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7日訊】共黨財政部在六月十四日宣布，將在六月份向香港發行二百三十億元的人民幣的國債，同時還做出了個推銷計劃，打算向香港的機構推銷一百五十五億，期限是三年到十五年不等；向香港的市民們推銷五十五億，期限是兩年，剩下的二十億是向國外的中國銀行分派，打算讓海外的華人們也買國債，但是沒說期限是多少。
看上去共黨打了個不錯的小算盤，香港回歸了，那麼香港的機構和市民們就應該和共黨政權是存亡與共，用世界流通的港幣去購買既不能流通，又大幅貶值的人民幣國債。華人遍布世界融入不了當地主流社會的華人也不少，共黨花點錢、給點利益，再說上幾句不三不四的好話，於是親共團體就成立了。
海外的華人是五、六千萬，推銷國債的任務是二十個億；香港的人口是七百萬，推銷的任務是二百一十億，這就簡直不成個比例。香港人均是三千塊錢的國債，而海外的華人人均是四十塊錢的國債，這隻能說明共黨的黑勢力已經滲透了香港，但是仍然無法滲透在各國的華人社會。
各個國家的政府都向自己的國民們發行國債，為的是集中民間一時用不著的多餘的錢，用在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項目上，銀行這種機構的出現，其目的就在於此。在民主法制的國家，實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銀行是私營的金融機構，政府的運作完全是依靠著稅收。
每當政府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環境衛生方面的建設時，政府就發行國債，發行了國債，就等於政府背上了債務。國家、省、市共三級政府都是民選的政府，所以每級的政府都對人民負責，政府不願意負債，但是政府的職責所在，該政府做的事，政府又必須去做，所以發行的債務通常都是一年、兩年的短期債券。
也就是說在這屆政府的三年或四年的任期之內力爭還清債務和所許願的利息，盡量不給下屆政府留下批評和指責本屆政府的口實。卸任以後無論再去做什麼，也就心安理得了。
說起中國的官場也是歷來的如此，無論過去是做知縣的，做知州或者是做知府的人，在任滿離職之前都必須和接任的新官進行交接，其中的項目之一就是債務，新官來接任，但是不接任何的債務，離任的官員必須千方百計甚至還要拿出自己的俸銀去賠補空缺，直到財政平衡他才可以卸任，新官才接任。
至於民間商務上的借貸早就開始了，在宋朝的時候民間就流行著一句話是，銀子這種東西是喜動不喜靜的，一個人把多餘的銀子存了起來，那就一定會有人因為急需用錢而發愁。直到了清朝，民間才出現了錢莊，也就是現在的銀行，但都是私營的，清朝政府沒有開設過銀行。唯有共黨，進了城就開銀行，所謂的四大銀行全是國有銀行，其實就是黨有銀行，壟斷了所有的資金，黨庫國庫不分，國庫就是黨庫。
中國人從來是節儉的，無論收入多少，總是會盡量的存下一點錢，為的是預防生老病死天災人禍。另外中國大陸的人民從來也沒有享受到過國家的福利和社會的保障，把錢存入銀行，又從來是低利息的，銀行又在共黨的控制之中，實際上就是人民把省吃簡用積攢下來的一點錢全部的交到了共黨的手裡，任由共黨隨意的支配和動用，所以共黨就不應該發行國債。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黨對農工商三大業實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搶劫以後，共黨從一無所有的窮黨一下子就變成了全大陸唯一的大地主、大工商業主，全民一片赤貧，整體的淪落為共黨農奴和工奴。
共黨還擔心有人把錢藏在家裡，沒有存進共黨的銀行，於是發行國債，但是那個時候，把國債叫做公債，都是五年十年、甚至十幾年的長期公債。一場反右，一場大飢荒，接下來的是一場文化大革命，使得多少當初買的起公債的是家破人亡。
文革中的大抄家運動，普遍的被認為是共黨在搶劫了農工商以後，又掀起了另一次對民間私人財產的掃蕩式的搶劫。共黨賣出去的公債券，又被共黨搶了回去，公債到期以後，真正能夠收回本息的中國人實在是不多。
同時公債也並沒有發展中國大陸的經濟，否則共黨就不會在文革后提出改革的口號，這就是說五十年代共黨賣出去的那筆公債是不了了之了，接下來就到了八零年初，共黨又發行了國庫券，國庫券的推行，帶有政治動員的性質，但是基本上還是本著自由購買的意向。
因為共黨知道，一場文革，國家窮了，人民是更窮。連續幾年的推銷國債，直到了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自從發行了國庫券，人民總共購買了六千億國庫券，錢到哪兒去了呢？共黨官員們和高幹子弟們成為了鄧小平的「先富裕起來的那一部份人」。
隱隱約約的還能記得，應該是一九八九年的軍費開支是二百四十三億，二十五倍於二百四十三億的國庫券被貪污了。到了九十年代推行國庫券就帶有強制性了，按比例從工資中強行的扣除，對於這一做法，體制內的學者也認為這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不如此就無法償還到期的國庫券的本息。其實這就是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證明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始終是在負債的情況下運作著。
印刷新鈔票造成人民幣貶值，物價攀升不是從本世紀開始的，而是從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但是由於共黨們貪腐的胃口是越來越多，每年新印刷出來的巨量新鈔票，根本就抵消不了每年幾千億的財政赤字，於是北京模式的怪胎就形成了。鈔票越印越多，國債也越積越高，捲款外逃就成為了共黨這二、三十年的新時期的中心任務了。
外逃是容易的，捲款出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人民幣不是世界流通的貨幣，幾十幾百億的卷出境外不過就是廢紙一堆而已。從中央級、國務院級到各地方大員們設在瑞士銀行的五千個賬戶上看，都是多少億的美元，就連捲款逃到了非洲、南美洲小國躲藏的臟官們，也都把錢換成了美元、加元、歐元、英鎊、澳元或日元。
把人民幣換成外匯就是一項極費波折的過程，香港就成了重要的一步，髒錢直接進入了香港，換成了港幣，再換成外幣，然後再寄往某國的某銀行某賬戶，或者就是經由澳門的賭場，再進入香港，尋找關係再去寄往國外。
共黨在香港推行人民幣業務，嘴上說的是要把人民幣推向國際成為國際流通的貨幣，其實共黨知道這是根本就可能的事，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以香港作為贓款外逃的中轉站。
一年多以前共黨已經向香港的市民們發行了六十億的國庫券，香港市民們用國際流通、又貨真價實的六十億港幣買走了共黨印刷出來的國庫券。共黨是一分錢沒有花，但是六十億的港幣卻被臟官們捲走外逃了。
古人說：得意不可再往。共黨不懂，一次的欺騙成功了，就想著第二次第三次。果不其然，這次的胃口就更大，從六十億變成二百一十個億。根據美元與港幣的兌換率，這就是三十億美元。不知道進入了哪個國家的哪個銀行里去了。
那麼二十億發往海外華人的國債用共黨的話說是作為一個試點，試探一下海外華人社區中親共團體是否上鉤，是否向香港市民一樣容易上當受騙，如果是的話那麼就空手套白狼，白白的得到兩三個億的美元、歐元，如果套不來那就再想辦法。
在二零零九年，共黨鼓動了一批國企到西方的股市上去圈錢，就在當年有在美國上市的國企就被起訴欺詐；二零一零年這個被欺詐的數字就上升到了十家，這還僅僅是在美國上升的國企；到了二零一一年這個數字就又上升到了三十九家，這還僅僅是在美國上市的國企。在加拿大，在歐洲，在日本上市的國企又有多少被控造假、謊報、欺詐。
我永遠忘不掉二零零九年初的一份報告的內容，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十六天以後，海內外的中國人捐助的人道善款的總數是四百四十億人民幣，而七個月之後的調查發現，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被共黨層層狗官們貪污了，至今很多同胞們，只要提起這件事就對共黨的這個政權，這個體制痛恨的掉眼淚。
國家和人民被共黨領導的是多災多難，同胞們是義不容辭的捐助善款是為了救災救難。而共黨們是坐地發財，大發國難財。金融風暴發生以後，共黨做出了一副救世主的嘴臉，要去拯救全球的經濟，歐洲發生了債務危機，共黨又擺出了一副拯救歐洲的嘴臉。
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清楚的看到，中國大陸的金融風暴比全球的金融風暴早發生了一年，中國大陸的債務危機比歐洲的債務危機，早發生了十幾、二十年。在世界各國，無論是發生了金融風暴還是發生了債務危機，這些國家的人民仍然在享受著國家的福利和社會的保障的項目。
而唯有中國人不但承受著金融風暴、債務危機，還要承受著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不但享受不到任何的國家福利社會保險，還要被共黨以各種名目搜刮錢財。新聞報道中說，希臘這個國家全年的GDP總值是全部國債的百分之二，國家的破產已經成為了定局；西班牙的情形比希臘好一點，但也好不了多少。
經濟學家們分享，通過融資或許還不止破產，但是兩國的人民卻是不間斷的上街示威抗議甚至還發生暴亂，指責政府無能，打算消減人民的福利項目，這已經成為了全球每日新聞中的一條新聞了，引起許多人對此的評論。
而普遍的看法是在高福利的社會當中，就造成了一些人的懶惰，也造成了一些人的不足，既不想工作，又想享受更高的福利，創造不出更多的社會財富，當然就無法維持高福利待遇。可是享受慣了高福利的人又絲毫不願意讓自己既得的利益受到絲毫的影響，靠著借錢和舉債維持高福利又能維持多久呢？
於是就有人說這是政府把人民給慣壞了，也有人說這是民主制度的弊病，在民主的政體之下，人們說什麼都可以，有人或許不同意這些說法，但是人人都會尊重別人說話的權利。
本人作為中國人就不得不聯想到中國大陸和大陸上的同胞們，共黨從來沒有給過中國人任何的福利和社會的保障，所以這就不存在共黨政權是慣壞了人民的問題，反而是人民慣壞了共黨。共黨運動人民幾十年，享受著特權，共黨屠殺鎮壓人民，既不認錯也不認罪。
共黨幾次的大搶劫，搶走了民間的私人財產，又搶走了集體財產和全民所有的財產，中國人憤怒但是容忍了，共黨是又扒房圈地抄家，從私人的口袋裡詐取錢財，去買國債。中國人抗暴維權，但是共黨已經是好不在乎了，共黨們紛紛的捲款外逃，躲到外國去做富翁，也沒有見到有中國人出來阻擋一下或者是抓獲他幾個。
三十年間，共黨給中國大陸搞出了九十萬億的國債，還有中國人跳出來喊叫強大和自豪，共黨印出了八九十萬億的新鈔票，還有中國人搖旗吶喊騰飛和驕傲，共黨當官們在國外是一拋千金的買奢侈品，還有中國人到處宣傳中國人都富了。中國人忍受著失業無業和高物價，看不起病上不去學，還有中國人喊叫中國人民幸福了。
百分之四十的中國人生活在共黨規定的貧困線以下，還有人說中國大陸強大盛世了，近期還有人提出要中國人提高對腐敗的容忍度，中國大陸已經全面的破產和崩潰了，說這種話的人就是在縱然共黨們刮地三尺撈取最後一桶金，然後外逃。
剛剛結束的在墨西哥召開的二十國峰會上，共黨許願借給歐洲是四百多個億的美元，就有中國人擺出來一副已經闊氣的不耐煩了的口吻說，這是小錢不算什麼。四百多億美元摺合兩千多億人民幣，這筆錢是足夠中國大陸上全體青少年們免費受教育一年的開支。
歐元區各國的青少年們都享受著免費教育的福利，中國大陸的青少年們卻沒有，共黨拿著窮人所交的稅款去幫助富人，其實是在給共黨自己買面子。歐洲債務危機，難道中國大陸的債務就不危機嗎？中國大陸現有的債務已經是GDP的四到五倍，印刷鈔票的數量已經是年GDP的四倍到四倍半。
近來有不少五毛們說，海外民運人士是逢中必反，其實這是共黨反華謬論的翻版。民運人士反的共黨的禍國殃民，例如近期就有報道說，共黨自二零零一年提出對農村小學校實行撤點並校至今，十多年了，造成農村小學的數量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學者們的調查數字表明，兼并學校以後學生上學的路程平均增加了四公里多，寄宿學校的條件極差，收費高，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學校的教學成本提高了，但是又得不到經費，於是教育的質量就大幅的降低，地方政府不願意改善教學的設施和教師的配置，致使小學校逐漸的萎縮，走向自然的滅亡，直接的嚴重後果那就是農村學齡青少年的輟學率明顯上升，文盲半文盲的現象是依然普遍存在。
孔聖人是中國人，兩千五百多年後的中國教育狀況竟然是這種樣子，任何一位有良知的普通人都會感到痛心，痛心中國大陸農村的孩子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這不是反華更不是反中，政策是共黨制定的。多年來耽誤了多少的人才，反共那就是應該的，更何況共黨六十多年來一直實行的是愚民的政策，與中國歷史上始終堅持實行的啟發民智的做法是背道而馳的。
在中國大陸的一切都已經破產和崩潰了的今天，固然罪魁禍首是共黨這個團伙，難道作為普通的中國人就不該去反思嗎？不了解歷史，不去證實現實，那麼今後又將何去何從呢？好的就要去發揚光大，壞的就必須堅決去除，對於如此的一個簡單的常識，為什麼竟然有人就不懂呢？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里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