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明:中共的賣國經濟已經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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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5月29日訊】五月二十三日,北美洲的各大電視台在晚間的新聞中,都播出了當天由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報告中說中國製造的仿冒偽劣電子零配件,在一次對美軍的武器和設備的檢測中,發現已被安裝在這些敏感的高科技的裝置上了,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擔憂。

因此可想而知,今後不僅僅是美國,甚至是世界各國都會警惕中國製造的進口商品,或者是嚴格檢驗,或者就乾脆拒絕中國製造的商品進口。說一句實話,當一個國家長期貧困,內需拉不動,這本身就是這個國家政治上的大問題,因而造成的民生和經濟環境的艱難和衰退,以吸引外資成為世界加工廠,這既不是個什麼創舉,更不是個可以長期維持的好的經濟政策。

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的南美洲的一些國家,已經經歷過世界加工廠的做法,其後果就是當這些國家的生態和資源被破壞和枯竭以後,外資就紛紛的撤走了,留下的就是一片的荒涼景象和巨大的失業人口。事實上將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最終還是要把運作經濟的注意力放在本國的自主產品和自主科技產品上。

依靠外需拉動或者維持一國經濟的政策,不客氣的說,實在應該算作是一種賣國的行為。把一國的經濟命運交到了外國人的手裡,指望著外國人對商品消費的多與少,才能產生該國GDP的增與減,這和喪失國家的主權又有什麼不同呢?

共黨動輒就給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大帽子,又無端的煽動愛國主義的狂熱,其實在世界加工廠的政策之下,崇洋媚外的就是共黨自己。在中國大陸這個破了產的世界加工廠裡,由於急功近利,虛榮和貪婪,加上又不是個法制的社會的種種因素,生產出了巨量的假冒偽劣毒的商品,可國民的消費能力卻僅僅只佔到GDP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於是就只能向那些國民消費能夠佔到GDP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富裕國家去傾銷,以次充好的對外貿易政策,又必然帶來對外國政府官員行賄、送好處費、拉攏和對主要出口大國送大禮的種種的非法手段,作為附加的外貿開支,使得原本利潤就很低的共黨對外貿易的收益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二零零九年由於金融風暴的原因,當年中國大陸對外貿易額就減少了一半以上,現在全球經濟又陷入了第二次大衰退,指望著對外貿存活的中國經濟,不僅僅是同樣的陷入了二次大衰退,還要受到六十年來拉不動的內需的惡果,使得中國經濟徹底崩潰。

本人在這裡說的崩潰,是已經發生了的崩潰,而不是說行將崩潰,或者是將要崩潰,否則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共黨欠下的九十萬億元的國債和八十五萬億元新印刷出來的鈔票的原因了。二零零八年,說中國強大了,二零零九年說中國輝煌了六十年,這和朝鮮的金家父子把二零一二年定為是盛世朝鮮年是同樣的。

在一個極權統治的社會裡,信息被封鎖,語言治罪,擁有話語權的就只有統治者,究竟強大、輝煌、盛世與否就只有國民們,心裡最清楚了。一個稍有良知的公民,實在是沒有必要去為了這種政權辯解,或者是歌功頌德。

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翻看一下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就可以明白,滿清王朝腐敗黑暗,但是並沒有欠下如此天文數字的國債,更沒有製作巨量的白銀和銅錢去流入市場,造成物價的上漲和錢不值錢,以及民不聊生的情況。第一次、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當中,中國都是戰勝國,前後三十年間,中華民國的政府收復了全部曾經喪失過的主權。

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大陸之前的那三十八年中,因為內戰不息,又加上抗戰,到了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的時候,金融財政已是崩潰了,於是就大量的印刷金圓券和銀圓券,以代替銀圓,物價暴漲,錢不值錢。受影響最大的是工薪階層。對於占當時百分之七十農民所受的影響則是有限的,而現時共黨巨量的印刷鈔票卻是全民受害。

四九年以前的中國既不是個半殖民地、更沒有半封建,既是一個主權完整獨立的民主國家,又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國際社會上享有崇高的聲望,所以才成為了常任理事國。

那三十八年的中華民國時期的對外貿易額很小。一是因為中國工業基礎薄弱,二是戰爭不止,所能做出的出口貿易的商品,不過就是民族自主的手工業商品而已。出口到了世界各地,由於沒有假冒偽劣毒,所以信譽很好。

戰爭間民生是艱難的,但是人人都有自由謀生的空間,只要是不和共黨沾邊,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是保證的,政府從來沒有屠殺過人民和少數民族,也沒有搞過所謂的政治運動,把國民們分成三六九等,無端的把國民劃分成敵人,去批鬥勞改、抄家或者送到農村去改造思想。

記得在殘酷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文革結束後那短暫的政治寬鬆一點的幾年裡,時常聽到父輩的親屬、同事、朋友們在聊天中談到一九四九年前和後的兩個社會的比較,津津有味,顯示出他們在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生活、工作等等方面的回憶和留戀。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他們的這種情節的原由,其實就是政府的公權力不要去干涉限制或者去規定人們日常的正常生活。人們不受政府的干擾,那麼政府與國民之間就不會形成仇恨。矛盾永遠有,政府不殺人、不整人、不去害民,那麼任何矛盾都可以解決,而不會惡化成為仇恨。國民黨政府後期也有貪污,但比起共黨的貪腐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就以二零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發生為例,本人當時曾公開呼籲人們不要捐款,共黨宣傳說,又是強大又是國力增強的,就讓我們考驗一下共黨救災的能力。但是終歸是血濃於水,地震發生十六天以後,僅國內外的華人捐款的總數就多達四百四十億元,而共黨報出的受災人口是一千萬,也就是說,災區人民人均可以得到四千四百塊錢。

這對於受災的人們是個安慰,又幫助減少了共黨救災方面的支出。但是僅九個月以後,一個獨立調查的數字被公佈了,共黨的層層幹部們,把這四百四十億的捐款貪污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災區的人們買一個饅頭吃,共黨都要向他們收十塊錢。這就是說,共黨不但貪污善款,還要大發地震財,這就不是民間與共黨的矛盾問題,而是民間對共黨的仇恨了。

近日看到了一篇報道,題目是「超生罰款的去向不明」,報道中說,共黨體制外的獨立學者們經過長期的調查以後發現,從一九八零年到現在,如果按照每個超生嬰兒僅收一萬塊錢罰款的話,共黨就至少收入了一點五萬億到兩萬億的人民幣。

報道又說,這筆巨款中央財政是見不到的,都是在縣級政府和縣級以下的鄉鎮街道中流通和運轉,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罰款收入是由縣級和以下的計生部門使用,為的是激勵計劃生育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理由是這種缺德、得罪人的事是沒人願意幹。

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去聯想到兩個問題:一,是共黨體制性的全面腐敗,謊報、造假是極平常的事情,那麼實際的超生罰款肯定會是幾倍於這個一點五萬億到兩萬億的數字的。計劃生育工作者們以國策去謀取私人的發財,貪腐的款項肯定會是嚇死人的。

二,就是中央政府所做的人口普查的數字出入是極大的。這個一點五萬億到兩萬億的超生罰款就是告訴我們,在共黨宣佈的十三點三億人口之外,還有多達一點五億到兩億的超生人口是沒有被統計在內的。

大約是四五年前,就有做中國大陸人口調查的獨立學者們說,因為父母交不起罰款而不報戶口和長期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謀生的龐大的流動人口的超生嬰兒的總數,每年都是以三千五百萬到五千萬在增長之中。

二零零八年的上半年,共黨國務院的一位良知人士透露,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是十五億兩千萬。這就又說明共黨是知道中國人口的實際數字的,可是為什麼又在後來的人口普查中,宣佈出了一個十三點三億呢?添丁進口不僅僅是中國人認為的喜事,而且是對無論國籍、種族和宗教的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好事和喜事。好事喜事共黨也要瞞報,意圖又何在呢?

在這篇報道當中,獨立學者們調查瞭解到,浙江省在二零零九年的超生罰款就達到了八點九四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三;而安徽省在二零一零年的超生罰款為八點四五億,比二零零九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一。

學者們以平均九億元的超生罰款作為一個依據乘以三十一個省、區、直轄市,於是就得出了二零一一年總超生罰款額是二百七十多億,也就是說戶口外的人口是二百七十萬。但是參與調查和研究的學者們又說,這只是一個極保守的估計,實際的超生罰款究竟有多少?可能是個永遠也搞不清楚的議題,因為相當大的一筆罰款是直接進入了計生人員私人口袋的。

報道中提到了河南省新鄉市的一位基層計劃生育人員透露說,只要和計生人員搞好關係,送點禮,指標外的超生只交七千塊錢,不給收據也不打白條,連禮物帶錢全部進了私人的口袋。有人總結出一個現象,說是中央吃外匯,省市吃土地,而縣鄉吃肚皮。

聯想到一年以前,維基解密報出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共有五千個人在瑞士銀行有私人的賬戶,至於每個賬戶上有多少錢,維基解密就沒有透露,但是從去年暴露出來的鐵道部下屬的一個運輸局長就在美國銀行存有二十八億美元的私人存款,我們就不難推測,這五千個賬戶每個賬戶上的錢都不會少於二十八億的。

既然中央的人都做好的外逃的準備,那麼省市的人也必須跟進,扒房圈地,於中獲利,準備捐款外逃,到了縣鄉這一級的人,肯定是官小利薄,但是又不甘落後,於是就打出計劃生育的名堂去損人肥己。

盲人律師陳光誠先生因為揭露其中的黑暗和慘無人道,遭到了共黨長達六七年的監禁軟禁抄家毆打的種種折磨,而陳光誠先生是站在了人道良知和正義的立場上為民代言,因而得罪了物性貪婪的共黨,以至於不得不接受美國的保護,被迫背井離鄉遠渡西洋。

我為陳光誠先生重獲自由而高興,同時更令我擔憂的是,如果敢於為民代言的人,最終都不得不被外國政府接走保護起來的話,那又把歷來巴望著青天,巴望著有人能為民做主,替民做主的中國百姓置於何地呢?何況共黨治下是無青天,共黨團伙裡也沒有青天。

共黨六十年對國民的狼奶毒化,能夠真正站出來為民代言,替民伸冤的人是少而又少,難道中國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暴力腐敗的黑暗中,任由共黨奴役嗎?如此看來,做人還是應該要昂首挺胸的做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需要什麼人為自己代言,更不允許政府的權力替自己做主。

既然生而為人,那麼就享有上天賦予的權利,人人使用這個權利,自己做自己的主,那就是一國百姓們的民主,民主罷免政府,民主選舉政府,民主監督政府,民主可以使一個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而民主可以使人民做主人。

人民就是青天大老爺,政府官員是公僕,官員要去討好人民,而不是人民跪在地下磕頭乞求官員為民做主。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兩千多年裡,能為民做主的不過就只有包拯、海瑞等寥寥無幾的幾個官員,可是在共黨的極權專制之下,卻是一個都沒有。

一九三零年蘇聯的大饑荒,活活的餓死了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國大陸的大饑荒,活活餓死了當時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從一九九零年至今,朝鮮金家政權活活餓死了朝鮮人口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這三個共黨政權餓死的人口總數超過八千萬,為民做主、為民代言的共黨官員卻是沒有一個。不但如此,極權政權還不允許挨餓的人逃荒。近日韓國的外交部終於證實了四名的韓國公民因為營救在中國境內滯留的朝鮮難民,在今年的三月份被共黨的公安逮捕了,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罪。

這個被指控的罪名就使人感到含糊不清,究竟是危害了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還是危害了朝鮮的國家安全。據統計,已經有超過兩萬名的朝鮮人是逃往韓國,而中國大陸就是他們逃生的中轉站,因此中國的遼寧省就成為了韓國的人權組織與朝鮮的間諜特工們的秘密戰場。朝鮮的難民們說,韓國人是在努力的營救他們,把他們轉送到韓國去。

而朝鮮與中共聯手是在抓捕他們,並把他們遣送回朝鮮去受懲罰,甚至被處決。對於任何一個極普通的人,見到了有人挨餓求救的時候,都會自然而然的給予幫助,而共黨極權就完全不同了,不但不幫助、不救濟、還不准逃荒,逼著挨餓的人是只需呆在原地活活餓死,然後有大肆的宣傳盛世輝煌。人們說共黨無人性,中朝兩個政權對挨餓人的這一個做法,正是無人性的表現。

美國發表了世界的人權報告,批評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是持續惡劣。共黨也馬上發表了一個人權報告,指責美國是人權狀況最惡劣的國家。當人們面對著這兩份人權報告的時候,我是相信,信服美國這份報告的人是絕大多數的,而認為現在是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的人絕對是寥寥無幾的。

被騙了六十年的中國人,如果還有人相信騙子的話,我們也只能說這樣的人已經異化了,不足與語。我始終認為,一個人或者一個政權的最基本的標準那就是禮義廉恥這四個字,而恥,是最後的底線,當一個人或者是一個政權到了不知恥的地步上時,就證明人性依然全部喪失了,而替代物就是獸性。

一個不齒於人的獸性團伙就如同一群豬狗,在一群豬狗當中,非要去找出開明豬狗、改革豬狗、保守豬狗,那是徒勞無益的,忽略了人性和獸性本質上的根本不同。假如說上天創造了奇跡,豬狗群當中真的出現了開明豬狗、改革豬狗的話,就憑著我是一個人,也絕對不會去支持擁護或者是服從緊跟開明改革的豬狗們的。

人就做人該做的事,把做人的權利和尊嚴從豬狗的嘴裡奪回來,人的社會不能任由豬狗們去猖狂,如果說中國的國情確實有不同的話,那就是共黨這個獸性的團伙在中國實施了歐洲中古世紀的極權統治,瘋狂的破壞了中國的一切。而現實中國所需要的,那就是每一位中國人都能自己為自己做主。匯合起來就成為了一個十六億人口的民主力量,而中國的國情也就正常了。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裡,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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