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5日訊】時下中國的怪事多，5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的出版發行，應該算得上一件。為什麼？因為這是部分文學藝術家向毛澤東親手製作的扼殺文藝自由的絞架頂禮。抄寫者當中，有些老人當年是歷次運動老將，有的在「文革」中曾被批鬥，一些年逾五、六十的中老年文人的成名，則是依靠80年代疏離毛的黨文化另樹一幟。如今，因向當局敬獻「投名狀」的政治需要，這些人終於走到一起來了，摹彷彿教徒手抄佛經的虔誠，將毛的這份講話抄寫了一遍。

這是什麼精神？這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重症患者的精神；抄寫者在向當局展示他們的政治虔誠之時，更是讓世界看清他們儘管早已修煉成各種文化班頭、藝術教習，但終究不過是一群終身戴著鐐銬跳舞的宮廷舞者，朝廷有需要時得獻歌獻舞，恢復舞者本相。

且說說這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篇什麼物事。在上世紀80-90年代，一些曾親身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黨內老人如李銳先生等都曾回憶過這段令許多革命者喪失尊嚴的紅色恐怖時期。這場運動起始於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運動開始的標誌；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運動宣告結束。其中，毛澤東1942年5月2日至23日的兩次講話（即《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據稱對延安文藝界的整風運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已故歷史學家高華曾對這段歷史有過獨具慧眼的深刻研究，他認為毛澤東召開文藝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最終確立自己作為文藝界大法師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文化人不聽話，不尊重領導」。這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標誌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五個層面：

一、文藝是政治斗 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 『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二、與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對他們的改造。

　　

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

　　

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五、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在同類研究中，高華對這場運動的總結很到位。我無從猜想這百位抄寫者在謄抄這篇講話時懷抱一種怎樣的心情？他們難道真心承認自己比工農「骯髒」與「無知」？他們願意重溫當年「無產階級」對其曾施加過的半暴力「教育與改造」？他們難道聽不到今天中國的「工農兵（復員軍人）」正通過每年逾20萬起的群體性事件在發出反抗的怒吼？

將中共比之為綁匪，可能會讓不少中國人覺得不舒服，但從中共挾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所有社會資源並迫使中國人聽從其號令這點來看，其實與綁匪本質相同。在淪為人質的中國人當中，這百位文化名人在才賦上自有其傑出之處，那麼多人拚命往上爬，卻只有他們能爬上文藝界階梯的頂端，足以彰顯其才賦優越。但才賦的優越也無法掩蓋一個事實：他們已完全被中共黨文化馴服，其行為具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所有特徵。且看：

　　　　　

「人質感到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中共至今仍然掌管著他們的飯碗與福利，在「不服從者不得食」的鐵則下，他們還需要依靠體制的物質恩賜；

「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會出加害者略施小惠的舉動」——與同類群體相比，他們感到黨賜予他們的待遇很不錯。除了見到級別更高者需要打躬作揖之外，在大多數人面前，已經很有上等人的感覺；

　

「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部信息」——中共長期控制媒體，限制學術自由，而這些人由於自身的文化班頭、藝術教習地位，早已成為黨的宣傳工具，他們也不再傾聽官方媒體之外的聲音，部分人自覺地相信那是「腐朽的西方文化」，或是海內外敵對勢力在造謠。

　

「人質要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經歷過改革30餘年，中國出現很多問題，朝野不少人虛構了一個平等、底層人人有工作與免費醫療的毛澤東時代並懷念之。於是這百位文化名人認為，要從毛的陰影下逃脫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乾脆做個在當局眼中表現優異的馴服者吧。

知識群體的墮落，標誌一個社會徹底的墮落。記得當年一位研究當代文化史的人士曾收集了許多文化名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親筆寫下的認罪書、檢討書，準備結集發表。但這些文化名人當中的在世者與逝者家屬均表示強烈反對，聲稱一旦出版，將全力以赴訴諸公堂，並在經濟上徹底整垮這位研究者。不讓出版的理由中最強的一條是：當時政治壓力太大，誰也頂不住。但觀看今天的中國，我實在不知這百位文化班頭對自身向創作自由絞架頂禮的可恥行為有什麼說辭？是什麼力量驅使著他們寫，個別人即使象「吃蒼蠅」也還要寫？是不寫這份投名狀會被處死，還是沒有高幹病房入住？是陞遷道路受阻還是擔心進不了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些人當中的不少人其實墓木已拱，黨能夠賜給他們的現世利益不會更多了，寫下這投名狀，只能說他們對中共專制只剩下諂媚的「勇氣」，只會說「聖上英明，臣罪當誅」。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