泡製者皆是中共黨員林祖涵和李富春，他們執行了國產共際的策劃）。林是第六軍政治部主任，而李則是第二軍政治部主任；負責軍中的政治宣傳教育。那些在南京襲擊和搶劫外國人的並非所謂「反動派」或「反革命」以便詆毀國民革命軍的名譽，而是北伐軍第六軍和第二軍中的共產黨分子。英、美炮轟南京，是共產黨求之不得的，它能有效地強化民眾反外國人的革命芬圍，從而創造一種有利於共產黨奪取革命領導權的局勢。對此事實，梁啟超致令嫻女士函證實了共產黨的惡毒：「即如南京事件，思永來信痛恨美國報紙造謠。不錯，歐美人免不了有些誇大其詞。然而搶領事館等等，類似義和團的舉動誰也不能否認。（據說被姦淫的外國婦女至少有兩起）這種事的確是預定計畫，由正式軍隊發命令乾的。為什麼如此呢？就是因共產黨和蔣介石過不去，要開他頑笑，毀他信用」。(注十一)

二十七 共產黨陰謀操控反蔣運動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通過決議：積極努力發展國民黨左翼和左派黨外群眾組織，聯左打右。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中，將國民黨分為四類：左，中，右和共，取聯左孤中打右的策略。為了加強左派力量，共產黨動議呼籲汪精衛立即返國。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和中監委聯合開會決議應正式敦請汪精衛返國以加強國民黨的領導。

自汪精衛因中山艦事件出國后，蔣介石擔負起國民黨政領導之責。當蔣介石離廣州上前線時，蔣指派譚元凱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張靜江任中央執委會主席；譚是第二軍司令，是位科舉出身的學者，政治家和舊軍官。他是個過於慷慨寬宏大量的人，以致無法抗拒共產黨對他施加的壓力；張則是蔣最信任的朋友，也是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信任的人。鮑羅庭安排一群左派國民黨圍繞著他，領頭的是陪馮玉祥一道從俄國回國的徐謙，他自認是蘇俄事務專家，作為馮玉祥在廣州的個人代表，並作為中執委委員，徐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北伐軍攻佔武漢后不久，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決定遷都武漢。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克南昌一周后，鮑羅庭在外長陳漠，司法部長徐謙，交通部長孫科，財政部長宋子文，宣傳部長顧孟俞陪同下離廣州赴武漢。十二月五日，譚元凱和張靜江經南昌赴武漢。當他們還在南昌時，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庭組建了一個稱做聯合黨政會議，作為在等待在武漢正式設立國務委員會和中央執委會期間，黨政最高指揮機構。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通過決議：「中共應當運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強化在軍中的政治工作，現在許多軍官與國民黨理念毫不相干，為使其中立並將其轉變成真正的國民黨人（親共產黨的左派）有必要強化政治工作，並對他們實行嚴密監控。」

鮑羅庭試圖利用唐生智制衡蔣介石日益擴大的影響力和日益高漲的聲望。唐則利用鮑來增強自已的地位。兩湖控制在手，他已準備挑戰蔣的最高權威。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蘇軍事總顧問特魯尼（Teruni）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向鮑羅庭提交的報告中稱，譚生智拒絕派他的軍隊到江西，因為「此種行為將助蔣在江西打贏勝戰」。「唐不僅不希望蔣打贏，甚至希望蔣被打敗」。唐告訴蘇軍顧問：「蔣介石太疲憊了，他最好應當休息，既然他在江西不能贏得任何戰事，如果讓我指揮，我不但將拿下江西，而且將攻克南京。」唐生智還與孫傳芳和日本人聯繫，未經國民政府授權，唐要求蘇聯支持他武器，以便他能取代蔣指揮國民革命軍。唐還試圖組建保定系以對抗蔣介石的黃浦系。（注十二）

鮑羅庭設立聯合黨政會議，明顯旨在削弱蔣介石的權力。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蔣介石在南昌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身份召集了一個政治咨政會議，並通過決議命令解散在武漢的聯合黨政會議，決定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和國民政府總部暫時設在南昌。鮑羅庭則以聯合黨政會議的名義，在漢口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會議。因此，在北伐軍事行動的關健時刻，革命陣營卻分裂成武昌和南昌兩個中心。為努力解決分歧，蔣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專訪武昌，受到激動人心的熱烈歡迎。共產黨仍視他為領導中心，他們不想在此種局勢下進一步將蔣介石驅趕到極右派，鮑羅庭則是國民黨中的極端激進派。

蔣介石回憶說：「當晚在招待晚宴上我作了發言，鮑羅庭最後發言激烈批評我黨。要點是在革命陣營中有人試圖鎮壓工農群眾運動。他用各種方式羞辱和欺負我黨領導人張靜江，最後他警告我『蔣同志，你我共事已三年，你十分清楚，我們不允許那些反共，反勞工，反農民者在我們中間存在。當他講完后，我決意質詢他一系列重要論點，但主持晚宴的徐謙執意休會，而不予我任何提問的機會。次日當我見到鮑羅庭時即問他：『誰是軍閥？誰正在鎮壓工農運動？誰是削弱了黨的權威的領導人？他無法回答我。然後我接著說『你不應當毫無根據地叫罵指控他人。你是一個蘇聯的代表。你不應在國民黨中製造分裂。今日蘇聯已非三年前的蘇聯。今天蘇聯已是個強大的國家。的確，有人說，蘇聯代表另類帝國主義–紅色帝國主義。如果你是如此傲慢，象你昨晚那樣隨意指控，那麼你肯定會招致國民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的憤恨；如果你試圖利用國民黨玩弄詭計，那麼你事實上試圖壓迫中國人民。不是我們違悖了孫中山聯俄的政策，而是你正試圖毀滅孫中山之聯俄政策」。（注十三）

鮑羅庭對蔣的質詢沒有任何回應，蔣很快即感到武漢對他的敵意瀰漫，故於一月十八日回到南昌。對於蔣此次訪武漢，一位外國專家確有另外的說法：「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七日蔣介石抵達武漢，發表公開演說：反對帝國主義，包括俄國。由於其一系列擅自作為和反外國人的言論，使他失去了中央執委會大多數委員的支持。結果武漢政府停止支付維持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所需的軍費。迫使蔣在上海徵收特別附加稅，第一批徵收了三十八萬元」。（注十四）此種說法表明該專家其實並不真正了解事實真相，不過其提及之武漢政府停止支付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軍費的事實至關重要，軍隊無軍響，必然引起士兵要麼搶劫民眾錢財，要麼嘩變反叛，這顯然是鮑羅庭和共產黨變著法子逼迫蔣介石就範。對此喬那森寫道：「一九二七年一月日在與宋子文鬧翻后蔣不得不停止向軍隊支付軍響，而未清楚總司令的花費，蔣警告財政部長：若不能立即收到一百五十萬元，他將視為雙方關係的最後破裂」。（注十五）

一月二十七日經與譚元凱和戴季陶討論后，蔣說：「我希望黨和政府將一致要求終止鮑羅庭在中國的服務。我們不應過份注重外國人如何說我們，有關革命我們必須維護我們自已的獨立立場。如果我們讓象鮑羅庭那些欺凌的人主宰我們，那麼我們又如何完成我們自已設定的革命任務呢？」（注十六）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鮑羅庭和中共決定將反蔣運動公開化，以迫使蔣介石轉左。在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示威中，鄧演達發表反蔣演說（鄧是左派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其他親共政客，也紛紛譴責「軍事獨裁」；鮑羅庭和中共再三敦促汪精衛歸國以加強黨和政府的領導。二月底董必武在武昌主持的一個左派群眾大會開幕詞中說，開會的目的是挽救國民黨于軍閥統治。徐謙司法部長（激進左派），要求在國民黨中央和地方重組，讓共黨居重要職位，以便強加革命力量。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對媒體記者說：「所謂加強黨的力量，僅是反我的面紗，至於軍閥獨裁，我不知道那些詆毀我的人心中如何想的。如果是提北伐軍總司令的權力，那麼，我必須說這些權力雖然很大。。。是源自國民政府和中央執委會的特殊授權。」蔣指出「共產黨是反蔣運動的幕後操縱者，在廣東時共產黨即用同樣的手法無情地攻擊過一些國民黨要人，如今將矛頭指向我而已。我將不會再依賴蘇聯和共產黨」。

蔣介石這番話，使共產黨死了心。鮑此時施壓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中執委年會。蔣和他的支持者本應可以主張在南昌開會，但為示善意與妥協，蔣提議同意參會。潭元凱與其他九名委員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先抵漢口參加籌備會。蔣作為中央執委會主席，與朱培德因軍務纏身無法及時參加武漢會議。譚元凱提議會議推遲幾天，以便蔣、朱出席，但遇吳玉章、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反對。

結果會議由共產黨人和左派主導。三十三名委員與侯補委員出席會議，強行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取消授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緊急處置權；軍官任免權集中收歸國民軍事委員會；總司令對中央執委會負責；國共合作原則，共產黨被邀請作為中央和地方政府負責人的被提名人，因此，廢除了《清理黨務案》中有關雙重黨籍者不得擔任主要負責人的規定；蔣介石被假定已辭去中央執委會主席職務；此職被廢除，以免權力集中於個人手上；任何人未經外長授權，與帝國主義進行外交協商者，均開除黨籍；國民政府新增五名部長（兩名共產黨人）。中央執委會重組，九名委員二人是共黨（譚平山和吳玉章），同時譚、吳和林祖涵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亦即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恢復和重建了汪精衛在國民黨的權力，重組了所有的委員會，將權力重歸汪精衛。執委會通過了擴大與共產黨合作的決議（注十七）。

閉會後，中央執委會向全體黨員公告稱：目標在於制約腐敗和軍事獨裁，而不是針對任何個人或團體。的確，蔣介石的名字仍出現在中央執委會常委會，政治委員會，國務委員會和國民軍事委員會。吳玉章，林祖涵繼續攻擊蔣介石胡亂浪費軍費，鎮壓工農運動，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與北方軍閥勾結。（注十八）

一九二七年二月，蔣介石的衛隊一名叫「雙槍科亨」的美國保鏢前往美國駐廣東領事館，告訴他們說蔣介石恨蘇聯，與之合作僅是因廣東事業的成功絕對需要軍火財金支持。西方列強因不願親自介入中國內部政治紛爭故一直仍保持不冷不熱的關係。（注十九）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吳玉章在武昌主持一個反蔣群眾大會，鄧演達和郭沫諾的反蔣文章登載在武漢報紙上。此時鮑羅庭和共產黨開始泡製「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說是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注二十）然而，中共當局迄今公然欺騙國人胡說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大陸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公開持此謬論；作家餘傑胡扯：「在南方重組的新國民黨，其黨魁孫中山雖然是基督徒，但由於施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亦默許「非宗教同盟」的做法。」（注二十一）孫中山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去世，生前從未言及任何所謂三大政策，僅提及「容共」：『聯共』一詞最早出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陳獨秀汪精衛聯合聲明中。紙面上共產黨贏得全勝，蔣介石為北伐軍進軍上海和南京的軍務所困，不理采三中會議決議。國共兩黨爭奪上海的領導權已激烈展開。

注 釋

【注一】 George F.Botjer, A Short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一九一九零一九四九(G.P.Putnanis Sons, New York, 一九七九)p.六五.

【注二】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Transformation 1900-1949.(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九八)p.四四.prof. of Griffith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注三】 George F.Botjer, A Short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一九一九零一九四九(G.P.Putnanis Sons, New York, 一九七九)p.六五.

【注四】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二 April,一九二七. [四]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四三.

【注五】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七

【注六】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Transformation 一九零零-一九四九.(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九八)p.四四.

【注七】 Hankow, Herald, Jan 四, 一九二七. P.一二.

【注八】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八

【注九】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九

【注十】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九

【注十一】 梁啟超與令嫻女士等書（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

【注十二】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四

【注十三】 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日在慶祝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酒會上的講話

【注十四】 George F.Botjer, A Short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一九一九-一九四九(G.P.Putnanis Sons, New York, 一九七九)p.六六.

【注十五】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二三.

【注十六】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六

【注十七】 Wolfgang Franke,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一八五一-一九四九,(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一九七零) p.七四.

【注十八】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九

【注十九】 Harold R. 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八三,一九六一)p.二四五-二四六.

【注二十】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九

【注二十一】 餘傑「我們從哪裡步入了通往奴役之路？」

此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做了修改

（待續）

文章來源：百家爭鳴【郭國汀律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