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5日訊】1978年10月11日，全國總工會第九次代表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幾天前還是普通工人的曹志傑，不僅光榮出席了這次盛會，還破天荒地成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儼然一副政治新星的模樣。這一天，在主席團休息室，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找他談話，讓他擔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

我一直很好奇：聞知自己一步登天的那一刻，這個24歲的年輕人，有沒有發出人生無常、造化弄人的感慨？命運確實太神奇了，從工人到反革命，從反革命到死囚，從死囚到革命英雄，從革命英雄到政界新星，這種翻江倒海地獄天堂的滋味，別人可能一輩子都碰不上，而曹志傑僅在兩年半的時間里，就嘗遍了。

他本來就是普通工人，如果不是周恩來去世，如果不是政治勢力「四人幫」，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晚年路線遭到人們的反對，如果不是那場轟轟烈烈的「四五運動」，他可能還是他，一個普普通通的，至多比一般工人多點文化多點理論的工人。

1976 年，在當時的中國被稱為「道德楷模」的周恩來去世了，骨灰被他的夫人撒到大海里，有著良相情結的中國充盪著哀傷的情緒，不明事理不知大勢的「四人幫」，玩了點手腳，阻止人們悼念周恩來。在那個少數人開始懷疑「偉大領袖」是否英明無比的歷史時刻，在那個「文化大革命」受到普遍質疑的特殊年代，周恩來的離世，被各種各樣的政治情緒所籠罩。

這一年3月30日，還有5天就是清明節，當天中午，曹志傑和28個北京工人扎了一個花圈，列隊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天安門——這個最「高領導人」接受億萬人民「頂禮膜拜」的政治場所，在這個象徵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紀念碑前誦讀他們的悼詞，悼詞中，有「敬愛的周總理」，還有「披荊斬棘」、「血戰到底」。讀完之後，他們想將悼詞別在花圈上，可是，春天的北京風太大，別不住，只好將它貼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上。

在我們這個有著「春秋筆法」和「文字獄」傳統的國度，這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第一篇悼詞」，被掌權者理解成別有用心的政治圖謀，是對最高領導人的影射，是對「四人幫」的討伐，是對個別垮台政治家重新上台的呼喊，是對掌權者的大不敬。曹志傑離開天安門廣場不過幾個小時，他的上級就把他叫過去訓斥了一頓。這邊，他的事情還沒完，那邊，天安門廣場上，越來越多的花圈，不但將悼念活動推向高潮，還出現了「惡毒攻擊」最高領導人夫人的演講。最高領導人夫人惱火了，中央政治局開會應對天安門前發生的事情。清明節凌晨，廣場上的花圈一夜之間全部消失。

事情沒有到此結束，最高領導人發話了，他給中央政治局寫了張紙條說，性質變了。附和他的人解釋說，就是變成「反革命」事件了。先是戒嚴，后是清場，北京市公安局在短短的時間內抓捕了300餘人。曹志傑的噩運開始了，他在天安門廣場貼出的悼詞，是那段日子里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第一篇悼詞，被稱作「丙辰清明的第一聲吶喊」，聽不得這聲吶喊的掌權者把他也逮捕了，他的案件被命名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中的「一號案件」。

其實，他在公共集會場所的什麼「吶喊」，不過是一個公民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自由表達的權利，然而，掌權者可不這麼看，他們或者他們的部下，或者部下的部下，一合計，給他「判」了個死刑。要不是幾十天後突如其來的唐山大地震擾亂了掌權者的陣腳，以致擱置了他的事情，世間可能再也見不到曹志傑了。

不久，僥倖逃離死刑的他，又意外地摸到一個大獎。最高領導人去世后無人護佑的「四人幫」垮台了。他走出了監獄，逃過了「反革命分子」常見的劫難，他回家了。掌權者當中，要求對「四五運動」重新定性的聲音發出來了。

入獄兩年過後，當年組織人手逮捕他的北京市公安局，組織專門人員，進行了全面複查，結論是：除了幾個偷盜的毛賊之外，包括曹志傑在內的388人，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這年底，中共中央在「全會公報」中公開宣稱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是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平反開始了，他的那聲吶喊，由反革命行動變成了革命行動，這個沒來得及執行的「死囚」成了「革命英雄」，開始走向政治前台，迎接送給英雄的讚歌。

幸運的不僅是388個無辜被捕的「革命群眾」，在那個「平反」聲勢浩大無邊的歲月，執政黨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為千千萬萬「反革命分子」、「地主」、「富農」、「壞分子」、「右派分子」平凡昭雪，恢複名譽，落實政策。

在法律人看來，所謂冤案、假案、錯案，本質上都是錯案，所謂平反冤假錯案，本質上就是糾正錯案，所謂「落實政策」，就是將國家非法剝奪的公民的政治權利、人身權利還給他們，借用一個法律專有名詞，這叫做權利救濟。

平反冤假錯案，是有中國特色的權利救濟。就像一場運動，有時候表現為暴風驟雨，比如曹志傑深陷其中的「四五運動」，對這次事件的平反，不是通過一個又一個司法審查，而是通過執政黨的紅頭文件，一次性了結。

被平反的人，甚至於與平反無關的人，都對這場有中國特色的權利救濟運動熱淚盈眶。在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人們的激動，可能不是我們這些後來者可以體會的，平反冤假錯案對千萬家庭命運的改變，對中國歷史的走向，意義深遠，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稱頌」這場有中國特色的權利運動。

然而，放眼人類法治文明的歷史進程，用法治理想主義的目光，重新打量這場通過紅頭文件而非司法審查啟動的，自上而下的，有步驟的，有計劃的權利救濟運動，我們會發現，其中的歷史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所說的歷史局限在於，這場有中國特色的權利救濟，仰仗的是政策，而不是法律；靠的是紅頭文件，而不是司法審查。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沒有嚴肅的司法審查，就沒有嚴格的權利救濟，這是人類法治進程中一再被證明的歷史經驗。遠在八九個世紀以前，英國王室就下意識地使用了人身保護令。曹志傑出生的300多年前，英國就通過人身保護的法律，此後，在英美國家，一個身陷囹圄的人，一個被政府拘押的人，可以請求法官發出「人身保護令」，由法官在神聖的法庭上，對政府拘押他的行為是否合法作出判斷。

或許，曹志傑也產生過這樣的念頭，拿到中共中央平反 「四五運動」的尚方寶劍前後，他以「四五運動受迫害者公民起訴團」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有200多人簽名的起訴書，起訴「四人幫」，以及送他入獄的北京市公安局長。擔心他們的起訴打亂了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兩個高級官員把他們勸退了。

其實，真要是起訴，還沒法操作。當時的中國，沒有民事訴訟法，沒有刑事訴訟法，沒有行政訴訟法，你告誰？告政府還是告個人？你要求誰還你被剝奪的權利，再從經濟上補償你，賠償你？什麼都搞不清，一團亂麻。由此可見，面臨公檢法早已被砸爛的亂局，以執政黨的文件平反冤假錯案，可能是當時中國領導者所能想到、所能採用的最實際的辦法。

你可以說它是最好的辦法，也可以說它是最不壞的辦法。好在，這個辦法喚醒了曹志傑這樣的公民沉睡已久的權利意識。30年以後，曹志傑親筆撰寫了回憶「四五運動」的文章，字裡行間，不是個人命運的呢喃，而是制度設計的考量。

原標題：「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中「一號案件」始末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