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4日訊】這是我質疑《解放戰爭啟示錄》的第三篇文章。共產黨三年的擄掠叛亂，通過中共中宣部操控政治園丁（教師、幹事、評論員、記者）等黨的宣傳「喉舌」，用鬥爭哲學的政治宣傳畫眉、搽粉、塗口紅，說成「解放戰爭」，幹匪幫一般不幹的壞事：曲解事實，臆造歷史。

說中共暴亂奪權的目的，就是為了再造中國人，執行毛澤東的命令「將革命（暴亂）進行到底」。為達此目的，就必須讓中國人思想怪異：認猴子為祖宗、視神通為迷信等，所以就有了胡亂批判：醜化春秋的孔子，美化黃巢、李自成、紅軍的流竄等，人腦被電腦似地編了「恨禮教，愛中共」的感知神經、理智趨向、情感喜惡、意念志向，人一批批被再造成為「鬥為樂」的思想戰士：一聽誰說共產黨不好，如同聽人罵娘；批判誰，不針對觀點，見女人罵寡婦，見男人說太監，非禮「利劍」刺人心窩。《烏有之鄉》與「紅歌」都說這類話。

批判不求真理只為鬥爭，變異了古希臘由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接力承傳的理性批判傳統──經驗辯證，明辨矛盾，歸納定義，準確判斷，演繹推理，抽象論證，心繫美德，敬畏神靈，萬念歸一──的啟智明慧的沉思方法，被德國馬克思、俄國列寧、中國魯迅等人引導偏離了「小心求證，敬畏上帝」的思想航向：馬克思說「他就在地獄入口」，列寧不講道理和聲嘶力竭地批判科學家馬赫等，魯迅竭盡冷嘲熱諷，中國人在大陸學校就這樣學習帶著馬、列、魯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文字及其精神。領悟文字和精神，各人不同，有深有淺有正有邪，可通過崇拜毛澤東跳「忠字舞」和學「語錄」趨同了。

趨同後揚惡棄善：唱「花籃的花兒香」，忘了中共販賣鴉片的邪惡；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國軍被看成不抗日的武裝。史家、作家、作者、記者、教師持續宣傳中共紅軍匪幫的政治口號，習慣了做中共的政治傳銷員，至今大多數人還在一枕黃粱的夢境中。人信了中共，就選擇了被專制：被中共朝秦暮楚、顛三倒四的運動訓練後，耳朵、眼睛都給了中共，聽不得講孔子好，看不進說魯迅壞的文章，一聽「禮教」就想到「吃人」，一聽「革命者流血」就想到「國民劣根性」，恨給了「禮教」愛給了「中共」，黨成了爹媽成了老大，人一碰上中共、政府、軍警等政治事物，一聽批鬥、關押，心就中邪似的愛恨不由自主跟黨走了。

中共所說全面1947年至1949年之間的「解放戰爭」，其實只是引進蘇聯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政治宣傳，先黨雲人雲，後人云亦云，歷史這樣被篡改，人這樣被再造。中共喉舌說歷史，不能夠像中國編年史與紀傳史那樣客觀紀實（最初是當時、當朝紀實，哪怕被殺頭，即便被閹割；後來轉為隔代修史，正本清源，比如清朝為明朝冤案正名）。如果秉筆直書中國漢唐到明清、民國的歷史，中共暴政統治將比秦朝還短暫。所以中共篡改歷史延續其統治。

中共完全根據主觀需要，隨意評述和批判歷史事實。比如考古在某地發現了石器和猴骨，史家就是記下這兩件事；或者先記下來，後說自己的一家之言，比如「太史公曰」。中共史家郭沫若等則把自己當成比皇帝還有權的神，直接先評判這是什麼猿人、古人、今人，而後就推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等生產方式，不合乎這些評判的史實就剔除或隱匿。

中共史家大嘴最雷人，卻都在說黨話。中華民國1947年憲法第138條明文規定軍隊國家化：「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中共公然拒絕退出軍隊，所以退出國民製憲會議而打內戰。王樹增不考證中華民國憲法，卻「考證」到當時土改的一份檔，上面寫有「一視同仁」分地給「國民黨軍隊服役」的人。這樣考證可以說美國的軍隊是民主黨的。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論原始社會的組織，加入印第安人部落氏族長久生活。王樹增，還有更有名的何新，這兩個大文革時代的紅衛兵講歷史，把黨史書上和中共的宣傳話語當真的訛傳。

中共山寨國這個共工氏新酋邦，說歷史就是批判史實，「黨喉舌」說謊話給「黨耳朵」聽，製造「黨心臟」。王樹增說「共產黨為老百姓具體地解決了土地問題，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窮苦農民信任共產黨，願意跟黨走。」完全就是「黨喉舌」之語，跟錄音一樣純屬宣傳。

我在農村當知青的時候，起初跟農民說話，全是王樹增這種宣傳話語，中老年農民在公共場所任我說，對面而過時用一種憐憫的神情瞅我一、兩眼。後來在一個只有兩人車水的場所，一位中年農民跟我說：報上書上說的是假的，共產黨來農村依靠的都是二流子，工作隊帶著槍支持他們，搞什麼運動你敢不參加，不跟他喊口號，除非你不想活了。我由此被驚醒。

知曉共產黨建立的是山寨國，軍隊支持二流子逼本分農民幹壞事後，再來看淮海戰役。王樹增所說「國民黨的行軍日誌」、「被圍住的國民黨集團軍」、「共產黨的部隊」，這三個片語把國共跟軍隊關係說成一樣。可是王在演講中又說國軍服從的是長官不是國民黨，這說明國民黨沒有「黨指揮槍」的軍隊。民國也沒有規定國民黨一黨專政（領導）的憲法。臺灣民進黨陳水扁當總統，一樣統領民國軍隊，軍隊和國家都不屬於黨。「黨喉舌」無視這些事實。

現在我們漸漸清楚了：中華民國政府軍隊內部有蔣、李、唐、閻、黃等各系，像南宋的岳家軍、韓家軍等，軍隊由將軍、元帥帶，作風不同，卻都是國家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列邪教為靈魂的外國組織，要「解放全人類」而再造「把一切獻給黨」的新人，必須有黨的軍隊。共產黨不僅有不屬於國家的軍隊，就連它掌控的地區的人民，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屬於它的。

由此可知：江蘇、河南、山東，約590萬老百姓推小車、挑擔子走小路連夜支前，是不由自主。所謂「解放戰爭的最大啟示，就是共產黨人始終要站在大多數人的利益一邊」，是撒了60多年的欺世謊言。所以才有現在「黨員貪污受賄的現象屢屢發生」。「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並非遺忘了，而是從來就沒存在過。暴亂勝利主要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失誤和蔣中正對中共太寬恕，跟什麼「人民選擇」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本分人是被迫，二流子或許是選擇。

王樹增所說國民黨被俘副官「提的箱子裡都是金條」，共產黨的幹部魯瑞在撲克牌背後用鋼筆留言：「我是淮海人，我要在淮海戰役中貢獻自己的一切。」這種隨便舉例，根本不是實證，更不是鐵證。「都是金條」的提箱有多少，比例？魯瑞的留言有無雷鋒日記之嫌？

王樹增從毛澤東為郟縣縣委題詞「站在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居然推論出：毛親自到郟縣身當時的縣長籌糧，還想像出毛說了：我把郟縣拿下，你給我弄三天的糧食。天，郟縣在河南，毛澤東在陝北流竄，怎麼能夠親自去郟縣籌糧？這個王樹增，跟何新一樣真敢說。不知道是把共匪的哪位將領的事，移花接木給了毛澤東。不過王樹增說郟縣籌糧，不經意地披露了中共1947年到1949年三年暴亂的殘酷掠奪性：為奪一縣城，共軍吃光這個縣，百姓吃觀音土。這驗證了在中國傳天主教的比利時神父1952年在《內在的敵人》一書中說的話：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不是人，是活閻羅。可以說，中共從沒為勞動人民打過仗。常識告訴我們：勞動人民靠勞動吃飯，不靠打仗活。中共戰爭是掠奪，是大陸青天變紅天。

中共紅歷史、紅黨史，凡評判話語，諸如土地革命、長征、解放戰爭等，都不是歷史事實。總之，中共史家寫史如同寫小說，卻離經叛道教人背離學斯文、敬天地、奉聖賢的禮教天命傳統，以馬列鬥爭哲學的「人民」、「革命」等政治名詞隱瞞真相、曲解史實。比如孟良崮戰役。共軍驅趕周圍數縣的地主、國軍家人的親屬，裸體上山消耗國軍的子彈，共軍躲在後面推進陣地。這樣的真相一直被隱瞞著，到底被隱瞞了多少，還不知道。曲解史實就是蓄意和惡意批判歷史上一切蓋棺定論的人和事，比如孔孟聖賢，嬴政暴君。中共史（作）家敢於不考證，憑著大膽和隨意舉例（甚至虛構）把中華五千年是非、善惡、正邪完全顛覆。

這樣做的後果是：讓現在70歲以下的人幾乎都跟五千年的歷史傳統斷了根，思想、情感和意志全陷在黨文化的泥潭裡。中華五千年，和平歲月不爭鬥。沒有國教，所以沒有思想和信仰的異端或異教審判，舉國宣導善良，中國父子、師生、師徒，純善即真即美。從炎黃到清朝，歷朝都主要以德（禮）治國，官民都在家庭和行業中修行，只是越來越不修了。

批判的審判之風，源於西方中世紀，成為信徒、教徒的公民，有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什麼話只要法律沒限制都可以說，所以尼采敢喊「上帝死了」的口號，批判基督教。這種心不正的不善批判居心叵測，即假即惡即醜：法西斯黨、納粹黨、共產黨，所幹壞事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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