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7日訊】在「六四」屠城二十三週年的第二天，血債幫的毒舌《環球時報》6月5日某旅日學者署名評論《重建良善得靠底層平民》，以「最美司機」和「最美女教師」為由頭，煞有介事地說，「讓我們反思這個社會的冷漠和不信任的時候，應該將重建良善社會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底層。」

這話聽起來，很像是李鵬之女在今年中共「兩會」上建立公民道德檔案之提案的回聲。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那裡是從上往下、從所謂「代表」往「被代表」推卸責任，而這裡是從一邊往外、從所謂「知識精英層」往社會底層推卸責任：「有人將良善社會重建的重任寄予我們的知識階層，但筆者不敢苟同。北大教授錢理群直言，現行中國教育制度培養出一大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批判的是某些知識分子向權力奴顏婢膝的現狀。這些年，教育制度過分注重知識灌輸而忽視人格成長。錢教授這番話也是讓我們追問在中國，如何恢復獨立人格的價值、社會彼此信任這個更為根本性問題。」「答案是推動民眾發揚真誠合作的公共精神。」「今天中國面臨一個重建良善社會的任務，我們應把希望寄託於普通公眾，把更多的精力、熱情投放在基層。」

振振有詞，貌似成理。然而，拆穿東洋鏡，其實不過是億根攪屎棍，是一個無恥的理論陷阱。評論承認「數千年來，中國能屢遭入侵而不亡，這有賴士大夫階級對中國主流價值的捍衛、傳承。具有高度歷史責任的中國知識階層引領了近代歷次革命。當年的知識階層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和獨立人格。」那麼請問：是誰造成的「這個社會的冷漠和不信任」？是誰把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和獨立人格乃至中華民族的整個傳統美德扼殺了？又是怎麼扼殺的？不正是中共通過暴力和謊言運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卑鄙手段，包括利用底層的良善來打擊、扼殺良善的伎倆，來扼殺的嗎？既然是這樣，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在上樑不正中梁斜的情勢下，你說寄希望於底層、下樑，有用嗎？蒙誰呢？

再說，這不是否定「關鍵在領導」嗎？這不是對「黨的領導」的否定嗎？如果真的按照它設定的思維圈套這樣認為，那可就上當了。其實，它這就是在實施「黨的思想領導」。中共邪黨的所謂思想領導歷來就是這樣，歷來就是這樣一種沒臉沒皮、沒有原則、出爾反爾的邪惡嘴臉，只要能把人騙了，只要能把人心迷住，只要是達到了黨的目的，實現了「領導意圖」，那就算實施了「黨的思想領導」。因為「黨的思想領導」的實質，本來就是那個西來邪靈通過黨文化的思維方式、歪理邪說、觀念對人的頭腦的支配、操控。共產黨的手段其實就一個：不擇手段。

在天滅中共大勢已成，三退人數過億的今天，此文如同一根攪屎棍子，引誘人們的目光、心思陷入互相推諉的內鬥漩渦，因為中共眼下最需要的，就是轉移視線，轉移人們盯其「死線」——傳九評，勸三退的視線，就是對真相的全面掩蓋和對良善的繼續荼毒，尤其是對法輪功學員這一最良善的公民群體殘酷鎮壓的延續，包括對這一血腥罪行特別是販賣活摘器官那種「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罪行的掩蓋，對「六四」屠城等歷史罪行真相的繼續掩蓋，以期拖延被徹底清算的時日，儘量多拉點兒陪葬。而在中共看來，實現這種險惡用心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起所謂「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積極因素」，尤其是人們的良善、底層的良善，使人們更加「想不到」它們會那麼邪惡，以便它們在「良善想不到」的情況下，在「良善的意外」，肆無忌憚地行邪作惡。實際上，它們一向都是這麼幹的，現在還在這麼幹著，並將繼續幹下去，直至滅亡。

如果把《環球時報》的言論當作一個整體來考量，就會看得更清楚。因為雖然其作者和編輯是單個的，即使主編也不一定全明就裡，但是血債幫的意圖，血債幫作為中共邪靈末日代表的圖謀，那是很明確的。就拿該報在「六四」屠城二十三週年當天的另一篇評論《不同美國鬥力，要鬥智慧鬥胸懷》來說，就與上述評論一脈相承，沆瀣一氣。可謂左右開弓，內外惑亂。那支毒箭向內，糖衣麻藥，直射人心。這支毒箭對外，引而不發，打馬虎眼。別的不論，明擺著，有兩隻禿頭上的蝨子在那兒咬噬著人們的良善：一隻在咬噬記憶神經和「愛國熱情」，誤導人們淡忘「六四」、混淆「中共」與「中國」的界限，把「愛國熱情」綁架為「愛黨」情結，按照惡黨的鬥爭哲學思維，仇視美國。選擇的日子，足以說明這一點。另一隻在咬噬「愛國熱情」的同時，吞噬著人們的「善意理解」和視網膜，為血債幫維穩經費超過軍費的勾當編造藉口：「中國既然要發展，就得承受這個壓力」，「中美目前沒有直接軍事衝突的緊迫威脅，但都對它的出現有所擔心。這種擔心不應被刻意轉變成存心要打一仗」，「我們必須清楚，崛起時代的中國安全是很昂貴的，中國保持和平，有可能不比打仗的經濟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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