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4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 蘇俄命令和指揮中共背叛國家民族以「武裝保衛蘇聯」

為了了解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這個武裝叛國口號的由來，首先有必要將「中東路事件」的來龍去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後，蘇俄為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參見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一九二八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我國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亦為方便指揮中共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于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注十一】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里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于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餘軍閥的武裝叛變和中共的武裝叛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於是，蘇軍很快佔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里、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佔。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后，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十二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甦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我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誠然，中東路事件在我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為蘇俄對沙俄掠奪我國主權的繼續。尤其是為了維護舊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新沙皇俄國竟能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從而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后第一個公然和公開侵略我國的惡鄰。所以，此時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發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與蘇聯對我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 —— 這在蘇俄，就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問題，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國，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這在中共，就更不僅僅是武裝叛亂的問題，而已經完全成為對祖國和民族之史無前例的公開出賣和背叛，即武裝叛國了。難怪彼時陳獨秀曾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這個「無國家、反民族」的口號和決議，更難怪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對此一口號和決議，亦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這個徹底地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卻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堅決命令和指揮，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叛亂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我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叛亂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叛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注十二】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注十三】

　　

但是，在中東路事件上，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強行佔有和武裝佔有別國主權者。而由中東路事件所導致的戰爭，又是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由是，在自己祖國遭受蘇聯大規模侵略時，蘇聯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祖國和保衛蘇聯，甚至在日本已經公然侵略我國，佔領了我國東北，卻並不曾侵略蘇聯時，蘇聯又進一步命令中共不要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卻要為保衛蘇聯而在自己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趁機推翻本國正在實行抗戰的政府 —— 蘇俄對一個鄰國的無恥野心，實為史所罕見。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叛國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供職的人員。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覆，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 —— 蘇聯。」【注十四】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佔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借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裡應外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顛覆中華民國，出賣中華民族，以保衛蘇聯。這五條指示是：

　　

一、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党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二、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衝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注十五】

　　

三、黨應當特別關注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採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四、黨應當更加關注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將給予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革命化影響，使工人運動活躍起來。由於滿州的衝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特別是在滿州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

　　

另外，指示信還要求中共「應當全力興起和激化階級衝突，領導群眾暴動，隨著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的，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黑體為引者所加）即為了適應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需要。此可謂一語賣盡「天機」。【注十六】

　　

然而，當侵華戰爭已經因斯大林重新奪取了它在中國的特權而停止以後，蘇俄不僅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不能有絲毫改變，甚至更進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繼續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擴大武裝叛國。

　　

一九三零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一文，該文指出「把中東鐵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更象是一場戲的序幕……」

　　

為了使中東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叛國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如前所述，其決議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又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一文，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還在繼續上升……」，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開會，作出了「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指責中共黨內有「右傾機會主義與剝削分子的聯合……放棄和輕視了為擴大蘇維埃運動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乃立即發表社論，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就」，並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立即轉載了這篇社論。

　　

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蘇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殘餘軍閥叛亂的戰爭剛剛勝利結束，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正甚囂塵上，乃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地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

　　

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國際在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發出的呼籲書中曾稱：「侵佔滿州 —— 這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苦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也是對我們的戰爭。」從而進一步號召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由是，中共乃假託日本侵略我國的目的是為了侵略他們「工人階級的祖國 —— 蘇聯」，而加緊了武裝叛亂的步伐。此後，中華民國與蘇聯雖然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談判並恢復了外交關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經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間和在此之後，蘇俄仍然在指揮中共繼續叛國，直至指揮中共製造「兩個中國」。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共產國際仍希望中共「通過革命戰爭來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全國政權」。【注十七】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就繼續向中共提出了「發展蘇區與紅軍」和「推翻國民黨」等六大任務。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產國際又派出軍事顧問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蘇維埃國」軍事顧問，控制紅軍指揮權，與在莫斯科的王明遙相呼應，堅持命令並指揮中共繼續武裝叛國。

　　

此時，雖然日本帝國的侵略日漸擴張，中華民族的危難日趨深入，但據中共黨史專家「揭露」說，唯「共產國際認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形勢很好，稱這個時期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共產國際所指的「武裝干涉」，自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軍對叛亂和叛國者的圍剿，而非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注十八】

　　

於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發表米夫「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文，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同時用各種文字精裝出版毛澤東鼓吹「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和只有煽動農民造反、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持武裝割據才能顛覆中華民國」的小冊子（參見下文）。蘇俄欲假手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願望，顯然一時難收。

第三 蘇俄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

應該說，中共自建黨以來就將蘇俄的任何指令當作聖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時，最後也都是按照蘇俄的命令辦，即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九二七年之後，已經被國民黨清除出了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就更是以蘇俄為依賴，樣樣以服從俄命為天職，直至不惜以叛國為效忠。誠如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所言：「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開）所通過的黨章極其強調共產國際集中領導，極其強調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極其強調服從共產國際。」【注十九】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曾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所以，一旦中共叛亂叛國失敗，就一定是中共沒有堅決執行蘇俄的命令和指揮，罪過只能在中共，絕不允許諉于蘇俄或共產國際。再則，儘管中共對蘇俄的命令和指揮已經照辦執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僅僅是自產自銷了一些土政策，蘇俄亦絕不容許。其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蘇俄在中共黨內「倒李扶王」事件的發生。

　　

在中共的黨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線鬥爭，即第一次路線鬥爭，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王明路線同立三路線之間的殘酷鬥爭。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卻說，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都是左傾路線，都來源於蘇俄共產國際的理論和路線。他們說：「共產國際理論和路線的重要影響，是立三路線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是立三路線制定武裝暴動戰略總方針的理論根據；把俄國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是形成立三路線城市中心論的主要緣由；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錯誤鬥爭是造成立三路線大反右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線從整體上來看，來源於共產國際。」【注二十】並且，「無論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還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長期指導下發生的，他們的左傾路線從根本上說也都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只不過「王明的特點是洋教條，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而李立三則搞了不少土政策，別出心裁地制定冒險主義暴動計劃，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等等。……雖然王明在某些左傾冒險做法上有所收斂，但在實質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用王明的眼光來看立三路線的錯誤，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線是右傾的結論」。【注二十一】

　　

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也過於地輕描淡寫了一點。蘇俄之所以要掉馬換將，打擊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幾省發動叛亂和叛國的行動失敗了，共產國際必須諉罪于李而不能自張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經共產國際批准，就擅自通過了他的叛亂和叛國計劃，並敢對共產國際稱大和鬧獨立，所以共產國際才深感權威發生動搖；【注二十二】三是李立三為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設計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計劃，居然就敢將蘇聯拖進危險的境地，【注二十三】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須服從蘇聯和聽命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無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蘇俄必須在中共黨內扶植一個絕對恭順的奴才。於是，彼時「不要祖國和沒有祖國」的王明，便扶搖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夠被蘇俄相中的自身條件，一是他在蘇俄時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弟子和紅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對蘇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擊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內的異己力量；二是在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大舉入侵我國時，王明居然能夠一口氣寫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並把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陳獨秀罵得狗血噴頭，其忠於蘇俄和叛變祖國的積極表現，從此獲得了蘇俄的歡心；三是賣命反對立三路線，狠批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注二十四】提出兩條路線鬥爭的口號，以明確反對「立三路線」，鮮明地擁護「國際路線」，從而既為共產國際命令和指揮中共叛亂、叛國的失敗作了辯護，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線之後，能夠更加堅定地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總此三條，終於促使共產國際派米夫來中國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強行扶王明上台，使一個在中共黨內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娃，竟成為中共一黨的領袖，從而保證了中共對蘇俄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絕對執行，保證了中共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將叛亂和叛國推向一個又一個新高潮。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論，「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議，充分地表達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觀點，認為只要舉起『兩條路線』鬥爭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鞭子，就可以把國際路線貫徹到蘇區和紅軍中去，實行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紅軍的控制。」【注二十五】新沙皇俄國及其工具共產國際，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在要比老沙皇遠遠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注 釋

【注十一】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在蘇俄駐哈爾濱領事館查獲大量蘇俄及第三國際與中共的來往函電，與蘇俄及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蘇俄及第三國際的彙報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資料仍藏於台北。

【注十二】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轉》第一一三頁。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注十三】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注十四】 《國際通訊》第九卷第六四期。

【注十五】 改組派是由原汪系國民黨親俄親共派演變而來，亦為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在中東路事件上，改組派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堅決地反對蘇俄侵略，故招蘇俄忌恨。蘇俄方命令中共要殺盡國民黨改組派。

【注十六】 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五七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注十七】 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七八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注十八】 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八零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參見王明《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另見《王明傳》。

【注十九】 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注二十】 曹、戴：《王明傳》第一七三頁。

【注二十一】 曹、戴：《王明傳》第二零二頁。

【注二十二】 中東路事件之後，李立三為執行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曾擬定了《新的革命高潮於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李向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呈報后，未獲同意，李便擅自將此決議下發，並要求撤換羅伯特。嗣後，李又拒絕接受共產國際要求停發該決議的命令，並在會上說：「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而忠實于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說：「在佔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由是而激怒了蘇俄和共產國際。這便是蘇俄和共產國際一定要「倒李」的由來。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注二十三】 由於李立三的武裝叛國計劃大到了既要在廣州、香港等地組織暴動，以將英國捲入；又要在哈爾濱、大連等地發起暴動，引發日本和蘇聯的衝突；甚至建議第三國際採取進攻路線，促使蘇聯紅軍向我國東北發動進攻，並讓蒙古人民共和國發表作戰宣言；最後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戰。這就把蘇聯拖進了「危險的戰爭泥淖」，實與「武裝保衛蘇聯」大異其趣。這是蘇俄決定「倒李」並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參見黃平：《往事的回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注二十四】 共產國際鑒於李立三的「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批判和處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僅僅將李立三的錯誤歸結為「戰略上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所以第三國際才指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執行的是「調和主義」的路線。王明因深諳其意，乃挑起「兩條路線」之爭，以推動「國際路線」對李立三「行左實右」路線與六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批判。

【注二十五】 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七二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