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30日訊】 埃及大選剛剛結束，看到廣場上民眾在跳舞歡唱的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中國。201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大事件，正從不同的方向指示著中國的未來：從目前這種潰而不崩狀態走向沙礫化。

「潰而不崩」一詞，我早在2003年《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及前景》一文中指出，意味著社會潰敗在道德、政治、環境生態等各個層面都在發生，但還剩下政治強權這一整合功能。政治強權有如建築材料中的劣質水泥，對一盤散沙式的社會成員即「砂礫」起粘合作用。所謂「砂礫化」，就是社會在缺乏自組織能力的情況下，先面臨道德秩序之崩解，繼而在強權日漸瓦解（即政府的政治凝聚力與組織力逐漸喪失）時的無序狀態。它不同於孫立平曾說過的「碎片化」，因為在「碎片化」的狀態下可能還會存在一些地方（大的碎片）有自組織能力，有社會重建所必須的環境支撐力。但只要中共還能將這種潰而不崩的局面維持五到十年，並竭盡全力將中國民間的一切自組織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國的結局只能走向砂礫化。

一、薄熙來事件顯示中國政治精英集團缺乏凝聚力



薄熙來在重慶的作為，無異於分茅裂土的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向天子權威挑戰，這說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嚴重弱化；處理薄案過程中的高開低走，從以路線鬥爭開局到以薄妻谷開來殺人為名定罪，說明形式上的最高權威胡錦濤受到各方勢力掣肘；權鬥方式前所未有的怪異，除了高層內部過招之外，還得通過各類外媒輪流放風向黨內高層的對手施加壓力；制度資源上處於下風的周永康在河南未當選十八大黨代表，卻在新疆怪異當選。以上種種說明，胡錦濤這位總書記在中共高層中缺乏凝聚力，政治局九常委不僅各有盤算，也各有自己的「政治領地」。

權力鬥爭只會有兩種結局：1、將一方鬥垮，清除異己，形成新的凝聚力，通過政治組織重構變得強大；2，雙方平手，這種情況下的和局只是暫時的，鬥爭還會在新的條件下繼續展開。目前佔盡制度資源優勢的胡溫，如果聯起手來還不能清除異己，十八大之後高層的權力鬥爭會繼續下去，而且很可能不在制度框架內進行。這種情況會加深中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但由於中國民間自組織力量非常弱小，無論是主張漸進改革者還是主張革命者，都未準備好，中共高層的矛盾與內鬥並不意味著在野者的機會。

二、「棄船意識」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共識



多項調查表明，中國60%的經濟精英已經或正在辦理移民。在政治精英內部，「裸官」現象獲高度認同。2010年是中共政府宣示的「痛治裸官年」。那一年的2月22日，國家監察部網站發佈《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監管裸官」首次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被提出。3月召開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公開向媒體披露：從1995年到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5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頒佈施行。廣東、湖南、深圳等地也裝模作樣地頒佈了類似規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國外的官員不許再在機構中擔任一把手之類。但到了今年2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中國法治藍皮書》，其中的分報告《「裸官」監管調研報告》指出，有38.9%的公職人員認為配偶、子女可以擁有外國國籍。在「兩會」上，作為2010年「兩會」最大成果的「痛治裸官」議題更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官員群體對「裸官」現象的高度認同，源於其深刻的政治危機感，也說明「棄船意識」已成為官僚集團的共識。中國近年的所謂經濟發展是竭澤而漁，金（地下礦產）、木（森林）、水（河流湖泊）、土（土地）不是被掏空、砍光，就是被嚴重污染，換來的金錢主要集中在5%的權貴富人手中。如今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都爭相移居海外，數年後，中國可能只剩下滿目瘡痍的破碎山河與遍地窮人。

三、政府對發展經濟已經黔驢技窮



如果還有人寄希望於政府救經濟，不是蠢到家，就是在幫助政府騙人。最近幾個月，中國經濟的壞消息接踵而來，即使一些平常對中國經濟非常樂觀的人現在也開始擔憂。為了拯救經濟，國家發改委悄悄批項目，重拾2009年政府投資之故智。

中國政府2009年投入五萬億（加上地方債務20萬億）拯救經濟，並未將中國經濟帶出低谷，反而造成一系列問題。因為由政府擴大貨幣供給造成人為的經濟擴張，短期內可以降低失業率，增加產出，但這個過程是不可持續的，從而這種繁榮也是不可持續的。我在「公共投資的悲劇」一文中已經指出，政府投資（即公共投資）過度擴張，除了給官員們提供一輪瘋狂洗掠的機會，還會導致產業結構更加扭曲。2009年政府投資的嚴重後果是由全民買單，中國人不得不承擔更重的稅負、持續的高通脹與世界上最昂貴的房價。今年的2.0版4萬億走的不過是2009年老路，當然不可能成功。經濟發展一旦停滯，中國政府將失去穩定社會的最後一張王牌，既無法穩定社會，也將喪失對統治集團內部的最後一點凝聚力。

四、西藏、香港的社會怨恨日積，離心趨勢日強



北京對西藏宗教文化與語言的壓迫，是2009年以來37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根本原因。西藏人自己總結說：「雖然每個例子都有不同的導火線，但基礎是一樣的：當對自由的掙扎超越了對死亡的恐懼，他們選擇以死亡抗議中國政府對藏人精神自由的壓迫。」

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不滿近年來與日俱增。政治上，北京不斷加深對香港政治的干預，導致香港大陸化現象日益嚴重，言論自由漸失，集會自由受到警方嚴重干預，香港行政當局對北京彎腰的姿態越來越低。經濟上香港情況也日益惡化。自2009年以來，香港失業率與房價同時飈升，隨著房價上漲，貧富差距拉大，香港700萬人當中，約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相對貧困中，香港已成為亞洲發達經濟體中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一連串官商勾結醜聞成為不滿情緒的催化劑。從去年港大民調表示不願做中國人，直到今年與大陸人發生衝突唱蝗蟲歌，再到今年六四天安門事件23週年抗議，最後演化成對湖南邵陽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事件的抗議。李旺陽這位此前不太有名的異議人士能牽動一場香港的政治風暴，完全是香港多年不滿北京控制香港導致香港大陸化的一次總爆發。

新疆維吾爾族的反抗與上述兩地抗議的同時發生，無論是對腹地還是對邊陲，北京都已喪失政治向心力與凝聚力，只剩下暴力維穩手段。不可能設想，當暴力手段難以為繼之時，這些地區還願意留在中國這個「國家共同體」內。

五、中國政府已經放棄對社會的正常管理



由於食品安全與環境安全是所有社會成員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政府以前至少在口頭上還表示要盡責，但今年對環境安全與食品安全卻以一種非常怪誕的方式應對這些問題。引起國際社會哂笑的就是今年6月初中國當局要求外國駐中國使領館停止發佈駐地的空氣污染監測結果，認為這是干涉中國內政。如果說這一干涉內政的抗議在國際媒體間造成逗樂效應，我卻看到另一危險信號：即中國政府已經不再有履行任何政府正常職能的願望，只剩下維持（暴力維穩）與粉飾（控制言論並將範圍擴大到外國）這兩大功能。

按照目前這樣的走勢，中共這種自利型政權是無論如何也難以長期維持。但一個社會要通向民主化，必須依賴政治共識、民族認同、對道德秩序的共識，還要有一個為社會共同承認的精英群體領導這一過程。目前中國有精英群體，但卻不為社會共同承認。其他三個基本元素的重構可能還看不到，如果中國的知識人堅持「不冒犯官方意識形態，不挑戰官方的政治正確，不挑戰官方的合法性」，維權者堅持「中央政府好，地方政府壞」，自由與民主不會從天而降。

中共自利型政權難以長期維持，如果中國民間堅持「不冒犯官方意識形態，不挑戰官方的政治正確，不挑戰官方的合法性」，那麼民主也不會從天而降。中國可能會走向軍人政權。這種情況下，還能代替文官政府管理社會的，必然是軍政府或軍人政府。他們離權力最近，也最可能充當一個「砂礫化」社會的強力粘合劑。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